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夷人”到“外国人”:中国人的世界想象是如何改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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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夷人”到“外国人”:中国人的世界想象是如何改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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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夷人”到“外国人”:中国人的世界想象是如何改变的?

  “夷”、“洋”、“西”、“外”及其相关概念

  ——论19世纪汉语涉外词汇和概念的演变

  一、标记与内涵

  语言符号的标记功能是表达内涵的重要因素。从词源上说,汉语中的“夷”、“洋”、“西”、“外”并无多大关联。根据不同的上下文,它们既可作为名词,也可作为形容词,以指称“中国”之外的民族、事物和状况。

  然而,这四个字(尤其是“夷”和“洋”)的标记意义是很明显的,甚至连超出语义本身的不少因素也是显而易见的。

  原先,“夷”字多半与“东”搭配,“东夷”是指东方之人和部族。随着时间的推移,“夷”字也被用来泛指中原以外的四方部族,与“夏”、“华”相对而言。

  

从“夷人”到“外国人”:中国人的世界想象是如何改变的?

  明清来华传教士带来西方的技术与思想

  明清之际,欧人东来,“夷”之范围随之扩大。 它不再局限于历史上与华夏相对的地域,亦被用来指称欧西之高鼻深目的远人,以强调外来人种之低而且贱,及其文化的低劣性。

  于是,“夷”字的外延和内涵都得到了扩展,并作为具有普遍意义的称词,在特定语境中表述某种特性和价值判断。

  当初,明末遗民喜用夷夏之辨来对付新朝;时至19世纪,曾经各分彼此的满人和汉人在中西交冲中一致对外,夷视西洋性近犬羊的“夷狄”,或在字形上已经一目了然的“蛮貊”。

  不管是中西交通之前的诸夏与夷狄之界,中心与四裔之分,还是后来所谓独享诗书礼乐的华夏与所谓不知教化和礼法的西洋各国之对举,都是对世界秩序的根本性见解。

  中国传统的对外习惯,完全受到儒学思想的支配 ;华夷思维框架,上接两千多年前的春秋辨夷夏,几乎成了一种人类学常数和文化代号。虽然晚清士大夫已经基本上认识到中国处于前所未有之变局,中国的对外交往,已不再是历史上的诸夏列国,也不是与四夷之间的关系,而是国与国的往来。

  然而, 根深蒂固的“德华兽戎”观念,意味着等级和名分 ,长期使人坚信中国政治文化的优越性和独特性,并很容易导致中国文化中心主义和排外情绪。

  这种思想不仅见之于士大夫阶层,在不了解外情的下层民众中更是如此。于是,这些观念也都相应地体现于文字表述之中,其中“夷”字最具代表性。

  在指称“非中国的”、“外国的”固定语汇中,除“夷”之外,还有“洋”、“西”、“外”等。与“夷”字相反,这三个词原本基本上是中性的,并不明显带有评判意味。

  然而,从形象性、象征性以及情感性来看,这四个词相去甚远,常会勾起各自的特定联想。不但对说话者,而且在听者那里,这些联想始终与象征连在一起。

  对这四个词中某一个词的选择,自然也就选择了概念体系中的一个特定截面。这在很大程度上同语义有关,也就是与那些会引起典型想象的联想、言外之意有关。

  综观中国近代发展和对外接触,我们不难断定, 鸦片战争的武力打破了中国人的传统世界观念 。之后,中国士大夫在逐渐改变的文化观念以及与此有关的价值判断中,运用“夷”、“洋”、“西”、“外”这四个字时也出现了明显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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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鸦片战争成为“天朝的崩溃”的开端

  尤其在19世纪下半叶,对外部世界及外人的称呼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也就在这时,上述四个词的运用发生了新旧递嬗。不同的表达形式及文字组合,不仅在于不同论者的个人观点,更由于这四个词还体现出时人的普遍价值尺度、行为准则和心理状态。

  笔者试图探寻一个词在概念体系中的词义要素及位置,以弄清一些语言用法的缘由;同时,也查考其标记意义,即那些源于个人心理或社会心理的联想。

  笔者所要阐明的,不只是单纯的词语和概念的衍变,更多的是一种具有思想史意义的文化现象。换言之,文化价值转换同时也体现在词语和概念的转换之中。研究这种嬗变之所以有意义,还因为它有助于探索其他一些在这四个词的递嬗过程中产生的新概念。

  二、 对外称词的嬗变

  利玛窦在明末中国所见之世界地图,以大明帝国的十五省为主;散落在四周大海里的若干小岛,其总面积加在一起也比不上中国的最小省份。这形象地再现出前近代中国人所理解的“天下”。

  于是,利玛窦的《山海舆地图》(1584)和《坤舆万国全图》(1602)给中国带来的前所未知的地圆说和万国观,迫使一些士大夫审视中土固有的天下观,逐渐接受耶稣会士所传播的世界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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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入日本并经抄绘、上色的《坤舆万国全图》

  利玛窦说:“他们终于开始明白国与国之间所存在的真正区别”,不再“把外国人都归入一类并且都称之为蛮夷”。地理视界的拓展和空间概念的改变,在很大程度上瓦解了中国传统的“天下”和“四夷”观念。

  然而,康熙禁教之后,中国人不但在地理知识上出现了大倒退,而且在世界观上,“内中国而外夷狄”又逐渐成为中国社会里的常理和常谭,并且国体攸关。尤其是雍正乾隆父子的禁教令,几乎断绝了中国同西方文化的所有交往。而这一时期正是西方文明突飞猛进之时,中国则日益孤陋寡闻。

  1832年,英国东印度公司的“阿美士德”号轮船在厦门、福州、宁波、上海等沿海地区从事调查侦察活动。主持这一活动的东印度公司广东商馆高级职员胡夏米在航海报告中写道:“我们到过的大部分地区都发现中国人,甚至高级的中国人士,对于外国人的每一件事都极端无知,甚至达到这样程度,例如,我极少见过有人除知道英国为‘红毛国’外,尚有别的名号。”

  林则徐辑《夷情备采》,其中译有在华洋人出版的《澳门月报》道光十九年(1839)及二十年(1840)的记载:“中国官府全不知外国之政事,又不询问考求,故至今仍不知西洋。”这一说法基本上符合彼时状况,林氏曾将其附奏进呈。

  面临鸦片战争时期严重的民族危机,一些有识之士越来越感到认识外部世界的必要性和迫切性 ,即所谓“师夷长技”、“以夷制夷”。在这种“经世致用”的动机或者类似的救亡图存的忧患意识催化下,不少开明之士著书立说,出版介绍外国概况的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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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著名的当推魏源的《海国图志》(1843,1848,1852),梁廷枏的《海国四说》(1846),姚莹的《康輶纪行》(1846),徐继畲的《瀛寰志略》(1848)等。

  先行者的探索,很快造成一发不可收之势,介绍世界地理以及外国历史政治的书籍相继而出,给中国人展现了全然陌生的文化体系及其从属体系。

  这些著述无可争辩地表明,世界上不仅当时存在不同的主权国家,而且历史上也是如此。 不同的国家有其不同的信仰和价值观念、不同的政治制度、不同的习俗。在有意无意之中,多元历史观实际上揭示出中国传统一元世界图像的荒诞和可笑之处。

  正是在这些“破天荒”的著述中,我们可以看到时代精神的内在发展进程。并且,思想史的发展也相应见之于论述风格的演进,体现于对外部世界的称谓。

  旁征博引的集大成之作《海国图志》无疑具有时代意义。在魏源及其同时代人那里,“外国”之称实属罕见,而“夷”字组合则占压倒多数。且以下引两种书中的称词为例:

  各国,洋钱,夷情,洋商,英国,夷屋,澳夷,夷馆,洋图,米夷,英夷,夷目, 各国夷,米利坚夷,夷人,夷妇,他国夷,洋面,夷商,夷性(叶钟进《英吉利国夷情记略》,1830年前后)

  泰西,西洋各国,西洋,英夷,英吉利,英夷学,弥利坚夷学,夷商,夷禀,夷性, 番人,海外诸番,洋商,他国,英夷,外国,夷人,外番,红毛馆,西洋人,蛮夷,西洋堂,西洋夷目,番梢,洋行,外番,番银,外洋商船,夷官,番字,红毛番,夷夏之辨,夷利(萧令裕《记英吉利》,1833)

  从传统中而来,中外交涉会很自然地在清代朝野人士那里引发夷夏意识。不仅在以上例子里,而且在其他许多时人的论述中可以见出,在当时中国人对外部世界的典型观念中,“夷”字常常是不可或缺的修饰词。

  此时,我们当然不能排除一种可能性:伸手即来、用惯了的“夷”字,在使用者那里可能不会总是离不开“野蛮”之义。这种“约定俗成”的说法,未必总有贬义、甚至恶意或敌意。

  但在大多数情况下,正是为了强调外人的“夷性”,“夷”字要么作为话语和文本铺叙中的价值概念和反面属性的信号,要么作为词缀与其他词语和概念组合。

  以上例子中的“夷”字,多半所指明确,有时却极为抽象、含糊不清;肤泛之论无需思考和想象。这样,我们所看到的一切与外部世界有关的东西,似乎非要镶嵌上“夷”字不可,并成为理所当然的定见。倘若不得不对异国外人直呼其名,人门甚至别创新字,用以贬低他人,诸如“?咭唎国夷人啵?哑哩???等来广禀称:[……]”之类的写法并不罕见。

  根据一般语感, 上引奏折中的“口”字偏旁,颇有兽类之“嘴”的含义,很能刻画形同鸟兽的西人 。这个例子明白地告诉我们,甚至连汉字形体中的“次要”组成部分,在这个上下文中也成了明显的标记,以传导字里行间的想象内涵、感情色彩、附带意义、文字氛围以及论者的立场和评价。当时朝野官绅对外的轻视倾向,的确是一种普遍现象。

  尽管“夷”字在《海国图志》等著作中比比皆是,但从某种意义上说,那已经是对外称“夷”时代的末了。或者说,夷狄之说逐渐陷入窘境。徐继畲从1844年初稿《瀛寰考略》到1848年正式刊行的《瀛寰志略》的变化,虽还不是普遍现象,但已经很能说明问题。

  《瀛寰考略》还充斥着夷夏之界和夷夏之见,“夷”字不知凡几;而在兹后各稿中,夷字渐次被删,或改换为较为中性的词语。例如《瀛寰考略》手稿中的“英吉利”一节只有2429字,其中共有21个“夷”字;而《瀛寰志略》中的同一节长达7620字,“夷”字已经无影无踪。

  19世纪60年代起不断面世的异域纪行、日记和杂感,从更为直观和感性的角度,大量介绍了外洋殊域的文化、地理、历史、风光等。正是在这些游记中,我们可以发现对外称谓的显著变化,发现游记作者逐渐告别“夷”字,并向“洋”、“西”以及“外”字过渡。下引三种游记中的相关文字,已基本不见“夷”字踪影:

  泰西,外国,洋楼,洋船,洋人,外洋,西语西文,西国,西俗,诸国,西洋,列国,西土(斌春《乘槎笔记》,1866)

  洋文,西洋,西洋人,洋行,西洋风俗,洋元,洋枪,洋人,洋船,洋医,英人,洋琴,洋妇,西洋文字,西教,西洋各国,洋教,西洋图,洋务,夷狄,西洋文物,洋楼,洋画(郭嵩焘《使西纪程》,1877)

  洋务局,西洋,洋人,各国,洋役,西人,西乐,欧美各国,西国,西法,洋水仙,洋花,洋船,洋语,洋差,洋文,西医,洋琴,西俗,洋布,西例,洋员,泰西,西书,洋医,西语,外洋(钱德培《欧游随笔》,1877)

  这里,我们不仅能看到指称的明显变化,也能窥见情感和评价上的附带词义,有些部分亦可视为修辞上的变化。而下面两种可以让我们看到,有些表达和概念一直延续至今:

  泰西,洋务,外洋,洋文洋语,外国人,洋人,外国语,外国,外部,西音,西字,西人,国外,西国,各国,欧洲各国,西文,泰西,西书,西洋,西士,西法,西学,洋行,洋款,洋枪,西洋人,西医,洋船(曾纪泽《使西日记》,1878-1880)

  西国,西教,泰西,夷习,洋语,西人,外国,外国人,外夷,西治,中外古今,夷狄,西政,外域,誉洋者,慕洋者,夷法,外洋,外部,别国,西方,西文,西士,西教,西洋各国,洋文,洋书,西学,外邦(宋育仁《泰西各国采风记》,1895)

  需要指出的是,1860年以后的许多游记或日记,如上引《使西日记》和《泰西各国采风记》中, 虽然“夷”字依然存在,可是该词多少已经发生了质的变化。 人们说“夷”,要么是在反诘一种历史现象,要么是在指摘一种语言成规。“夷”字新用,多半带有讥弹的口吻。

  “夷”字和“夷”字词组究竟何时让位于新的表达形式,要对此说出一个具体时间是极为困难的。甚至时至20世纪初,“夷”字和“夷”字词组还没有从时人的对外称词中彻底消失。

  尽管如此,历史上曾有过一些开端性的事件,对“夷”字的命运产生了深刻影响。笔者暂且将1860年定为重大转折点。如将笔者所选的1860年前的文献资料与兹后文献资料加以比较,我们就会发现,历史上公认的、颇富轻贬色彩的“夷”字逐渐受到排挤,并被“洋”、“西”、“外”所取代。

  三、语义特征及其联想

  “夷”、“洋”、“西”、“外”等词的语义特征及其联想,是一个词所必然具备的,并必然导致词义差别。这些特征也含有逻辑学所说的“分析性判断”。

  “洋船”、“洋楼”中的“洋”字,本来只不过说它们来自外洋,是一个中性词。然而,由于时人不仅认识到西方已经成为世界政治的中心,也感受到西方在许多方面确实胜于中国,便逐渐对西洋事物怀有一种崇敬之情, “洋”字也逐渐获得了“进步”和“现代”等内涵,新的想象和观念附入了“洋”字

  早先以“夷”字标识的西器西俗,在19世纪后期因其“洋气”而成了“文明”的象征。当时称为“洋”的,首先是那些来自西方的、中国人感到新鲜的事物,或是那些有别于中土的东西,例如洋火,洋油,洋房,洋派,洋气,洋琴,洋场,洋街,洋伞,洋糖、洋嗓子,洋装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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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的“十里洋场”汇聚了各种洋事物

  一般说来,“洋”字多少带有评判的特征和情感因素,而“西”字在当时的运用中,尤其在谈论地理以及特定事物的归属时,一般可视为中性词。

  “西”和“外”显然较为客观,至19世纪末,这两个词越来越占上风,以强调国际地位和交往的平等关系 。“西学”概念便是一例。作为一个表示西洋学问的概念,“西学”一词已经出现于晚明耶稣会士著述或翻译的汉文西书,比如1623年刊刻于杭州的艾儒略著《西学凡》。

  随着禁教之后的中西隔绝所造成的天朝中心观念的复苏,早在耶稣会士那里成为表述西方学问的“西学”概念,也逐渐淡出人们的记忆。鸦片战争前后,西方学说还普遍被轻蔑地称为“夷学”。

  至1857年,伟烈亚力在上海创办《六合丛谈》,旨在“通中外之情,载远近之事,尽古今之变”(创刊词),人们又能看到不少“西学”知识的介绍,如伟烈亚力撰《西学源流》,或艾约瑟撰写的多篇《西学说》。

  冯桂芬是较早使用“西学”概念的中国人,于1861年著《采西学议》。期间虽然偶有“洋学”之说,但在“夷”、“洋”、“西”、“外”的递嬗过程中,“西学”概念逐渐走红。到了19、20世纪之交,“西学”已经是一个相当流行的褒义概念。

  就在“西学”蔚然成风之时,常与之并用的还有“新学”概念。李提摩太在《〈新学〉序》(1889)中,竭力宣扬建学校、立新学的重要性。尤其是在甲午之后,“新学”几乎成了一个新的、带纲领性的概念。

  

从“夷人”到“外国人”:中国人的世界想象是如何改变的?

  鼓吹新学的干将梁启超

  所谓“新学”,主要是指来自西方的学说。称西学为新学,首先出于一种思考,即学问无国界、无穷尽,不必以中西别之。因此,保守派也不必担心“以夷变夏”之危。 鼓吹新学的一个重要目的,是与那些视西方学说为眼中钉的保守派抗衡。

  其实,19世纪后半期的西学或新学,已不仅仅是那些由外来传教士和中国合作者编译的欧美学问,它亦包括中国人或东方人所认识和研究的西方知识。

  正是从学问并非西方独霸这个观点出发,我们才能理解另一种以平等为基础的中西一体的构思。 从“夷学”到“西学”和“新学”的演变,不仅折射出中国人对西方文化的心理变化,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世界观的转变。

  

  人们在确定一个概念的时候,往往把它与另一个概念进行对照和区分;所有概念的界定或对立概念的确立都是如此。

  如果说本为中性的“西”字在19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因为其与“中”相对)仍有一定的贬义,而新学中的“新”字则明显带有仰慕和效仿之义,那么,作为属性词的“外”字,则基本上是中性的,无褒无贬,并在以后与其他词组合成一系列新的概念。

  四、嬗变因由

  在本文研究范围内,当初中外交流的一大障碍属于名符其实的语言障碍,确实是语义引起的纠纷。较早对“夷”称提出异议的,是上文提及的东印度公司职员胡夏米。他于1832年因通商之事与清朝地方官员发生争执,对中国人的夷夏之界恼羞成怒,因而引经据典,不服“英夷”称呼之凌辱,认为英国绝非夷国,强调中国人应视之为外国。当时发生的不少中外纠纷,主要缘于中西人士对国际政治和社会生活之完全不同的观念。

  1852年,魏源在其《海国图志》百卷本中增补了葡萄牙人玛吉士(Jose Martins-Marguez)著《地理备考》(1847),该著序言中写道:

  夫蛮狄羌夷之名,专指残虐性情之民,未知王化者言之。故曰:先王之待夷狄,如禽兽然,以不治治之,非谓本国而外,凡有教化之国,皆谓之夷狄也。[……]诚知夫远客之中,有明礼行义、上通天象、下察地理、旁彻物情、贯穿古今者,是瀛寰之奇士,域外之良友,尚可称之曰夷狄乎?圣人以天下为一家,四海皆兄弟。故怀柔远人,宾礼外国,是王者之大度。旁咨风俗,广览地球,是智者之旷识。

  魏源对《地理备考》颇为推崇,《海国图志》引录此著凡91处,约12万字,为全书征引西书之最。上引玛吉士叙文,侧重辩难蛮狄羌夷之名,魏源显然是有感而录。对那个“天朝君临万国”、视海内外莫与为对的时代来说,玛吉士论说委实不同凡响,颇带挑战意味,其冲击力非同一般。

  如前所述,“夷”字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中一直是贬义指称。可是, 这种称呼除了蔑视、痛愤以及退避的恐惧外,也可能引发敬畏甚或钦佩之情。

  冯桂芬于19世纪60年代初期在上海参加由江浙官绅和英法美等国驻华领事组成的会防局,得以直接与西人交往,他在著名的《校邠庐抗议》中说:“人无弃材不如夷,地无遗利不如夷,君民不隔不如夷,名实必符不如夷。”

  

从“夷人”到“外国人”:中国人的世界想象是如何改变的?

  《校邠庐抗议》

  “四不如夷”对自我文化及社会关系的非难,实属惊世骇俗之言。 在这里,“夷”字基本上已经失去了原有的内涵和外延,指的不再是野蛮未开化之人,而更多的是让人叹服称羡的欧洲和北美。 这不仅充分体现出夷与夏的互变性,也能见出夷夏之辨本身具有的开放和封闭的两面性。

  冯桂芬之所以崇尚古法本有的“礼失求野”,在于“法苟不善,虽古先吾斥之;法苟善,虽蛮貊吾师之”。如何理解冯氏用“夷”,完全在于词义与语境的依赖和互动关系。

  而这种依赖和互动除了词义本身,还取决于作者所构思的文本意义,以及作者和读者的主观设想之间的沟通。(当然,“夷”字本身依然是一个贬义概念,只有在上下文中才能确定其真实用意。)一般而言, 中华帝国强盛之时,夷夏之辨是开放式的;而在衰弱之秋,夷夏之辨则趋于封闭,旨在防范以夷变夏。

  五、从“夷务”到“外交”

  不管是由于外在胁迫还是内在动力,词语概念的演变虽然缓慢,但确实处在演变之中。下面,笔者就以几个实例来展示这种演进。

  “夷务”概念约产生于道光年间(1821-1851),统称与“外夷”打交道的事务,如禁鸦片、海防等与外部世界有关的事宜。“洋务”约出现于1839、1840年间,亦与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期禁烟、海防等涉外事宜有关,但在兹后几年里鲜为人知。 “夷务”是当时朝野人士的普遍用词。

  “夷务”与“洋务”的正式交替,当为1858年中英《天津条约》之际。然而尽管条约已在,但是中国人并不以为然,不愿放弃“夷”称。因此, “洋务”在1858之后,几乎只见之于对外公文,华人自己依然使用“夷务”。

  

  

从“夷人”到“外国人”:中国人的世界想象是如何改变的?

  总理各国事务衙门,1861年成立,1901年后改为外务部

  19世纪60年代及以后,不同论者在他们的文章中,甚至在同一篇文章里,有意无意地替换“夷务”和“洋务”二词。同时使用两个概念,是一个显豁的过渡现象。

  其原因既在于缺乏接受新旧递嬗的诚意,也在于源远流长的观念所筑成的下意识之障碍;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源于词语和概念的持久性和历史惰性。

  在魏源那代人那里,“夷”字的运用并不总是毫无问题的。其原因来自一个不可避免的表述难题:在欧美史籍以及关于现实概况的文字中,人们是如何指称外部世界的呢?换一种问法:一个欧洲人或美国人在其用汉语写成的书籍或译文中是如何称呼他们的外部世界和外人的呢? “夷”和“洋”似乎都不合适。

  这时,人们常常不得不选用“外”这个中性词。徐继畲的《瀛寰志略》中便有“英国之制,相二人,一专司国内之政,一专司国外之务”的说法。我们可以较有把握地说,此后出现的“内政”和“外务”两个概念,很可能受到“国内之政”、“国外之务”的影响。

  

从“夷人”到“外国人”:中国人的世界想象是如何改变的?

  分朝编撰的对外关系档案资料《筹办夷务始末》巨帙,很能让人看清语言变迁及其困难。道光朝的资料编于咸丰六年(1856),其时“洋务”概念极为罕见,采用“夷务”一词多少可以理解。咸丰朝的资料则编于同治六年(1867),同治朝的编于光绪六年(1880);当时,“洋务”概念已经普及。

  此时仍旧沿袭前称,与其说是出于保持资料的完整性和连贯性之思考,毋宁说是根源于主编者贾桢、宝鋆等清朝大学士依然坚持的华夷观念。也就是说,在“夷务”与“洋务”的递嬗基本确立以后,不能或不愿意同外人平起平坐者还大有人在。

  不少人依然认为传统的夷夏之分彰明较著, “夷”字不仅涉及概念上的词义特征(指称的形象因素),同时还关乎“间接的”、“附加的”信息 。后来由王彦威、王亮父子编纂的光绪朝、宣统朝的资料,按照王亮的说法,本该易名《筹办洋务始末记》。

  然而,“洋务”在这期间也逐渐过时了。王彦威去世以后,王亮最后把资料定名为《清季外交史料》(初版于1934年)。最迟至19世纪末,“夷务”概念已经彻底消失,取而代之是中性的“外务”、“外政”或“外交”。

  梁廷枏在《海国四说》(1846)中就曾使用“外交”一词,尽管彼时中国官吏主要沿用了《礼记·郊特牲》“为人臣者无外交,不敢贰君也”之义,但其语境已是主权国家之间的交往。

  约从丁韪良译《万国公法》(1864)起,汉语“外交”概念获得了主权国家之间交往的现代含义。不过,在此之后的很长时期内,“中外交涉”或“中外交涉事宜”等说法一直占压倒性多数。后来,薛福成亦在其《筹洋刍议》(1879)中使用了现代意义的“外交”一词。

  在19世纪下半叶,“洋”以及后来的“西”和“外”完成了对“夷”的替代。需要指出的是,这里所讲的是语言运用的演变过程,词语概念的取代和更新不可能是突变。语言史上的事例显示出,这四个词曾经新旧参差、共存并行。

  我们在此还必须指出一种可能的误解,即以为这里所说的19世纪语义演变过程,彻底根除了“夷”称。至少在19世纪,“夷”字一直颇为活跃,“攘夷论”一直很有市场。清季开放政策与闭关自守的斗争甚为激烈,“夏”、“夷”的语义之争便是其集中体现。

  当时在如何对外的态度上,有积极的思潮,也有消极的逆流。对同文馆的攻击,对郭嵩焘《使西纪程》的非难,对李鸿章领导的洋务运动的反抗等,都显示出坚持“夷夏之大防”的保守势力不但影响巨大,而且常常占据优势。

  六、新的“世界”意识及“国际”观念

  历史上的中国人坚信儒家“声教迄于四海”,只有“天下”即“中国”观念,没有“世界”意识。中华天朝中心主义的彻底破灭,是19世纪下半叶的事。西方炮舰政策打开中国门户所带来的交通往来,使得近代意义的天下观念取代了传统的天下观念。

  不仅“天下”一词获得了崭新的内容,人们还开始关注天底下的世界。“世界”本是旧词,源于佛经;古往今来曰世,上下四方曰界,不可分隔的时间和空间合为“世界”。魏源《海国图志》(1843)中有一段著名的美国论:

  “数百年来,育奈士迭遽成富强之国,足见国家之勃起,全由部民之勤奋。故虽不立国王,仅设总领,而国政操之舆论,所言必施行,有害必上闻,事简政速,令行禁止,与贤辟所治无异。此又变封建郡县官家之局,而自成世界者。”

  此处“世界”,虽然还是传统概念,但它所表达的意思,肯定不是佛教中的现世之说,亦非中国高僧所说的西方极乐世界; 它所呈现的是一片新天地、一种新气象、一个新世界。

  

  正是“新世界”景象,才是维新之士面对新时局的世界意识,并成为他们同顽固势力进行斗争的论据。“变化”是新世界的主要特征之一,人们到处可见“世界蕃变之迹,国土迁异之原”,这同传统天下观的“天不变、道亦不变”之理念截然不同。

  “世界”概念的新用,是甲午之后的显著现象;尤其在19、20世纪之交,时人对新世界的认识有许多标签,“文明”、“进步”、“自由”、“平等”等新潮思想最为明显,梁启超则是鼓吹欧西“今日之民权世界”之最耀眼者。

  从“天下”到“世界”到“国际”的演化,出于对新的世界秩序和现代民族国家的认识,其醒豁特征是天朝话语向“民族—国家”话语、向“主权”话语的转变,即“国家”思想的确立,以及对建立在国民和国家主权基础上的民族国家的追求。 这一切都导致民族主义在20世纪初之中国的勃兴,“民族”和“国家”成了那个时代的关键词。

  华夏中心主义的解体,以及对世界格局的认识和国家认同,必然带来新的表述形式。在一个全新的概念体系中,中国不再是远近夷狄之上的唯一国家,也不是鹤立鸡群的中心,而只是国际共同体中的一员、民族国家之一。

  

从“夷人”到“外国人”:中国人的世界想象是如何改变的?

  这样,“国际”交往便成为一种常态。 “国际”一词是从日本引入的概念 。1897年,在日本汉学家古城贞吉为《时务报》译自日语的文字中,一再出现“国际”一词。此“国际”一词,当为汉语中“国际”概念较早的运用之例。此后,“国际”之说急剧增长。

  上文提到的“公法”、“外交”、“世界”、“国际”等概念,同本文以四个词为重点来展开讨论的语言概念嬗变密切相关。没有“夷夏”之辨向“国际”话语的转型,没有“夷”、“洋”、“西”、“外”之递嬗,许多与外国和世界、陌生现象和事务有关的新概念是不可想象的。

  不仅如此,影响更为深远的是,许多西方(新)概念的中文翻译,不管它们是以什么途径译成汉语的,都同这一嬗变难解难分。

  换言之,这里不仅涉及许多(翻译)概念的定型和标准化,更是关乎一个(即便不是事先策划的)总体方案,一个19世纪下半叶逐渐形成的、合乎逻辑的、相互关联的概念体系。这个体系与“夷”字亦即夷夏观念“冰炭不同器”。

  七、结语

  最后,我们再回到本文开头的标记之说,简要阐释符号和涵义的关系,亦即文化符号所引发的、与情感、修辞、评判有关的联想。

  在现代语言学和文学研究中,索绪尔的符号概念具有重要意义。他把符号分为“能指”和“所指”; “能指”是表达的形式部分,“所指”则是被表达者 ;前者为符号形态,后者是符号的内容和意义。

  本文中所说的汉语“夷”字,其字形(或发音)为能指,“野蛮无教化”是其所指,二者相加,构成“夷”字符号。

  符号(系统)是交往得以实现的前提之一。在一般情况下,人会从符号系统亦即“储存”中选择符号,比如选择“夷”、“洋”、“西”、“外”中的一个词,并按照句法、语义和实用规则,将其组合成具有意义的表述:“英夷”,“洋人”。

  接受者如何理解话语所发出的信号,同样根据他所知道的规则。是否或如何对某一表述做出反应,这是他的选择。鸦片战争前后的英国人对“英夷”之反应,以及由此引起的冲突,很能说明这一点。

  对于语言形式和内容的关系,结构语义学和符号学区分两种成分:一为标示性意义成分,即denotation(符号,名称),显示词语与被表示者的关系;一为联想性意义成分,即connotation(隐含之义,联想之义),传达情感、价值观和评判等“涵义”。

  无论如何,二者都具有明显的社会文化特色。希腊语中的βρβαρο(“蛮夷”),原先亦指“口无人言”之外族,“蛮夷”即为口中“吧叭”之类。很有意思的是,最先来到中国的新教传教士Robert Morrison的中文名字“马礼逊”三个字,在中国官书中往往全都加写口字偏旁。

  加写口字旁,似乎是彼时译音外国人名或国名的一个“通例”。这种字体本身就带有情感和修辞色彩的符号,为的就是引发“形同鸟兽”之联想。

  如果比较从马礼逊《华英字典》(1815/22)到赫美玲《官话》(1913)等双语辞书中的“alien”或“foreigner”之译词,我们很容易看到其中变化并得出结论:“外国人”或“洋人”跨越世纪得以延续,绝非偶然之事,“夷人”、“番鬼”被淘汰也不只是自然而然的事,而是说话者的选择,是价值判断,是扬弃。而其“隐含意指”,确实需要由具体语境来填补。

  “夷务”、“洋务”、“外务”各自引发不同的联想,而“国际关系”和“国际事务”的涵义,已同中国传统的“天下”概念及其联想格格不入。

  

从“夷人”到“外国人”:中国人的世界想象是如何改变的?

  费尔迪南·德·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1857~1913),瑞士作家、语言学家

  根据索绪尔的说法,词语变化的关键,在于“所指”和“能指”之间关系的变化。“夷”、“洋”、“西”、“外”之新旧递嬗,终究也是这一理念的延续。

  从语言哲学上说,联想或涵义作为与符号相连的可变主观意念,已被剥离不变的符号或名称,如汉语中早已有之的“世界”一词。 新的“世界”意识和新时代的“世界”概念之新用,必然带来全新的涵义。

  如梁启超所言:“今日之世界,新世界也。思想新,学问新,政体新,法律新,工艺新,军备新,社会新,人物新,凡全世界有形无形之事物,一一皆辟前古所未有,而别立一新天地。”

  文章来源:方维规/“夷”、“洋”、“西”、“外”及其相关概念——论19世纪汉语涉外词汇和概念的演变。原载于《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4期。限于篇幅,本文有删节,注释从略。文中观点不代表“东亚评论”观点。

  文 | 方维规

  编辑 | 木舟君

  文中图片均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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