【独家】张杰:“反例”or“不正常”,中国金融发展之道在何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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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者按:从金融危机前的9万亿到如今的逾22万亿,国家债务一直是悬在美国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日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国会领导人达成协议,决定再提高“债务上限”续命,但以新债补旧债的法子会支撑多久还是未知。中国恰好提供了一个金融发展的“反例”。如何理解探寻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教授张杰4月23日在人大重阳对话名家系列讲座上对此做了深度解析。本文由速录整理而成,已由本人审阅。

  1.在一些美国经济学家的眼中,中国恰好提供了一个金融发展重要性的“反例”。

  2.中国的特色就是大内部金融市场和小内部金融市场的结合。大内部金融市场匹配于政府低负债,小内部金融市场匹配于民间低负债。中国是一个“负债厌恶”的国度。

  3.我们应当向欧美学习借鉴其金融市场经验,而不是简单照搬一些花里胡哨的表层框架来装点门面。

  4.研究中国问题,理论工具永远是必要条件,而人文涵养是充分条件,主流视角下中国经济存在的诸多悖论需要在中国特定的制度视角下方可还其本来面目。

  

  张杰: 我今天给大家说说近来读书的点滴感受。我现在的生活状态,除了给学生上课是第一要务,另外就是读书。我现在悔恨当学生的时候没有抓紧时间读更多的书,现在已经年过半百,后悔来不及了,所以得争分夺秒地看书,书看多了以后就有些想法。所以,今天晚上这个题目,虽然和我们2月份中央那个会议的精神有点契合,但我的角度可能是个远视角。大家可能会联想到中国的金融现实,特别是走中国有特色的金融发展之路,或者金融供给侧结构,但我不直接谈这些问题。

  下面我分几个步骤和大家讨论一下这个问题。原来我的副标题是“制度金融学视角”,过于宏大,所以我选择了“内部金融市场视角”,这个角度对大家而言可能有些陌生,我尽量说得清楚一些,如果解释不清楚,那就不是陌生的问题,而是尴尬的问题了。

  

  引言:从Allen-Gale悖论到Mishkin问题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增长、社会稳定、社会进步,中国人逐渐地在全球舞台上扬眉吐气,从原来说话不是特别得硬气,现在开始能够大声说话,原来是站在舞台边缘说,现在已经可以站在舞台中央侃侃而谈。40年改革开放给中国人带来了许多变化。这些变化不用我在这里说,现在各大媒体,各种文献,各种著作,读都读不完,更何况手机上还有许多。

  其中有个令人不解的问题是,中国改革开放已经40年了,全球的学者仍然在纠结着,说中国经济增长无论如何都显得“不正常”。为什么?中国经济虽然增长了,但是通过一些不正常的因素支撑着。这个“不正常”从哪儿来?从主流经济学视角看过去,中国人现在是“财大气粗”,但支撑“财大气粗”的因素,从主流经济学教科书、文献当中都找不到合理的解释。

  美国经济学家富兰克林·艾伦(Franklin Allen),道格拉斯·盖尔(Douglas Gale)写过一本名为《比较金融系统》的书,他们在其中文版的序言中,给中国读者说了几句话,这一说不要紧,还真露怯了。向来我对他们的著作充满敬意,但看完这几句 话之后觉得他们对中国问题还没有入门。他们说:“与传统共识相比,中国恰好提供了一个反例”,什么是反例?就你们(欧美)是正例,中国只能是反例?! 他们接着说:“按传统标准,中国的金融体系是个失败的系统”,话锋一转,“但实际上中国已经取得了超过世界上任何国家的经济增长。”这是极具代表性的一句话,道出了一个风行全球的悖论,这个悖论充斥在主流经济学教材以及文献的字里行间,透露出对中国经济崛起的不解。

  美国一位名叫奥尔利克的作者2011年3月曾在《华尔街日报》上发表了一篇短文,认为中国的银行体系是“一头怪兽”,但即便是这样的银行体系,也照样“为经济带来增长,为投资者带来回报”。中国银行体系崛起是全球金融发展史上划时代的事件,中国这40年支持经济改革开放发挥重大作用的中国银行业和欧美商业银行不一样,但是逐步成长壮大了,现在全球最大的四家银行就是中国的四大行(工农中建)。一开始,全球的人都说中国的商业银行和“巴塞尔协议”的要求不相符合,注定无法成长。几千亿资产时说它快倒闭了,几万亿资产时也说快倒闭了,几十万亿资产时还在说快倒闭了。现在几大行资产加起来接近百万亿了,逐渐没有人说这四大行要倒闭了,但他们的疑惑并未消解。

  有一本风靡全球的大学教科书,中译名为《货币金融学》,作者是哥伦比亚大学的米什金(Mishkin)教授,他在第11版第8章的一个“应用”中同样提问:“中国是金融发展重要性的反例吗?” 教材和著作是不一样的,教材是要传播正确的知识,要提正确的问题,特别是要提能够达成共识的问题。教材一般都有标准答案,著作没有标准答案。米什金教授接着也问到:“中国金融发展水平较低,它是如何实现迅速的经济增长的呢?”几乎所有的学者看待中国银行业和经济增长的关系时口吻竟然是如此的近似,如此的不谋而合!

  什么是反例?我对反例这个说法很反感,当中国经济曾经引领世界经济时,欧美国家还在干什么呢? 美国日裔学者福山曾经提出“历史终结论”,后来连续出版了两本著作,来进一步阐释自己“历史终结论”的框架,其中听取读者建议打了一些补丁。不管怎么着,“历史终结论”已经传遍全球。福山历史终结论要表达的意思是:西方的制度是亘古以来最好的制度,哪怕到地球毁灭的那一天也是最好的制度。也就是说,大家别再探索别的什么制度了,我们欧美国家已经给你们造好了最好的制度,你们就照搬吧。

  基于此,我们就比较容易理解前述所谓中国“反例”的意思了。你们中国的制度,中国的经济增长道路,太不正常了,不正常就意味着不可持续。这俨然是“历史终结论”的经济金融版本。

  我们这一代人是看着中国改革开放一路走过来的,中国目前的经济增长虽然出现了减速,但增长百分之六点几的速度依然不低。若着眼于经济学常识,我们希望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逐步慢下来,因为增速放慢意味着经济稳定了、成熟了,只有不成熟或者处在成长中的经济才会高速增长,中国经过40年的高增长(平均增速9.5%),增速应该慢下来了。西方国家增速超过2%就已经很好,增速0%也不要紧;增速慢,下降到6%左右,或者停留在6%的某个区间,意味着中国经济经过迅速崛起之后趋于稳定了。稳定意味着什么?稳定就是幸福感,意味着我们闲暇时间更多了,难道不好吗?因此,我们没有必要非得追求9%、10%的增长!那是不正常的,有违经济发展规律的。

  与中国经济崛起相映成趣或者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的学者仍然没有站起来。说的直白一点,不少学者仍然盲目拜倒在主流经济学的石榴裙下。中国经济改革与开放已经过去40年了,中国学者的自信与骨气还没有建立起来,这是一种严重的“缺钙”现象。西方的学者不一定懂得和理解中国,他们为什么很有底气的在一些教科书、文献上面反复地强调中国是反例,何等傲慢;不懂中国还指手划脚,哪来的底气?我们自己需要反思,这实际上不完全怪人家,因为我们自己把理论解释权拱手相让。

  我想再说说这个副标题的事儿,也就是为什么要从“制度经济学视角”调整为“内部金融市场视角”。我想选择一条“羊肠小道”深入进去,看看决定我们国家经济发展道路最底层的金融因素到底是什么。对于经济学研究来说,看问题一定要着眼于最底层的因素,只有如此,我们才会有底气,心里才会放心。这就是“大处着眼,小处着手”的秘笈。相比之下,“制度金融学视角”显然过于宽泛,不可能触碰到细节,看待问题最多是浅尝辄止、浮光掠影,最终只能落得个隔靴搔痒的结局。迄今为止,全球的学者包括中国的学者仍然没有找到理解中国金融体系、金融制度、金融道路的真正细胞与基因,打个比方,自然科学界在做人类以及其他生物的基因组排序,据说取得了不小的进展,但是对于中国金融体系、金融制度的“基因组”排序,还没有学者开始着手。问题当然是多方面的,但我窃以为,没有找到金融制度的“细胞”和“基因”是关键。这就是我为什么选择“内部金融市场”视角的深层次原因,因为我认为此视角中包含着解读中国金融体系或者金融制度演进密码的“基因”。

  显然,下面我们要做的工作,就相当于找寻中国金融体系的细胞或基因,并且尝试着排排序,我希望有更多的人跟着我一起来给中国金融制度的基因排序。这相当有价值,中国经济金融迟早要成长为巨人,但必须以这个基因作为基础,而不是从国外嫁接进来一个什么东西,然后盼着开出几朵制度奇葩。

  顺便提一下,近些年来,大分流或者东西方经济分岔一度成为世界级话题。其实,这个问题提得很有价值,价值在什么地方?在于凸显了东西方两个视角,而不是此前欧洲中心论的视角。但遗憾的是,迄今大家针对此问题的讨论尚未成为理论主流,当然不少讨论仍然没有合理的路径。这并不意味着今天我从此视角进行的讨论就找到了合理路径,我只是尝试性地给大家提供一个我的思路。 我认为,要理解中国目前面临的金融问题,包括金融供给侧结构,如果不从内部金融角度入手,是不得要领的。

  这里有一个重要的提示,我国内部金融市场,有大内部金融市场和小内部金融市场之分。大内部金融市场支撑的中国40年来的改革与增长。举例,我们40年来经济增长平均速度9.5%,银行体系提供信贷的增速18%,哪一个银行体系能够如此坚韧不拔地给高速经济提供金融支持?这也是我们现在依然没有理解透的一个方面。

  说到内部金融市场,国有银行给改革进程中的国有经济提供贷款便是内部金融市场的典型例证。 有人会问,凭什么国有银行只把钱贷给国有企业?原因很简单,那是因为它们知根知底,不然的话,凭什么叫做“内部”金融市场呢!在不少场合人们会问,国有大银行为什么不怎么情愿给小微企业贷款,非得中央和监管当局三令五申才向这些企业伸出援手?仅从理论上说,银行体系是要和熟人经济打交道的,毫无疑问,国有银行天然地对国有经济、国有企业更熟,做贷款计划首先想到国有企业顺理成章。大银行给小微企业贷款反倒是有点突破银行体系的熟人金融格局。因此,至少在理论层面上,我对这个问题保留意见。

  与大型企业的高信贷获得度相比较,小微企业金融困局牵扯其实到另外一种内部金融市场,这也是我们随后将要讨论的问题核心。但是,这个问题虽然名曰“小”,其实不小,毋宁说是很大很深。仅就小内部金融市场为什么重要这个问题,若要得到哪怕是最最初步的答案,也必须得从更为久远深邃的历史时空去搜寻。好在中华文明5000年延续不断,为我们搜寻答案提供了无比广阔的历史平台。

  

  一、不妨从中国历史上的高利率说开去

  谈到历史上的利率,我们不能不提两位美国学者霍默和西勒的《利率史》,它可以称得上是西方最有名的研究利率历史的著作,这本书很厚,可谓是煌煌巨著,这两位学者的艰苦工作也让我叹为观止。

  涉及到中国历史上的利率问题,这本书做如是说:“纵观中国悠久的历史,信贷结构一直不是很发达。在中国,信贷一般都是从私人或者当铺那里获得个人消费贷款的形式,用于生产目的的信贷即便在现代时期也十分罕见;商业信贷一般都用于投机目的,利率往往大大高于农业或者工业的正常盈利能力”;“在中国,信贷从来没有服务于经济发展目的,不像在欧洲和美国”。根据这本书的粗略统计,概括地说,自公元前2世纪至17世纪中叶,中国平均年利率水平在60%至120%之间,远高于欧洲的10%至15%。当然这些利率既有私人的也有官方的,通常情况下私人利率比官方利率要更高一些。

  尽管我对他们的学术努力倍感钦佩,但还是不得不说,在涉及中国长期历史进程中的总体利率水平及其性质问题上,他们明显存在严重的误判。不用细究,按照常理,如此高的利率水平,经济增长的成本必然高企,任何时期人们试图推动经济增长的动力都会被极高的资本成本侵蚀殆尽。若果真如此,中国历史上那些曾经照耀世界文明演进之路的繁荣盛世从何谈起;缺乏了经济增长与财富积累,中华几千年的文明又将如何延续!

  西方学者的结论并不孤立,在中国历代典籍特别是正史和官方的有关文献上,利率记录更为触目惊心。本人攻读硕士学位的专业方向是货币金融史,对此领域的文献钻研不深但有涉猎,因此多少有些发言权。《管子·轻重丁》中就有利率调查记录。据说,齐桓公曾派人奔赴四方进行信贷调查,结果,四方皆有放债,但利率各异。折合成年率,当时齐国西部利率为100%、东部与南部的利率为50%、北部的利率为20%。相比之下,平均利率水平远高于同期的西欧国家。

  唐代特别是盛唐时期经济发达、社会稳定,这个“万花筒般”的朝代长期以来寄托着不少中国人的荣耀与梦想。不过,在盛世繁华的另一面,这一时期的民间利率和官方利率均高得让人难以理解。 据唐代官方文献记载,当时的法定利率一般在年率60%以上,民间利率则更是在年率100%之谱。根据《宋刑统》(卷26)的记载,唐开元25年(737年),法定月息竟然一度高达60%!彭信威是中国货币史的大家,他写的那本划时代巨著《中国货币史》恐怕不会有人超越,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据其记载,北宋利率虽然低于唐代,但青苗钱利率40%,南宋利率也在三分(30%)之谱。

  中国唐宋时期拥有极高的利率记录,这是一件极不寻常的事情。为什么不寻常?因为它不符合经济学常识,如此高的资金成本,那经济增长的负担得有多重?面对奇高的利率,谁去投资?按照常理,根本不会有人去投资。原因很简单,资金成本如此之高,只有濒临绝境的人才能借钱,比如赌徒、吸毒者,难道盛唐赌徒成群吗?或者盛唐的时候已经有人吸毒?这当然都是笑话,如此高的资本或资金成本,和我们印象当中的盛唐两宋经济繁荣极不匹配。

  这就是问题所在,怎么办?史料言之凿凿,盛唐气象也是史料昭昭,那么,支撑了盛唐两宋经济繁荣的金融因素到底是什么?眼下,我们正处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之中,支撑改革开放40年平均9.5%经济增长的金融因素又是什么?以上两个时期之间有无内在的历史逻辑联系?我们期待着能从历史逻辑中找到解读悖论的线索。

  英国学者安格斯·麦迪森教授曾经写过一本名叫《世界经济千年史》的书,其中的亮点是寻找和梳理经济历史数据,通过历史数据刻画世界经济历史演进逻辑和发展大势;虽然不乏争议,但其学术首创之功依然值得赞许。根据麦迪森教授的刻画, 唐宋时代,中国的人均GDP是唯一持续超过欧洲人均GDP的时段,前后大概持续600多年,若将中间的五代十国减去,也有大概5个多世纪(1820年以前,中国经济总量占全球的比重,最高的是1820年,大概32.9%,远远超过目前美国经济总量占全球经济的比重)。 这5个多世纪是中国古代经济发展最好的年代,其中长期被盛唐遮盖了光芒的两宋经济特别是南宋经济,是那个时代全球经济发展的奇迹。而且,据有关文献研究结论,它还是唯一一个依托商业税(特别是市舶税)支撑国家运转的王朝,最高时,商业税占到整个财政收入的70%。在人们习惯地称其为农业帝国的时代,这是极不寻常也极不简单的事情。但问题是,那个时代有记录的利率却很高,王安石的“青苗钱革命”最终也未能获得成功,给金融史留下了千古谜题。

  中国金融历史上长期存在“两级怪象”,要么高利,要么赦(废)债。相关史料中,废债与高利的历史记录都不少,最著名的当属冯谖焚券(借据)为孟尝君“留后路”的事。这种现象到底意味着什么呢?史书总是倾向于记录极端事件,这些事件容易“抓”人们的眼球或者“刷”存在感;越是抓眼球的事儿就越要记录,那些与老百姓息息相关的稀松平常的事情反倒不容易留下“蛛丝马迹”。

  这里有一个合乎逻辑的推测,唐宋经济繁荣必有与之匹配的金融制度与金融市场,或许,这种金融制度或金融市场对于今天已然深受主流金融理论熏染的我们而言,注定感到十分陌生,从而难以理解。 回过头来想,唐宋的经济繁荣也是由一大群有血有肉、要喝水吃饭的人推动的,这些人并不是什么餐风啜露的神仙。所以,我们应当设身处地地为那个时代的老百姓着想,想象他们是如何操持自己的事业,共同支撑和分享属于自己的经济繁荣。完全可以想象,那个时代肯定存在一种与其经济繁荣匹配的低成本的金融市场。当然,有人会问:你下这个结论,不是要和凿凿史料较劲吗?没有历史依据,你凭什么说那个时代有一种低成本的金融市场在支撑着唐宋繁荣呢?

  这里需要寻求历史逻辑的帮助。可以这样说,在中国十几亿人当中,能够完整阅读一遍《二十四史》的人恐怕是凤毛麟角,能通读一遍其中《食货志》的人也大致寥寥无几。《二十四史》的确卷帙浩繁、浩如烟海,即便皓首穷经、废寝忘食,也没有几个人能够读完,更不用说读通读透了。即便如此,像《二十四史》这样的正史,所能记载的东西恐怕只是千百年来人们政治经济社会文化诸领域生活的多少万分之一。可以肯定的是,普通老百姓的绝大多数生活是进不了《二十四史》的。

  因此,正史当中记录的东西,我们不能否认它们确属事实,但一定不是事实的全部。忽略掉的份额到底有多大,我们不得而知,但这种忽略却实实在在地影响着我们对某些历史时期真相的判断。假如唐宋时期的正式高利记录只占当时全部融资活动的1/10,若我们把这个1/10放大到1/5、1/2,甚至覆盖整个社会金融活动,那就要误读历史。说到这里,我不禁感叹,相对于前人,后来的人多少有些无奈。岁月荏苒、逝者如斯,千百年之前的事情,时过境迁,与当下人们的生活渐行渐远,既然与当下的生活没有多少瓜葛,其在人们日常生活与情感中的分量也就轻如飘絮。因此,当代绝大多数年轻学者,很少有人设身处地替古人着想。针对于此,当年陈寅恪先生反复强调对待历史需要秉持“了解之同情”理念,也就是对历史世界要投以同情之眼光、理解之态度,只有如此方能与历史典籍上所记载的那些事情同呼吸共命运,最终也才能深刻理解它们。只有如此,我们才有可能在绝大多数日常金融记录阙如于正史的情况下,依然可以补上缺环,完整地勾勒与呈现金融历史的演进真相。

  《二十四史》里能够立得上传的,至少也得是王侯将相,老百姓在其中难觅踪迹,但历史却是这些人谱写的。面对这种状况,我们感到非常为难的是,千百年来那些真实记录老百姓日常金融信息的真凭实据如今无从获取。当时签订的借款合同或许是竹子的、木头的、纸的以及绢帛的,这些东西都很难保存下来。当然,也有留下来的,比如甲骨、青铜器等,上面记录了不少重要的事情。但是,哪有谁家签个借款合同,动辄弄个青铜器如鼎簋啥的!?由此联想到,为什么当下不少人喜欢研究资本市场,因为有关上市公司的信息多。

  

  二、两类金融市场

  将金融市场分为两类,即外部金融市场与内部金融市场,这不是我本人的发现,而是前人的贡献。作为一个真正的学者,一定要尊重他人的学术首创与理论贡献,这不是高标准,而是底线。

  不久前,江苏人民出版社在其久负盛名的“海外中国研究丛书”中翻译出版了一本《大分流之外》,作者是人们早已熟知的华裔学者王国斌和另一位合作者罗森塔尔。这本书以“中国和欧洲经济变迁的政治”为副标题,有一章专门讨论信用市场问题,而且占的篇幅还不少,其中有关“两类金融市场”的内容颇有分量,值得反复品味咀嚼。

  按照这本书的分析,全球经济发展过程中存在两类金融市场:欧洲是外部金融市场主导,中国是内部金融市场主导。 欧洲为什么需要外部金融市场,而内部金融市场发展得不好或者几乎没有发展?原因大致为,由于种种原因,欧洲很早就出现了公司制,特别是有限责任公司制度。从理论上讲,有限责任公司的资金来源也是有限的,因为有限责任匹配有限出资,所以对外部金融市场的需求就特别强烈。正因如此,商业银行体系、债券市场等外部金融市场就应运而生。

  中国为什么没有产生对外部金融市场的需求?原因其实也不复杂,那就是由于种种原因,我们国家长期以来盛行合伙制。 和公司制相比,合伙制大体上属于无限责任性质。哥儿几个合伙办一家公司,一旦经营不善濒临倒闭了,怎么办?只要还想接着干下去,只有一个办法可想,那就是从家里继续拿钱弥补亏空,没有现钱,那就变卖古董字画房产等等。既然如此,正常情况下,合伙制度的内部资金相对充裕,因此也就不太需要外部金融安排。

  当然,中国并非不存在外部金融市场,只不过与欧洲的外部金融市场相比较,后者的利率更低。 历史地看,从古希腊开始,欧洲文明一路演化过来,塑造了独特的城邦经济;城邦之间相互争斗冲突,甚至频繁爆发战争,始终没有形成统一的疆域及其政体。有趣的是,各个城邦以及后来的国家之间总在打仗,使得政府的借债频率与债务规模不断扩展。国家间的战争作为双刃剑,负面的效应如生灵涂炭等显而易见,但各国政府之间为战争筹款而展开的债务竞争也在很大程度上锻造并锤炼了政府的声誉。因为政府若没有声誉就会借不到钱,借不到钱,你就无法赢得战争。欧洲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大家都在拼政府声誉,谁能发债筹到钱,就能雇佣和武装最好的军团,自然就能取得战争的最后胜利。

  还有,西欧的工业化是立足于城市,因为在战争频仍的年代,城市相对于乡村会更有安全保障,这里的安全保障自然也包括金融安全保障,在这种情况下,大量金融资源涌入城市,使得城市的资金供给比较充足。资金供给充足了,价格(利率)自然会下降。与此同时,公司制下,绝大部分企业相互之间为了获取低成本的资金,也会展开信用竞争,也就是比谁更讲信用。基于这种情况,利率也会跟着企业平均信用度的提高而呈下降趋势。

  再看看中国过去,相当长一段时期内,高利率往往出现在那些因种种原因脱离合伙制度的人群中间。一些史料文献透露出的信息,外部市场的借贷者通常是一些特定的人群,每个时期总有临时遭遇变故而陷入金融窘境者;个别投资者的某些经营活动可能被家族视为风险过大而不给予内部金融支持,就只能通过外部金融市场获取高利率资金来纾困。

  必须注意,中国自古以来存在两种信用体系,而且5000年逐步形成并延续下来。 一是基于大一统体制构筑的大信用体系——国家信用体系 ,联系到现在,中国改革开放40年来的长期经济增长对这种信用体系的依赖有目共睹。 二是定居血缘文明孕育的小信用体系——家族信用体系。 这两种信用体系对于中国的经济增长与社会稳定都是极端重要和不可或缺的。

  重要的是,由此形成了两种内部金融市场,即基于国家信用的大内部金融市场,和基于家族信用的小内部金融市场。翻开中国数千年历史长卷,一种十分醒目的景象映入眼帘,那就是基于国家信用体系,不同历史时期均投资建设了十分庞大的公共基础设施。基于国家信用的投资,包括河湖治理、灌溉工程、驿道、防御工程等。举其要者,秦统一六国前的郑国渠、都江堰、灵渠等大型公共工程建设,秦始皇统一后的修长城、直道、驰道等;隋炀帝开凿大运河,随后历代均有疏浚与改造;清代康雍乾时期对黄河的治理,等等。问题是,历史上有那么多的国家工程,可资利用的相关资源从哪里来?中国历史上是崇尚低税率的国家,早期的规矩是十一而税,汉朝的时候最低三十税一。答案只可能是,利用国家信用体系尽可能多的动员人力物力财力。

  除此之外的局部性、区域性的公共品投资大体上基于底层信用,依靠小内部金融市场来完成,其中家族宗族合伙、乡土士绅襄助十分常见,且成效显著。如今,这些都可以从历经岁月风雨而幸存下来的遍布全国的古镇古村落得到印证。

  不妨回过头来再看王国斌和罗森塔尔的判断。他们认为,“中国的信用交易由来已久且形式多样,只要抛弃经济发展必须依靠欧洲式金融制度的执念,未来的研究者一定会发掘出更多理解中国信用市场的维度”。他们随后进行古今联系,进一步认为,“20世纪末期中国迎来新一轮投资热潮,其资本市场与欧美和其它亚洲地区迥异,因此需要考虑,历史上的中国或许和今天一样,凭借着一个独特的金融市场来应对各种资金需求”。很显然,中国自古以来一直存在一种特殊的“内部金融市场”,这种市场与源于欧洲的外部金融市场相映成趣。改革开放以来,不少时候,我们曾经倾向于一切都要和欧美接轨,把是否遵循欧美经验视作检验改革成败的唯一标准,甚至到了唯欧美马首是瞻的地步。 现在看来,欧美经验(当然不限于欧美经验)的确有值得我们借鉴的地方,但这并不意味着要将其奉为圭臬。作为一个有着数千年文明历史传统的古老国度,当其迈入新的经济改革与发展征程时,没有任何理由不接受自己文明的熏陶,而一头扎进别的文明怀抱。 我们有理由相信,如果着眼于新的视角,人们一定能发掘出更多理解中国金融制度演进逻辑与金融发展道路的维度。

  

  三、两种内部金融市场

  与中国历史上两种内部金融市场对应的是双重低负债。可以说,中国是一个“负债厌恶”的国度。就国家低负债而言,在数千年漫长的历史演进过程中,王朝中央政府的借债记录十分罕见。 就民间低负债而言,长期历史进程中,中国老百姓总体上耻言债,除非到了生死存亡、迫不得已的地步(高利率便孕育于此)。

  何以如此?基本原因在于两种内部金融市场的长期存在。大内部金融市场匹配于政府低负债,小内部金融市场匹配于民间低负债。如果非要用主流理论来解释,我们不妨试试“科斯定理”。首先需要认定,无论是政府部门还是民间部门,它们都是理性的,这就意味着它们一定会选择效率更高的方式来配置金融资源。再来看,古代的人,特别是唐宋时期的人,一来都不笨,二来都是理性的。有了上述确认,我们就可以判断,那个时期人们之所以普遍选择内部金融市场,那是因为内部市场的效率更高,成本更低。当然,拿现在的主流理论眼光看,这种选择有一个副产品,那就是中国没有产生与欧美比肩的外部金融市场,以致让不少人感觉到我们要比欧美的金融体系矮一截。

  如何认识双重内部金融市场的形成机理与逻辑呢?首先需要留意,中国很早就形成了一个广大的地理区域,不仅广大,而且还形成了内聚力或向心力。西周青铜器铭文以及其他历史文献中留下了不少记录,如“宅兹中国”、“逐鹿中原”等,都反映了这一点。相比之下,在欧洲,罗马帝国疆域不算小,但其内部结构近似于松散联盟,而且疆域时常变动,不如中国总是有一块相对稳定且足够大的区域。秦始皇统一六国以后这种超大规模效应虽然有过中断,但总体上仍然延续了二千多年,这是考察中国问题时需要留意的最大特点。大内部金融市场就与这种超大规模效应紧密相关。

  为什么国家的超大规模效应会合乎逻辑地内生出大内部金融市场呢?简言之,欧洲的松散疆域格局以及或许以此为条件的高战争频率,使得国家在空间上的腾挪余地较小,只能在资源的跨时配置上做文章,而外部金融市场中的借债便属于典型的跨时配置。 在中国历史上,国家之所以不轻易举债,除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观念影响之外,更为实际的原因是空间腾挪余地足够大,“东方不亮西方亮”,没有必要打跨时配置的主意。 在中国的成语中,“寅食卯粮”是贬义性质的,说明人们在理念上不习惯接受跨时配置。但遗憾的是,迄今人们在研究中国金融问题时大都忽视这一点。

  我上个世纪90年代中后期在上海复旦大学做博士后研究,期间偶尔听当地人抱怨说,如果不给你们(我当时在陕西西安的一所高校教书)西部地区转移支付,我们上海人的境况会好很多。如从空间配置的角度看,这种抱怨可以理解,但欠公允。中国地大物博,地区差异巨大,各个区域存在相互依存效应。东部经济发达地区的人抱怨给西部经济落后地区转移支付,怎么不抱怨你们同时在用人家西部便宜的其他资源呢;没有“西气东输”(还有“北煤南运”),东部发达地区的人们又将如何生活?据报道,北京人现在喝的水中经过“南水北调”过程输来的汉江水已经占到70%了,如果汉江流域的人们也做如是想,京城的人还不得渴死。因此,中国特殊的空间资源分布格局决定了只能维持超大规模效应,这一点太重要了。

  再看小内部金融市场。可能也是基于区域地理与人文传统差异的原因,中国历史上很早就有个传统,即各个地方因俗而治。西周早期推行分封制,周公旦让其子伯禽代为就封鲁国,因为他本人忙着辅佐年纪尚幼的周成王。过了一段时间,伯禽回来述职,周公赶忙询问工作情况,没想到伯禽回答说治理鲁国简直太费劲了,我想依照周朝既定的规矩,把那边的风气整肃整肃,要看到成效恐怕得等上三五年。姜尚(姜太公或齐太公)回来述职,周公询问齐国治理得怎么样了?没想到姜太公做这样的回答:我到齐国之后,因俗而治,不需要改变什么,顺着民意就行了。周公慨叹道:看样子鲁国最终还是要输给齐国啊! 不出所料,齐国后来成为春秋五霸之首,秘笈 就在于“因俗而治”四个字,也就是底层老百姓的生活以及经济事务你不要过多干涉,尊重其多年形成的传统。老子《道德经》提出“无为而治”,这是中国几千年积淀而成珍贵制度遗产。

  小内部金融市场就是基于这个制度遗产而产生和得以延续的,原因很简单,各个地域“因俗而治”,就会形成各异的小半径地域文化和小半径信用形式。 若从宏观层次上俯瞰,这种小半径信用如星罗棋布般散落在一个广袤的地理空间之中,构成那个时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演进的底层信用基础。更为重要的是,以家族为原点的底层信用半径会不断扩展,且具有极强的回溯效应;任何时点上的信用表现都可追溯到底层信用原点,因为基于家族的底层信用原本是生了根的,或者说是接了地气的。

  不妨就底层信用多说两句。可以说,不管发生什么交易,若能最终追溯到底层信用,这种交易便是有效的。既然如此,对于企业的金融困局,到底什么样的解困办法是最有效的,便有了明确的答案,那就是:凡是能够追溯到底层信用的办法便是最彻底有效的办法。试想当年王安石的青苗法金融实验,打算通过政府自上而下的信贷安排来解决原本属于底层信用的问题,短期固然可以,但长期注定不可持续,因为缺乏底层信用基础的支撑。

  进一步看,上述双重内部金融市场,其实是相互依存、相互借力的,共同形成金融市场制度的某种均衡状态。纵观中国经济历史演进的长期过程,某个时期如果这两个市场组合的好,必然会出现繁荣盛世。循着这种逻辑,唐宋经济繁荣的出现,想必是这两个内部市场正好达成了最佳组合,或者取得某种制度均衡。再好的上层制度设计与运行机制,如果缺乏底层信用基础的支撑,就如同在沙滩上修建高楼,迟早要推倒重来。缺乏坚实的底层信用基础,就会涌现很多没有经过信用编组的人群、没有经过信用编组的家族以及没有经过信用编组的企业;没有经过信用编组的人群会成为流民,没有经过信用编组的金融资源会成为游资。一有风吹草动,流民也好、游资也罢,都会成为经济社会结构中最不稳定的因素。如此看来,没有底层信用的约束,经济运行过程将处处潜伏风险。更何况,没有了家族信用的约束与牵系,国家的治理成本也会成倍地增加。

  这里顺便给大家展示一个考古成果。1975年,湖北江陵楚纪南城凤凰山汉墓出土简牍634枚,其中10号墓简牍记载了两千多年前的一个“合伙企业”(小内部金融市场)。西汉文帝时期(前179-前157)里正(社区首领)张偃与另外9个人合伙创办了一家商业企业,每个合伙人承诺出资200钱,当然既可出资也可出力。这家合伙企业创办的背景是,西汉初期地方基层拥有较为自由的裁量权,可以根据地方社会特性,对官方治理体系进行调整。 这份珍贵的考古成果真真切切地告诉我们西汉早期的文景之治和经济繁荣是怎么出现的,合伙企业的发展靠的是底层信用以及以此为基础的小内部金融市场。

  千百年来,中国人追求的盛世理想,其要义就是探寻国家、地方与民间的制度均衡,制度均衡了,老百姓才会生活的踏实、幸福。换个今天提供角度,上述制度均衡理想其实就是追求大内部金融市场和小内部金融市场的组合或均衡。

  中国历史上,经济增长比较好的朝代,大内部市场和小内部时常的上下配合是比较完美的,可惜的是这种时期并不多,屈指数来,大概就是两三个。我早年喜欢读许倬云先生的《西周史》,后来成为畅销书的他的不少著作也很吸引人。许先生的书,看似跟大家很轻松地讲一个故事,仔细琢磨,其实有着相当坚实的历史文献基础。我后来特别关注了看他1998年出版的一本名曰《历史分光镜》的随笔集,其中实际上提出了中国的“盛世黄金率”。他认为中国历史上最好的朝代一是西汉,二是盛唐,社会稳定和经济繁荣的时期各延续150年左右。按照我的理解, 这两个朝代(时期)如果按照政府和民间(市场)划分,从资源配置权力的角度看过去,政府控制的比例1/3,民间控制的比例2/3。如果达到这个比例,就意味着这个朝代(时期)实现了制度均衡。 从许倬云教授随笔集中提炼出的这个结论,对帮助我们理解中国历史上的盛衰状况及其规律,具有极大的启发意义。

  尽管只是一个大概的比例,当然算不上精确与科学,但许倬云的“盛世黄金率”提醒我们,如果偏离了上述均衡比例,比如说政府控制的比例超过1/3,经济就会被管死,如果民间控制的比例超过2/3,经济则会乱套。这正好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流行的一句口头禅即“一控就死,一放就乱”暗合,没想到许倬云教授已经对此进行了定量刻画。中国是一个具有超大规模的统一国家,研究任何问题都需要立足于这样的背景才会有意义。

  无独有偶,新制度经济学的重要首创者科斯先生在生前撰写的最后一本书专门讨论中国经济转型问题,他在这本名为《变革中国:市场经济的中国之路》的著作中首次提出“中式市场经济”的说法,其要义就是寻求政府和民间(市场)力量的均衡。也就是说,政府与市场都不能单独包打天下,需要相互之间达成制度均衡。这一点,对于具有超大规模效应的中国而言,尤为重要。

  归结起来,许倬云和科斯的观点实际上揭示出,制度组合和制度均衡是重要的,不同历史背景和文化传统之下的制度组合和制度均衡是存在差异的。 也就是说,在不同的制度均衡之间无法进行简单比较。基于前面的逻辑,从金融角度来讲,中国的特色就是大内部金融市场和小内部金融市场的结合。我们应当秉持这样的理念和角度向欧美学习借鉴其金融市场经验,而不是简单照搬一些花里胡哨的表层框架来装点门面。

  实际上,基于前面的讨论,不难看出,我们通常所讲的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并不符合中国背景下的表达。说到底,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这种说法属于欧美语境下的范畴,不能精准刻画中国的情形。现在我们拿来概括中国的事儿,怎么着都觉得别扭,觉得遗漏了不少东西。我窃以为,仅就今天的讨论主题而言,如果用“大内部市场”替代政府,用“小内部市场”代替原来的所谓市场,我们至少可以对中国金融问题进行贯穿古今、更接地气的通透理解。

  

  四、中国改革进程中民间金融困局的根源

  前面谈的都太远太大,下面结合一下中国现实谈一点民间金融困局的事儿。民间金融困局不是中国独有,而中国民间金融困局也不是今天才有。 最近数十年,中国实际上长期存在一种所谓的“金融逃离”现象,这种现象与当下流行的金融排斥、金融包容或者普惠金融不是一回事,我的潜台词是,普惠金融理念不一定能够解释中国的民间金融事情,而普惠金融政策也不一定能够解决中国的民间金融困局。 问题的要害不是如何把金融因素输入民间或乡村,而是如何遏制金融因素逃离民间或乡村。中国长期以来之所以存在金融逃离的现象,其根源在于底层信用基础脆弱,无法内生出能够真正满足其金融需求的金融制度。我本人早些年到一些地方做调研,当时就发现不少地方创建民间金融机构(拿到牌照)的目的就是赶快把资产规模做大,然后尽快逃离民间。

  这里有一段往事,18年前,也就是2001年的秋天,我陪同黄达老师到陕西商洛去考察,我们坐在车上,道路两边的广而告之中,“把农村信用社尽快办成银行”的标语十分醒目。这就是问题所在,不到底层走走难以体会到这一点。就这样,乡村社会和小微企业逐渐失去了小内部金融市场的陪伴与支持。这种事情很早就有了,不是现在才有,只不过如今经济增长速度出现下滑,小微企业和民间金融困局方凸显其重要性和严峻性而已。

  今年年初,中国金融出版社出版了一部重要传记,传记的主人就是伴随中国金融改革走过几十年风雨岁月的刘鸿儒先生。刘鸿儒先生和前面已经提到的黄达先生,是我最尊敬的两位金融老人,我都有幸得到他们的耳提面命。这个传记可读性太强了,因为刘鸿儒先生是中国金融改革的亲身参与者、推动者和决策者,他的故事就是一部中国金融改革史。

  这部传记中记载了让刘鸿儒先生感到遗憾的信用社的“城市遭遇”。那是20世纪80年代初,河南郑州出现城市信用社,专为城镇个体户和小企业服务;此后其他城市陆续跟进。时任人民银行副行长的刘鸿儒设想:能否将城市信用社办成支持小企业和个体商贩的合作金融系统?未料,此后地方政府插手加上不法私人投资者挤进来唯利是图,促使信用社走上他途。此后,城市信用社开始转向银行方向,不少重组为城市商业银行,彻底背离初心。

  当年刘鸿儒先生想把信用社留在基层,但是当时的地方政府不愿意,因为留在基层不符合它们的效用函数。地方政府期盼着把信用社做大。不幸的是,它们的愿望实现了。目前在国内各大城市雄踞通衢大道、繁华闹市的资产规模动辄达到几千亿、上万亿的城市商业银行不都是从当年那些信用社成长起来的吗!?现在它们是何等“气度非凡”,没想到现在国家政策又要让它们回过头去服务于小微企业,“重走长征路”。不过,时过境迁,有很多东西恐怕现在想补都补不上了,或者需要花费很大的气力才能补救一二。

  

  五、底层信用基础与中国小内部金融市场的重建

  不妨再说说底层信用基础,因为它直接关系到小内部金融市场的重建,以及小微企业与民间金融困局的出路。要想纾解小微企业的金融困局,我们需要从长远着眼,政策步履应当从容一点,切莫急功近利,否则欲速不达。为什么一定要慢慢来,相关政策步伐要掌握节奏,那是因为问题的症结在于底层信用基础,而底层信用基础的重建不是一天两天就能见到效果的。如果我们这一代人要为国家千秋万代的经济金融事业发展着想,就一定要从一些基础性的、眼下看来不会有多少政绩的环节入手,修复底层信用基础就是这样的环节。说实在话,我们这几代人已经享受了四十余年经济迅速崛起的荣光,该给我们的后代留下一些正向的基础制度遗产,底层信用基础就是这样的制度遗产。

  需要再次提及一位日裔美籍学者的著作,它出版于1995年,这位作者名叫福山,前面已经提及,书名叫《信任》,还有一个副标题,叫“社会美德与创造经济繁荣”。书中提及非洲裔美国人和亚裔美国人在美国创业共同面临的信贷困扰。话说20世纪最初几十年,和非洲裔美国人一样,华人创建家族企业同样得不到白人经营的银行体系的信贷支持。但不一样的是,缺乏银行信贷对于亚裔美国人并不构成障碍。原因何在?秘笈在于内部金融市场(周转信用协会)。 福山认为,“华人的‘会’建立在亲戚关系基础之上,一般由同乡、同宗族或同姓者人群内部组织成立”。多少年来,华人企业家走遍全球,迄今已建立起不少世界级企业,其中的金融原因就是依赖内部金融市场。看来,内部金融市场的作用,在美国的重要性如此,在中国也不例外。归根结底,我们需要从底层信用基础做起,重新构建内部金融市场机制,这才是长久之道、治本之道。

  需要强调的是,中国改革进程中,大内部金融市场发挥了重要作用,它是中国长期经济高增长的关键支持因素。可以说,大内部金融市场当中最亮眼的一部分就是国有银行体系对于中国改革40年经济增长的贡献,当然就此我们还没有达成共识。但我坚持认为,至少从为经济改革与发展进程提供金融支持角度看,国有商业银行体系是成功的。

  中国在经济改革过程中建立了一种迥异于欧美商业银行体系的国有商业银行体系,这无疑是一个伟大的金融制度发明。但是,长期以来,这种伟大的金融制度创造却一直受到国内外不少人的非议与唱衰,因为一开始人们是倾向于模仿欧美的商业银行体系的,多亏没有走这条路,否则后果难以预料。 国有商业银行的成长过程给了我们一个启示,那就是应当用合适的制度,而不是最好的制度,因为,好制度如果用不上,那就是费钱费工、好看不中用的“制度摆件”。

  按此逻辑,缓解小微企业融资难或者纾解民间金融困局,得用合适的金融制度,而不能用看似“高大上”的金融制度。若试图用大内部金融市场的方式自上而下求解小微企业的金融难题,就如同当年曾经打算用欧美金融体系求解改革过程国有经济的金融难题一样,都是无解的。

  我们经常说“原汤方能化原食”,消化饺子要用饺子汤,不要用啤酒、可乐来灌。由此联想到,虚弱的小微企业“肠胃”需要金融“小米汤”的滋养,而不是动辄就用鱿鱼海参鹿茸鳖精来伺候。小微企业家没有心情把玩和欣赏“盆栽金融”,因为那不解决实际问题。可以预见,找寻疏解小微企业金融困局的“中国方式”必将催生现代金融史上除了国有商业银行体系之外又一次伟大的金融制度发明。小微金融困局虽然据说是全球性难题,长期以来,各种办法都尝试过,总体上看,无用者众而有用者寡。怎么办?不妨试试中国办法。

  

  余论:研究中国问题,需要见微知著、返璞归真

  近些年来,不知是源于何种原因,部分中国学者逐渐养成了贪大求宏、弃长索短的学术嗜好。现在该是摒弃这种嗜好的时候了,因为 一个国家经济成败的秘笈往往隐藏在其经济结构和经济生活的细部。比如,袅袅炊烟中或许蕴含着构筑底层信用基础的要素,长期历史进程中的“告老还乡”营造着弥足珍贵的乡土信用氛围。而这些是无法从正史当中得到的。

  正因如此,我们的理论着眼点和文献整理思路应当由正史高论转向笔记杂谈,将搜寻的目光投向普通民众的吃喝拉撒、喜怒哀乐、鸡毛蒜皮、锱铢必较。同时,或许更为重要的是,为达此目的,我们需要从书斋和模型走进田间地头和胡同里弄,在此过程中烧制和打磨构筑经济分析微观基础的片砖只瓦。

  我近来对历代笔记留意较多,我原来粗略翻阅过北宋沈括的《梦溪笔谈》,这是一部划时代的世界级著作,但没有过多注意其中经济金融方面的内容,后来留意了一下,发现在这部著作中记叙了一些弥足珍贵的金融故事。 大家都知道凯恩斯的理论以及凯恩斯革命,其要义是政府投资可以拯救经济。原本以为这是凯恩斯的发明,但看过《梦溪笔谈》的有关记叙之后,发现这种看法是错误的。因为早在中国北宋时代,范仲淹就已经在杭州实践政府投资拯救经济的理论了。

  多少年来,经济学领域的专家教授学生们在数理模型和计量验证上投入了大量精力,但有思想价值的学术成果并不多。实际上,真正有价值的东西是饱含土腥味的。人们一开始误以为中国经济学与欧美之间的学术差距在于工具落后,过了好久才意识到,真正的差距在于人文涵养。人文涵养内容丰富,涉及人文功底、学术素养、学术操守、科学精神等诸多方面,它事关你对自己的国家能认识多少、了解多少以及以什么样的态度去认识和了解。 可以说,你对你的国家了解到什么程度,你的学问就会做到什么程度。理论工具永远是必要条件,而人文涵养是充分条件。

  中国的经济学已经过多地受制于数理模型,而亟需获取诸如“唐诗宋词”这样的人文滋养。巴尔扎克曾经说过一句话,“小说是一个民族的秘史”,一直不理解。现在我慢慢理解了,小说(还有其他文学作品)是那个时代人们最真实的心脏跳动。就中国的文学经典而言,我们能够从《红楼梦》的字里行间真真切切地感受到当时政治社会经济的具体状况;透过它,我们可以看到和体验到被一般文献和正史“加总”或者过滤掉了的有血有肉的人们的真情实感。显然,我现在又给自己未来的读书研究生涯额外增加了一个任务:重新回到中国文学史,由此再出发,研究中国的货币金融问题。简言之,主流视角下中国经济存在的诸多悖论需要在中国特定的制度视角下方可还其本来面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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