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法艺术中的“自然天成”

“刻意” ，在传统典故意含义外，还有潜心子》中“刻意尚行，离世为亢而已矣” ，南朝刘“才颖之士，刻意学文”论中，除有特意、致志之意。如《庄异俗，高论怨诽，勰《文心雕龙》中 。但在传统书论中，出于某种社会文化背景和心里需要，书家们大多排斥“刻意” ，多解读为特意为之，而忽略专一心思之构。汉赵壹《非草书》中说“书之好丑，在心与手，可强为哉？ ”蔡邕《笔论》中说：“欲书先散怀抱，任情恣性，然后书之” ，都将不勉为其难、追求自然天成作为一种理想矢志追索。

快雪时晴帖 王羲之 东晋

应该说，这种不凿以痕迹而自显本性、不刻意经营而求期然相会，十分吻合书法家们反对矫饰虚伪、主张返璞归真之敏锐心灵，于是排斥“刻意”便被作为书法标杆与品质而被仰视之、追慕之，在言语上大加褒扬，在理论上累加赘述。以晋为例，一方面，书法家们信奉书法“感物通灵” ，卫铄在《笔阵图》中说：“自非通灵感物，不可与谈斯道矣。 ”杨泉《草书赋》中说“应神灵之变化，象日月之盈亏” 。另一方面，夸谈“自然天成” ，王僧虔《书赋》中说“手以心麾，毫以手从” ，则“仪春等爱，丽景依光，沉若云郁，轻若蝉扬” ，认为书法应随手随心，行笔如三春风光云卷云舒，连带似蝉联一般不断绵延。再一方面，有意识地拒绝精雕细琢，颜之推在《颜氏家训》中说：“然而此艺不须过精，夫巧者劳而智者忧，常为人所役使，更觉为累” ，甚或提出与那种“崎岖碑碣之间、辛苦笔砚之役”的书法家“不相为谋” 。

客观而论，这种艺术审美提出，有着深刻社会和人文背景。一是针对统治阶级礼乐制度欺骗性而言。春秋秦汉社会礼乐隆兴，繁文缛节，刻意借助伎器巧具以愚弄众生蛊惑人心，为此，道家认为礼乐违道失真，虽有炫目外表却无实质内容，于世非但无益反而有害，倡导顺其自然才是人间大道，只有不事矫饰才是人间至美。 《老子》中说：“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民多利器，国家滋昏；人多伎巧，奇物滋起” ，正是对这种社会局面的反叛。二是针对奋进有为的消极成分而言。入世担当、有所作为是世人普遍梦寐以求的理想，但魏晋士人却认此为无聊不堪，偏激夸大其弊其害，更深程度上不能不说是出于某种心理安慰和自我解脱之需要。 《世说新语》中记载：有人问名士殷浩“何以将得位而梦棺器，将得财而梦矢秽？ ”他答说：“官本是臭腐，所以将得而梦棺尸，财本是粪土，所以将得而梦秽污。 ”此言当时广为流播，其心态昭然若揭。

鸭头丸帖（局部）王献之 东晋?

书谱（局部） 孙过庭 唐??

“刻意”在书法审美上同样“举足左右，便有轻重” ，虽没有像“天成”被书法家追捧，但也从未被书法家奚落打入“冷宫” ，更多则是作为辅翼以与“天成”相得益彰、相映成趣。刘勰《文心雕龙》既强调自然天成，但也强调“独照之匠，窥意象而运斤”“写气图貌，既随物以宛转；属采附声，亦与心而徘徊” ，认为刻意匠心同样是艺术创作的前提。魏晋之后书法家更多地看到，书法虽然千姿百态但毕竟有范本模式，虽然意趣横生但依然有内在规约，虽然极为自由但不能为所欲为，苦心临写、反复推敲、刻意贯注是通向“自然天成”不可逾越之坷坎。晋庾子嵩理性地看到这种前后因果关系， 《世说新语》记载：“庾子嵩作《意赋》成，从子文康见，问曰：‘若有意邪，非赋之所尽；若无意邪，复何所赋？ ’答曰：‘正在有意无意间。 ’ ”有唐名僧皎然，对艺术重要贡献就是提出“取境”说，所谓“取境”就是“苦思而冥想” ，他认为应该“夫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取境之时，须至难至险，始见奇句” 。在他看来，“天成”并非神助，也不是守株待兔而能济事，是刻意“积思”和“精思”之必然结果。对这种审美关系，现代美学家宗白华在《中国艺术意境之诞生》中有过总结，那就是作者“要透过秩序的网幕，使鸿蒙之理闪闪发光。这秩序的网幕是由各个艺术家的意匠组织线、点、光、色、形体、声音或文字成为有机谐和的艺术形式，以表出意境。 ”说的正是无有“刻意” ，“自然”将无从谈起，有了“刻意” ，“天成”将计日可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