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茶叶高峰时期产量一亿斤，为何茶税最高时只有二十几万两？

茶叶一直以来都是历代封建王朝的重要出产之一，从一定程度而言，茶叶给国家财政带来了巨大的收益。然而在研究清代历史时却发现了这样一个问题，清代不论是茶叶的产量和贸易量都大大超过了以往朝代，可却没有给国家带来更多的财政收入，这又是为何呢？

古代将茶叶的产销管理称为茶法，清代的茶叶分贡茶、官茶和商茶。而其中贡茶和官茶的数量很少，绝大部分都是商茶，这也是清代茶法区别于宋明两代的最大不同。因为贡茶的数量几乎可以忽略不计，所以就不多加讨论了。

一，清代的官茶和商茶

首先说官茶。清初实行的茶马贸易，征收官茶，由官府垄断，与西北少数民族进行茶马贸易。当时在陕甘地区设置了五个茶马司：西宁、洮河、河州、庄浪、甘州。此外，顺治朝还曾在张家口西的河宝营与鄂尔多斯蒙古进行过茶马贸易，在云南北胜州与藏民以茶易马，这两地实行的时间不长，主要还是在陕甘地区。

清代实行茶马贸易的时间不长，茶马贸易的取消也导致了茶业的巨大变化。清中期以后不再实行茶马贸易，主要是因为清朝于长城口外设养马场，又有蒙古养马。而清初，由于战事较多，蒙古也没有完全归附清朝，所以进行茶马贸易。

此后，长城以外建立了很多马场，八旗王公也有马场，再有一个重要因素就是，蒙古归附以后，也支持清王朝，所以战马不再成为问题。

雍正以后停止茶马贸易，官方对茶的垄断也就取消了。所征官茶仅作为西北搭放兵饷之用，而且所征又有折色征银，官茶数量很少。四川官茶主要也是用来赏赐达赖、班禅。

再说商茶。茶在古代是由官方售卖，之所以要由官方控制，与唐、宋、明时期少数民族进行茶马贸易有关，这具有政治意义，而并非纯粹为了收税。清代茶马贸易取消后，对于私茶的控制放松，官方也不把茶课作为重要财政收入之一，而是将其归为了杂项。根据文献记载，有清一代茶课征收最高的一年只有二十几万两。

和盐一样，茶也是实行引茶制，茶引是官方发给茶商的凭证。茶课共分为三种：茶引纸价银、茶课、茶税。茶商须持有官方茶引方能售卖，官方据此收税。一道茶引只能售固定的数量，超额即为私茶。茶引本来也规定售卖的地域范围，后因管理不严而形同虚设，这也是茶引和盐引的重要区别。

二，清代的茶叶发展状况

因为茶属于专卖，茶商凭官方颁发的茶引才能销售，所以各产茶省所领茶引的数额不断增加，这也反映了清代茶叶的发展状况。主要产茶省份为浙江、四川、安徽，此外还有江苏、江西、云南、贵州、湖南、湖北、福建。其他省也有零星茶叶生产，由于数量不多，所以略去。

从全国所颁茶引的引额来看，康熙中期，全国颁发的总引茶为16万引（每引100斤，实际远超此数），康熙后期增加为24万引，乾隆前期为36万引，嘉庆中期达40万引，合4000多万斤。但这并不是实际产销量，事实上这一数字远远大于官方的统计。

清代茶叶取得大发展也是有原因的，首先是人口剧增。人口问题是清代一个突出的社会问题，导致无业之人大量增加，其中一部分人就从事茶的种植，四川最为显著，很多外地人到四川去种植茶叶。另外一部分人从事商业，销售茶叶者增多。

还有一点就是，人口剧增增加了茶叶的销售量，茶叶销售与人口增加的关系并不像盐那样明显，盐是必需品而茶是奢侈品，富贵人家是主要销售对象，普通百姓家只有在招待客人、馈赠亲友是才会用到茶。

当然，市场扩大才是茶叶销量增加，促进茶叶种植的根本原因，市场的扩大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内地省份人口增加，用茶量增加，社会需求量加大，促进了茶叶的种植与销售；

二是边疆民族地区，这是清代茶叶销路与宋明两代最大的不同，主要体现在雍正取消茶马贸易后，以前由官方垄断的官茶绝大部分变成了商茶。而且清代的边疆民族地区又与中原连为一体，边疆民族对茶有大量需求，有着广阔的销售市场，因而相当一部分商茶是销往边疆地区的；

三是外销西方，与西欧、美国的茶叶贸易主要是在广州。俄国贸易主要是在恰克图、北京。清政府不允许西欧国家的商人到中国内地，但是允许俄国商人到北京，对俄国商人有所优待。外销其他西方国家的茶，是由内地茶商将茶叶大批运到广州进行交易。

茶作为一种饮料，自明末清初开始被西方认识并输入，18世纪20年代雍正以后放，中国茶叶输入西方各国进入迅速发展时期，这又成为清代茶叶的特殊历史机遇。茶成为外销中的重要商品，且不断增加，至道光朝，仅销往英、美、俄三国的茶叶，年出口量就达到6500万斤，合65万引。

清政府颁给内地销售的茶引，最多时为一年40万引，而仅销三国的茶叶，一年就有65万引，从中可以看出，朝廷对茶法的管理并不严格，也说明了实际的产销量远远超过引额。

人口增长，边疆市场开放，西方茶叶贸易，这三大因素使清代茶叶进入快速发展时期，但是清政府并没有重视茶税征收，与盐法形成了鲜明对比，这也是茶课没有给政府带来更多财政收入的主因。

三，清代茶法的简单评述

与宋明两代相比，清代的茶法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其一，开放性。清代对边茶不再实行官方垄断、禁限，官茶变为商人销售的商茶，对边疆民族地区销茶的开发，使茶的销售大幅增加。

其二，管理上的松弛。清代也实行茶叶专卖制，售茶需要茶引，无引为私茶，但与宋明两代相比，在管理上要松弛得多，对于私茶的缉查也不严。在广大汉族地区，茶的销售量小，征税也少，因而茶课被列入了杂赋，朝廷对这部分赋税收入并不重视。茶法的松弛，有利于一般民众较为自由地随时贩茶，有利于茶叶销售。

其三，种植茶园无课。这一点也不同于宋明两代，宋明时期由于要进行茶马贸易，种茶户也要交税。清代人口大增，无业之人增多，种茶不纳赋，在适宜茶生长的广大南方地区，无地少地的百姓以种茶为生，开辟山区丘陵之地种茶，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人口生计问题，同时也促进了茶业的发展。

四，晚清茶法及茶业出口量的变化

茶叶外销在鸦片战争以前呈逐年增加趋势，全国的茶叶均需运往广州或恰克图进行贸易。鸦片战争后商路大开，一口变多口，降低了运输成本，促进了茶叶外销的增加，形成了茶叶外销的三大集散地：上海、福州、汉口。

同治中后期至光绪十年以前，为茶叶外销高峰期，年销1亿斤以上。而光绪《大清会典》及《大清会典事例》中并没有对这种销量的增加情况有所反应，仍记载为每年40万引。

光绪中期以后，茶叶出口量有所下降。其原因有这么几点：

首先，甲午战争以后，政府财政拮据，地方上苛捐杂税增加，加上商茶上的苛捐杂税较多，茶价随之增加，影响了销售量；

其次，外国引进并大力发展茶的种植，种植较多的国家有印度、越南、锡兰、日本、意大利、美国。外国对茶叶的引种，也影响了中国茶的外销量；

第三，外国机制茶成本低，中国茶为手工焙制，而且茶税增加，竞争不过外国茶，出口量大幅减少，影响到茶业的发展。

光绪后期，下令减少茶税，并引进西方器械、技术，以降低成本，提高外销竞争力。很多省份还采取贷款帮助种茶户扶持茶业的发展，这种鼓励措施到了宣统时期才展现出效果，但这个时期，距离大清灭亡已经不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