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红:被父亲毒打,被母亲抛弃,她短暂的一生,却尽是悲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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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2年1月19日凌晨,萧红虚弱地躺在香港玛丽医院的病床上,好友骆宾基陪在床前。

  不久前隆隆的炮火声,似乎仍在耳边回响。

  

  生命弥留之际,萧红以笔代口,写下人生的遗憾:

  “我将与蓝天碧水永处,留得那半部《红楼》给别人写了。半生尽遭白眼冷遇,身先死,不甘,不甘。”

  3天后,萧红在圣士提反女校的临时救护站去世,享年仅31岁。

  一代“文学洛神”,一个鲁迅口中“中国最有前途的女作家”,就这样带着病痛和遗恨,离开了冷漠的人世间。

  萧红生前颠沛流离,命运坎坷。

  可以说,她的一生是悲剧的一生。

  对此萧红看得很透彻,她说:“我一生最大的痛苦和不幸却是因为我是个女人。”

  因为身为女人,她没有选择的权利,早早结束学业、嫁人生子,是家人早就给她安排好的道路;

  因为身为女人,她始终为情所困,付出所有却被男人一再背叛,一颗真心被践踏得支离破碎;

  因为身为女人,她活在男权的阴影之下,名气再大,才华再出众,也不过是男人的陪衬,得不到一句公正的评价;

  ……

  她不甘心啊,她一生都在抗争,为求学抗争,为爱情抗争,为女性的自我而抗争。

  

  可正如她所言,女性的天空是低垂的,女性的羽翼是稀薄的。

  终其一生,她没能逃脱身为女人的不幸命运。

  

  萧红从小受到祖父的疼爱,可因为是女孩,父亲一向对她很冷漠。

  小学毕业后,萧红想到哈尔滨读初中,却被父亲粗暴拒绝。因为他怕萧红读书时结交男友、谈恋爱,辱没门风。

  萧红无论是消极反抗还是和父亲顶撞,都没起作用。祖父替她求情,父亲也置之不理

  

  无奈之下,萧红只好故意放出口风:如果不能到哈尔滨念书,她就去教堂当修女。

  一时间,呼兰河人议论纷纷。

  祖父坐不住了,将张廷举夫妇大骂了一顿,说如果孙女不能去上学,他就死在他们面前。

  迫于压力,也为了维护张家的颜面,张廷举只好答应。

  萧红渴求新知,向往外部的世界,当然不打算止步于初中,她还想继续到北平读高中。

  可家人给她的安排是:初中毕业后与汪恩甲成婚。

  订婚之初,萧红并无异议。

  可随着交往的深入,她发现汪恩甲竟有抽大烟的恶习,对他越来越厌恶。

  

  她想与汪恩甲解除婚约,与同学,即她的表兄陆哲舜,一起到北平念书。

  父母当然不许,大骂她“忤逆”“不孝”。

  此时祖父已经过世,整个大家庭,没有谁能给她支撑。

  是遵从家长的意志,早早嫁人,还是追求自由和梦想?萧红最终选择了后者。

  她装作答应与汪恩甲成婚,从家里骗取了一大笔钱,随后偷跑到北平,进入女师大附中上学。

  萧红和陆哲舜租了两间房,一起生活,但并未同居。

  从家里带出的钱花光之后,两人只能靠陆家寄来的生活费,经济日益窘迫。

  为了催逼萧红回家完婚,张家向陆家施压,陆家断了儿子的经济来源。

  很快陆哲舜扛不住乖乖回家了,萧红也只得回东北。

  

  此时汪恩甲仍对萧红怀有爱意,他将萧红接到哈尔滨,住进东兴顺旅馆。

  既然家里不同意,陆哲舜又靠不住,萧红只能把求学的希望寄托在汪恩甲身上。

  虽然这不是一个理想的男人,可萧红没得选。

  她同意嫁给汪恩甲,前提是两人必须一起到北平读书。汪恩甲急于同居,假意答应了。

  这时汪恩甲的大哥汪大澄却因萧红逃婚、家门受辱,坚决要解除婚约。好胜的萧红一纸诉状将王大澄告上法庭,指控他代弟休妻。

  汪恩甲因为怕哥哥受处罚,当庭承认是自愿解约。

  失望气愤至极的萧红返回北平。靠着汪恩甲的接济,她得以继续学业。

  可汪恩甲不是真的支持萧红读书,而是想把萧红带回哈尔滨同居,再慢慢说服家人同意他们结婚。

  不久两人发生争执,分道扬镳。

  萧红只得回家,后被张廷举软禁在老宅。

  她不死心,天天吵闹着要出门念书,脾气暴躁的大伯父动辄赶来打她。

  七个月后,20岁的萧红逃出家门,此后再也没能重新踏上这块土地。

  求学梦自此破裂。孤身一人的萧红流落到哈尔滨。

  她想不通,自己只是想读书,为什么就那么难?

  为什么男人读书是天经地义,而女人却不能享受同等的权利?

  

  萧红深深感受到,这个男权社会对于女性的不公。

  无论是陆哲舜,还是汪恩甲,自始自终,萧红没爱过。

  为了寻求经济支撑,完成求学梦想,她不得不依附他们。可一次次依附,换来的只是一次次失望。

  经济不独立的女人,依附男人,得到的注定是一场空。

  

  与家庭决裂后,萧红成了哈尔滨街头的女流浪人。

  为了生活下去,她只能去投靠汪恩甲。

  两人再次住进东兴顺旅馆,半年多下来,两人欠下食宿费400元。

  当老板向他们逼要债务时,汪恩甲却突然人间蒸发,将已身怀六甲的萧红扔在旅馆。因迟迟不见汪恩甲归来,旅店老板威胁萧红要把她卖掉。

  萧军就是在这时,来到了萧红的世界。

  萧红向《国际协报》写信求助,编辑萧军来看望她。

  眼前这个脸色苍白、挺着大肚子的女人憔悴不堪,可她笔下的文字却让萧军震撼不已:

  “那边清溪唱着,这边树叶绿了,姑娘啊!春天来了。”

  

  被萧红的才情所吸引,萧军来得越来越频繁,虽没能力替她还钱,却给了她无尽的精神支撑。

  后来哈尔滨发大水,城市被淹,萧红逃出旅馆,和萧军生活在了一起,产下的女婴被她狠心送人。

  两人度过了一段艰难却幸福的时光。

  为了维持生计,萧军在编辑职务之外,又打了好几份零工。

  萧红也做过广告员、家教,可即使如此,仍入不敷出。两人常常挨饿,吃了上顿没下顿。

  他们不离不弃,互相扶持。

  萧红在萧军和报刊朋友的鼓励下,走上了文学之路。

  二萧开始靠卖文为生,生活慢慢有了起色。

  后来他们搬离了哈尔滨,先后来到青岛和有鲁迅先生的上海。

  

  到上海后,他们在鲁迅的帮助下,不断发表、出版作品,渐渐有了名气,再也不用为生计而发愁。

  可如胡风所言,这时他们“反而没有患难与共时那么融洽,那么相爱了”。

  两人性格迥异,萧红敏感细腻,极度自尊,受到委屈不愿意开口;

  而萧军粗狂豪放,大男子主义,很难体察到萧红的心境变化。

  在困难时期,两人能相互包容;

  安定之后,性格的不协调便被慢慢放大。

  当然最让萧红苦恼的,还是萧军那“爱的哲学”。

  

  初次见面,萧红就问萧军所持有的“爱的哲学”,萧军满不在乎地说:“谈什么哲学,哲学,爱便爱,不爱便丢开!”

  萧红一生都被萧军“爱的哲学”所折磨,因为她想要的是永恒不变的爱情和无微不至的关怀,可萧军追求的却是当时当地的快乐和互不拖累的洒脱。

  萧军也是这样践行他的“爱的哲学”的,早在哈尔滨时期,就与房东的女儿、陈涓等女子暧昧不清。

  到上海后又与陈涓、玛丽等女子发生恋情。

  爱人一次次的背叛让萧红痛苦不堪。

  二萧成名后,萧军的社会地位提高了,交际圈变广泛了,朋友也增多了,一个更宽广的世界向他打开。

  可萧红的世界里,只有萧军一个,一旦情感不利,萧红的整个世界就会坍塌。

  因为感情受挫,萧红伤感哀怨不已,写作事业也受到影响。

  她意识到自己需要时间疗伤,动身去了日本。

  分开之后,萧红又忍不住想念萧军,时常给他去信,对他嘘寒问暖,可此时萧军却与朋友的妻子有染。

  这对萧红无疑是巨大的打击,也直接导致了他们无法弥补的情感裂痕。

  

  萧军大概没想到,当初自己救助的无名孕妇,如今在名声、成就上大有盖过他之势。

  鲁迅夸赞萧红是“当今中国最有前途的女作家”;

  聂绀弩说她是才女;

  胡风和端木也承认,萧军是靠勤奋写作,而萧红是靠天分写作。

  萧红的文学水平是要高于萧军的。萧军却从不承认,反而时常贬损萧红。

  

  一次萧军的朋友们来做客,萧红好吃好喝地招待他们。

  可萧军却趁她睡觉之际,在背后诋毁她。

  他说:“她的散文有什么好呢?”

  朋友们马上附和:“结构却也不坚实!”

  萧红悲哀地意识到,只因自己是女人,所以无论如何出色,也无法得到男人的客观评价,好像女人就该低男人一等似的。

  第二天黎明时分,萧红愤而离家出走,到一所画院当住宿生。

  得知她有丈夫之后,画院主持竟然说“你丈夫不允许,我们是不收的”。

  女性是男性的附庸,即使是名女人,也仍然是丈夫的附庸。

  事实上,萧红很早就感受到来自男权社会的压力。

  她不想再做萧军的附属物,如果持有与萧军不同的文艺观点,她会直白地说出来,和萧军针锋相对。

  两人时常发生争吵,甚至还发展到家暴的程度。

  萧军曾说萧红“没有妻性”,大概他想要的,是一个温柔顺从的家庭主妇,而非有天赋、有见解的女作家。

  为了让两人能够冷静下来,萧红独自一人去了北平,和萧军依然时有通信,只是来信的内容不再含情脉脉。

  萧军对自己的出轨行为丝毫不感到愧疚,萧红向他诉说自己仍无法摆脱苦闷时,他以大男子主义的口吻对萧红进行理性规劝,竟然说:

  “我现在的感情虽然很不好,但是我们正应该珍惜它们,这是给我们从事艺术的人很宝贵的贡献……我希望你也要在这时机好好分析它,承受它,获得它的给予……”

  言外之意,这次宝贵的出轨行为,是上天赐予的文艺素材,应当好好珍惜。

  萧红没那么坚强,心境早已濒临绝望,可萧军仍大大咧咧地让她勇敢面对生活。

  这就像你被人扎了一刀,都快血尽身亡了,别人还在劝你“要坚强起来”,而这别人,就是捅你刀子的人。

  简直无法理喻。

  萧红想要的不多,或许只是他的一句“对不起”,可骄傲自大的萧军连道歉都吝于给予。

  

  因为战争的缘故,二萧和朋友们离开上海,在多地辗转。

  敌军逼近临汾时,萧红、端木等人决定跟随大部队前往运城,萧军却坚持留下来打游击。

  无论萧红如何劝说,他都不为所动,在两人的争执中,萧红渐渐明白了,他不是非要留下来打游击,他是在变相地与自己分手。

  火车开动前,萧红仍在苦苦相劝,旁人都说,“你真是太爱他了”。

  诚然,萧红爱他胜过爱自己,可他却不懂得珍惜。

  萧红是一个矛盾的女性,一方面不愿意做男性的附庸,另一方面又过度依赖感情。

  情感生活一旦出现巨大的空白,失去支撑的她就要很快填补上。

  端木蕻良,就是这一填补。

  

  有段时间,端木蕻良和二萧同住在一个屋檐下,关系一度十分亲密。

  与萧军不同,端木蕻良时常夸赞萧红,在二萧起争执时,也会站在萧红的立场上。

  这给予了萧红勇气,也她感受到被尊重,这是萧军从未给过的。

  萧红谈不上多爱端木,可这个温柔体贴、懂得低头的男人,确实让她很享受和他在一起的时光。

  与萧军分手后,聂绀弩劝萧红:“你要像一只大鹏金翅鸟……要飞得更高,更远……”

  可萧红最终没能像聂绀弩期望的那样,充分发挥自己的文学才华,展翅翱翔,而是怀着萧军的孩子,转身投入了端木的怀抱。

  

  在汉口,端木和大着肚子的萧红举办了婚礼,给了萧红一个名分。

  从这一点上来看,端木是一个有担当的人。

  婚后两人度过了一段平静甜美的生活,这正符合萧红的预期:

  “我对他没有什么过高的希求,只想过正常的老百姓式夫妻生活。没有争吵、没有打闹,没有不忠,没有讥笑,有的只是互相谅解、爱护、体贴。”

  端木虽然没有大男子主义的毛病,却像个长不大的孩子,自理能力较差,家庭生活全交给萧红一手“包办”。

  

  在入川之际,萧红主张让端木先离开,并把家里的钱基本上都给了端木,所以后来才有了端木“撇下大肚子的萧红,只顾自己逃命”的非议。

  在生活安稳之时,端木或许能给萧红想要的呵护关怀;

  可一旦碰到紧急状况,他就难以给妻子有力的支撑。

  1941年,萧红因患肺结核住进香港的医院。

  端木请来骆宾基帮忙照顾萧红,可他自己却有了自行突围、返回内地的想法,随后消失了一段时间。

  这让躺在病床、饱受疾病折磨和摧残的萧红感到十分失望、不安。

  此前骆宾基和萧红仅有过两面之缘,可他陪萧红到了生命的最后,而身为丈夫的端木却时常不在身边,两下对比,更让人心寒。

  骆宾基不解,为什么萧红能和端木这样的人一起生活了三四年。

  也许是因为萧军给过她更大的心灵伤害,所以端木的懦弱自私也就不算什么了。

  

  看萧红的文字,相当有男子英气。

  可在现实生活中,她到底是女性的柔和本色。

  这一生,她都被自己的女性身份和柔弱的女性本质所困:

  身为女子,她没能实现求学梦想,与家族彻底决裂后,流落异乡,死后也没能回到魂牵梦绕的呼兰河;

  

  她无比渴望圆满的爱情,一腔热血地付出,可没有谁能真正给她依靠。萧军能与她共苦,却不能同甘;

  端木蕻良能与她同甘,却不能共苦;

  她意识到男权社会中,女性被压迫、被忽视的地位,却没能彻底觉醒,还是将希望寄托在一个又一个男人身上。

  一生在异乡辗转,在多个男人之间辗转,最终还是没能找到真正的归宿,没能找到属于女性的那片天空,也许这就是萧红最大的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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