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洋人因调船已齐,兵费太巨,势难中止,情愿自别苏州等处,我中国当以情理阻之,婉言谢之。若该洋人不听禁阻,亦须先与订定:中国用兵,自有次第。目前无会苏州之师,即克复后,亦难違披驻守之师。
事成则不必中国感其德,不成则中国亦不分其咎。尽管其主旨仍是婉拒洋兵“助剿”,但放任其“自”的说法也委实卑劣。潘曾玮等地方士绅们则急于保护家园,他们主张不但“借师助剿”上海,而且还要包括上海以外的苏州等地方。
其意似乎是很坚决的,说不动曾国藩,竟由上海赴京,“诉称乡间被陷,恳请借用英、法等国官兵,速筹规复”。这还果真惊动了朝廷,谕令负责“夷务”的总理衙门与英、法驻京公使筹商,并且征求曾国藩的意见。
不日,又追加一谕,说“洋人与逆匪仇隙已成,情愿助剿”,要曾国藩不失时机地“饬令沿江上下游师船,与该洋人联络声势,冀收速效”。显然,是要“全面”地实施“借师助剿”。
面对这样的朝命,曾国藩于三月二十四日的复奏中,还是坚持借洋兵“助守上海则可,助剿苏、常则不可”的意见,并进一步说明理由,说除了他手下无兵抽动参加“会剿”外,即使刚到上海的李鸿章一军,作为“新集之卒”,也“只堪自守,不能远征”。
没有大支劲旅与之“会剿”,假使转战内地,但有“西兵”,而无“主兵”,不免让三吴父老“生疑惧之情”,而对他曾国藩来说,就像应试科场请人替考一样羞愧。他说道理上应借洋人与太平天国的仇隙,因势利导,与洋人“彼此互商,嘉其助顺,听其进兵”,但因无“会剿”之师,还是不宜让其“进攻金陵、苏、常”。
看来,在坚持有范围、有限度地“借师助剿”的意见上,曾国藩还是很难动摇的。甚至他的本意上,是连上海也尽量不让洋兵参与“会剿”。这在他对带兵赴上海后的李鸿章的指授机宜中,便能看得更清楚。
特别声明:以上内容(如有图片或视频亦包括在内)为自媒体平台“网易号”用户上传并发布,本平台仅提供信息存储服务。
Notice: The content above (including the pictures and videos if any) is uploaded and posted by a user of NetEase Hao, which is a social media platform and only provides information storage servic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