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卫平往事：借15万打造2700亿帝国

作者 | 尹太白

出品 | 创业最前线

看起来，对于离开绿城，宋卫平并无太多留恋，用他的话说，就是“终于可以退休了”。

2019年7月11日，绿城中国控股创始人宋卫平在绿城杭州玫瑰园酒店发表了告别演说，卸任绿城中国董事会联席主席。

事情发生得并非毫无预兆，宋卫平和绿城的连接越来越弱早有端倪。

两个月前，港交所最新权益披露资料显示，宋卫平于以每股平均价6.026港元减持28.05万股，涉资约169.03万港元。

这是自4月25日以来，宋卫平第8次对绿城中国进行减持，合计减持451.1万股，而外界也从这一系列减持行为中，看到了一个与绿城渐行渐远的创始人背影。

最终，绿城还是迎来了这一天，在与绿城共进退24年后，宋卫平时代结束了。

“产品都做不好，可以去跳楼了。”

外界对于宋卫平的评价比较统一：他打造出了一个中国教科书级的房地产企业。

绿城崛起，离不开宋卫平近乎偏执的严苛，也正是因为这种近乎偏执的严苛，他被员工私下称为“宋魔头”。

前绿城员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透露，“别看宋卫平有一张憨厚平和的脸，一旦涉及产品问题，他马上变得易燃易爆炸。这方面他是绝对权威，无人敢挑战。”

因为产品问题，下属经常被骂，凡是和宋卫平直接汇报产品设计工作的员工，一进他办公室都不自觉地腿并拢、头低下，只要被宋卫平挑出毛病，轻则拍桌子，重则撕图纸。

“公司所有人都被他骂过。他骂的事情肯定是对方做错的，而且骂得不留面子，连一些董事会成员都很难堪。”

宋卫平对于产品的把控几乎到了吹毛求疵的程度。据说绿城的回迁房，比周边的商品房品质还高；绿城的房子里，连一根歪的踢脚线都找不到；只要房子哪里做坏了或者只是不够好，宋卫平就一声令下“敲了重做”。

很少有人能完全描述出宋卫平对建筑品质的那种情感，他尤其不能以平常心看待万科把住宅当成工业化产品制造。在他眼里，住宅更多是一个文化产品、艺术产品，坊间流传最广的那句“产品都做不好，可以去跳楼了”就是出自宋卫平之口。

想来也是自助者天必助之，这种苛刻使绿城快速成长为中国高端住宅的领先企业之一。在杭州相同地段的房子，只要打上绿城的标签，可以比其他楼盘高出20%的价格。在这座城市，普通人的梦想，就是能买一套绿城的房子。

2009年，绿城迈上了巅峰，并首次公司实现销售额510亿元，荣登亚军，距离第一名万科销售额仅有120亿元的差距。

当时，宋卫平甚至还放出豪言一定要超越万科，“从小学开始，我就没考过第二名。”

从历史系到房地产

宋卫平1958年出生在浙江嵊州，从小就十分要强。

20岁时，恰逢恢复高考第一年，在浙江美术地毯厂织手工地毯的宋卫平考取了杭州大学历史系，与后来的绿城集团副董事长寿柏年是同班同学。

寿柏年曾回忆，宋卫平并不喜欢钻研历史，“他是个愤青，那个年代正值改革，他和很多年轻人一样，希望中国能够走上民主、法制和现代化之路。”

毕业后，宋卫平被分配到舟山党校教历史课，同时兼任体育老师。当时的舟山是处于浙江偏僻地区的平静海岛，工作简单又轻松，一星期只要上两堂课，他上午上课，下午钓鱼，晚上跟人打牌，但不安分的宋卫平利用闲暇时间创办报纸，取名为《冲浪》，对体制弊病和不公现象展开鞭挞，结果惹了大祸。

“不让我上课，也不开除我。于是那半年大病一场，只能离开，去珠海谋生。”宋卫平曾回忆。

1987年，宋卫平愤而离职下了海，但并没混出大名堂。1994年，在珠海闯荡了7年的宋卫平决定回到杭州开发房地产，他借了15万，与同学寿柏年共同创立了绿城，这一年，宋卫平38岁，他一无所有，甚至连婚房都是租的。

不过好在绿城很快迎来了转机。

1994年，国家宣布房改，宋卫平赶上了春天，一年间在杭州开发出丹桂花园等多个楼盘，很快在地产界站稳脚跟。5年后，绿城又开发了九溪玫瑰园别墅，并由此奠定了绿城在高端房地产领域的地位。

90年代国内房地产大佬众多，但像宋卫平这样带有个人鲜明特色的寥寥无几，绿城就像是国内地产界的异类，对品质有着异乎寻常的追求，也被视为是国内精品地产的代表。

2006年7月13日，绿城中国控股有限公司在香港联交所顺利挂牌上市，市值超过了180亿。

赌徒

截至2018年末，绿城的总资产为2797.62亿元。

宋卫平对品质的过于严苛成就了绿城，但只关注产品耗费了他大部分精力，以至于忽视了市场行情变化。

这种忽视市场行情主要表现在拿地丝毫不顾及成本上。

2006年9月，绿城联袂西子电梯组建“绿城西子房地产集团”，拿下7个项目；9月底经过19轮竞价与滨江联手击败华润，用36.3亿竞得“杭汽发地块”，缔造杭州地王；12月抛出33.3亿斩获温州鹿城地块。

一年后，绿城销售规模首次破百亿，让宋卫平野心加速膨胀，把2008年目标定为200亿。然而，猝不及防的金融危机外加政府的宏观调控，房地产市场在当年9月出现断崖式下跌。

绿城的年度目标只完成了四分之三，公司净负债率高达141%，银行全部停贷。

2006年，绿城在赴港交所上市前后，宋卫平频频激进融资，2006年11月发行一笔4亿美元债券，而这笔4亿美金的高息海外债，险将宋卫平压垮。

大难临头，宋卫平干脆赌了把更大的，他主动违约，引爆债务。不出所料，华尔街的债主们疯了，威胁要对绿城破产清算，但宋卫平硬是拖到了2009年5月，海外债市也开始暴跌。债主们为全身而退，只好同意对债务打折。

对此，宋卫平有过自省，他承认2008年之前的大牛市让他掉以轻心，以为房子很好卖，只要把产品抓好就行。

2009年，房地产销售开始回暖，绿城实现520亿元销售额，于是又豪掷470亿拿地，在各地频当地王。

这470亿真金白银，让绿城的负债率在2010、2011年再度飙升至132%、148.7%的巅峰，加上宋卫平对于品质过于严苛的把控，使得绿城平均存货周转周期长达2200多天，这意味着从拿地到卖房回款，要等足足6年。

危机在两年后再度袭来。2011年上半年，公司净资产负债率升至163%，期末可动用的现金67.44亿元，一年内到期的银行借款及其他借款合计135.14亿元。公司即便降价销售，也收效甚微，资金链顿时紧张起来。

宋卫平背后的男人

孙宏斌就在这时出现在了宋卫平的人生轨迹中。

实际上，孙宏斌对宋卫平倾心已久。

听说“绿城有难”，他顺手买了一套房表示支持，此后，他开始在微博上持续力挺陷入资金链危机的绿城，并多次向宋卫平示好：“我真的喜欢宋卫平，原因是我们太像了，都是血性的性情中人，每次喝酒都喝多；都有理想主义情怀，为理想宁可头破血流；都怀有英雄浪漫主义，这种浪漫代价大、销魂、刻骨铭心。”

很快，孙宏斌不但很快成为宋卫平的好友，也很快成为他最重要的生意伙伴。

2012年6月，融创正式收购了绿城旗下分布于上海、苏州、无锡、常州及天津等5座城市9个项目的50%股权。这笔收购在当时极大改善了绿城的资金状况。

在崇尚狼性文化的孙宏斌调教下，绿城卖不动的楼盘立刻大卖，这令宋卫平非常满意。危机一过，宋卫平甚至考虑，把绿城托付给孙宏斌也未尝不可。

2014年5月22日，融创又以50.6亿元收购了绿城24.31%的股份。

突然卖股本就出乎大众意料，然而更让人大跌眼球的是，仅仅过了半年，这对相亲相爱的兄弟开始反目，宋卫平多次痛悔把绿城“卖给了一个不该卖的人”。

简单来说，就是融创入驻的绿城业绩有了很大起色，但是却背离了宋卫平一直看重的重视品质的原则，宋卫平开始后悔把绿城托付给孙宏斌，而他们在签订卖股合同时并没有完全遵守法律规定，给了宋卫平拿回绿城的机会。

在宋卫平的字典里，业主永远是第一位的。在孙宏斌看来，房地产首先是一门生意。于是，宋卫平违约了，最终，绿城付出极大代价换得宋卫平的重返。

虽然宋卫平成功回归，但他面对的是缺钱的绿城。结果，全国百万绿城业主赶来力挺。沈阳业主提出提前缴纳10年物业费，青岛业主甚至众筹到了360万。

宋卫平的名字和绿城的品牌，换来了真金白银。2014年12月23日，中交集团宣布出资收购绿城的股份，为这场大战画上了休止符。

重新出发

中交集团入主，成为宋卫平逐渐淡出绿城的开端。

进入2018年以来，清仓、减持、辞任，都是绿城加速“去宋卫平化”的缩影。

2018年1月28日，寿柏年17亿元“清仓”绿城股票，宋氏团队开始淡出。

当时，绿城董事会成员分别是宋卫平、刘文生、孙国强、寿柏年、曹舟南、李青岸、李永前，若不算寿柏年，绿城系只剩下宋卫平和曹舟南，中交系和绿城系在董事会中的占比是4:2。

中交在绿城已经掌握了话语权。

“宋卫平当然要被历史所淘汰，不淘汰时代就不会进步。不要人家去宋卫平化，我自己去宋卫平化就好了。”

在2018年8月2日下午的媒体发布会后，宋卫平逐渐放手绿城，蓝城成为了他的新寄托。

2019年7月11日，绿城公告中称，宋卫平在未来将专注于蓝城和绿城小镇建设，在小镇事业上与绿城中国紧密合作、协同发展。

宋卫平一手打造了绿城，又缔造了蓝城。而蓝城中国的前身，是成立于2010年9月的绿城建设管理有限公司，2014年8月正式更名为蓝城房产建设管理集团有限公司，以代建、小镇为主营业务。

在蓝城官网的董事长致辞一文，宋卫平写道“蓝城脱胎于绿城，而蓝一定会比绿好。蓝是我最喜欢的颜色，大海的蓝好过树上的绿。”

部分素材参考自：

一波说：《绿城中国：别了，老宋！》

华商韬略：《地产界“乔布斯”下班回家了》

砺石商业评论：《绿城往事：宋卫平的偏执与沉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