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央媒三问富豪猥亵女童，论主要媒体敢发声的重要性

新绿网： 闻香知酒

１.

新城控股董事长王某，涉嫌猥亵女童一案，是近来一个令人震惊的社会事件和舆论热点。其中之恶，先是作为富豪群体一员的嫌疑人，行事如此丑陋变态、禽兽不如，再次刷新人们的想像力和心理承受底线；继而，即使是发生了如此人神共愤的恶性案件，竟然还有一些地方的势力和个别官员企图为其“遮丑”，不但事发当地一些自媒体发表的文章被“和谐”，还有要求当地媒体“不要报道、已发的撤稿”的“领导指示”，简直是狼狈为奸、助纣为虐！

人们不禁要问：是什么让这些富豪如何藐视法律和道德，做出这等罪恶无耻之事？不禁要问：当地媒体管控和个别领导的“不要报道”指示，究竟是出于一种什么动机和考虑？是担心影响当地政治声誉，还是权大胆肥，冒天下之大不韪要充当恶人的“保护伞”？不禁要问：暴露和公开的是这一起，但从该案发生的链条和迹象看，真的只是个案？还有多少真相被掩盖、还有多少花朵被摧残？

所有这些问题汇集在一起，加之案件本身的丑陋恶劣、不可思议，无疑加重了公众的怀疑和愤怒。在网络媒体信息迅速传播放大的时代，任何稍有不慎的处置都可能导致重大舆情，甚至造成严重影响政府公信力的“塔西陀陷阱”。

幸而，光明日报、人民日报、新华社等几大央媒及时发声，在排除遮丑干扰、促进公众理性发声、推进案件本身进入法治化常态轨道方面，作出了主流媒体的应有担当。光明日报是率先发声的，直指“案件信息披露只能公开透明”；人民日报评论三问涉嫌猥亵女童事件，追问背后有无病态利益链；新华社直言“无论他是什么身份，也不管他有多少资产，决不手软”；经济日报连发七问，酣畅淋漓，令人拍案。

央媒的这种发声，对于推动事件的进程，引领舆论理性讨论，揭穿一些谣言，增强官民之间的信任，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在这种敏感问题上，官媒越早发声，越能促其“脱敏”；在这种容易导致声音嘈杂混乱的时候，官媒越敢发声，越能起到“清音一声天下闻”的作用，成为民众的定心丸、舆论的定音鼓。

２.

舆论监督是新闻媒介的固有属性。虽然不具有强制性，但它却具有一种精神的、道德的力量。当分散的、个别的议论引起人们普遍关注，经过传播而形成社会舆论时，便代表着众多人的看法和意志，对社会生活产生重要的影响。它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内容，又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

在中国，新闻舆论监督是人民群众行使社会主义民主权利的有效形式，其主要监督方式有报道、评论、讨论、批评、发内参等，但其核心是公开报道和新闻批评。舆论监督的实现需要两个环节:首先是提供足够的舆论信息，即可以形成舆论的事实和情况，使得人们对要评论和监督的事情有充分了解；其次才是对各种政治、经济和社会现象及有关人进行理性的、坦率的评论，并通过众多个体意见的充分互动，最终形成普遍赞同和心理共鸣的一致性意见。

也就是说，舆论监督可以分成两个阶段或者说两个层次，一是公开报道、陈述事实；二是批评讨论，形成一致意见。可惜的是，我们很多官方媒体，在舆论监督方面都做得很不够，不但不敢批评、不敢讨论，甚至连公开报道、陈述事实的勇气都没有。

造成这种现实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从主管部门的指导思想看，更多是把官方媒体当成“喉舌”和“喇叭”，侧重教育引导方面的职能，而忽视或者回避其批评监督的职能。从媒体主办部门看，有的要么是担心政治影响，要么是顾虑饭碗有失，也在尽量绕开“雷区”，秉持“多栽花少摘刺”的原则。在这种情况下，媒体的舆论监督作用普遍淡化和弱化。

实际上，教育引导与批评监督是媒体功能的一体两面，相辅相成的。只引导不监督，媒体就会失去群众的信任；只监督不引导，媒体就会失去政府的支持。一切说服教育之所以会有效，除了入情入理，更主要的在于教育者的公信力，一味只唱赞歌回避问题的媒体很难有公信力，于是也难说教育引导的真正有效，而往往是越善于做批评监督的媒体越有正向引导力。“因为信你这个人，所以才信你的话”，这是大众的普遍心理，也是一种传播规律。

实际上，舆论监督也未必就一定要去批评，公开真相本身就是监督。公开报道，陈述事实，主要不在于表达观点和立场，而在于给当事人、给社会、给民众一种信号：上层在关注这件事，是认真的，连官媒都发声了，都关注了，有关方面还想当鸵鸟吗？还能再遮遮掩掩，顾左右而言他吗？在很多情况下，说什么并不重要，有没有说、敢不敢说很重要；观点不重要，态度很重要。

可以说，此次“富豪猥亵女童”事件中，几大央媒的主动、及时发声，不但舒缓了舆情爆炸之后的不可控，使得事情终于可以尽力摆脱背后不明因素的干扰，进入依法严惩、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轨道，也给几大央媒自己加了分，在增进官民互信的同时增添了民众对这些官方媒体的信任。

３.

当然，也有人说，如果案件当事人不是富豪，而是一地手握重权的官员，几大官媒还会有这样的勇气敢于公开报道吗？毕竟，富豪与官员因为“你懂的”的原因，其影响和破坏力是差距巨大的。笔者认为，这种“联想”和“腹诽”虽未必带有恶意的故意，但还是有些先入为主了，有的事情无法假设，主要还是看几大官媒的实际表现以及真诚努力，不可求全责备，更不能总是习惯于戴着墨镜，冷眼看世界。

笔者真正想说的，是希望几大央媒在此次事件之中的态度和表现，能够给今后的舆论监督打下一个良好的基础，并从此进入一个得到各界认可的良性发展阶段。那么，无论是对于推进全面依法治国，还是凝聚团结一致向前看的国家意志，都是一种正向推动。

与此同时，也希望几大央媒的态度和表现，能够给其他官方媒体、在同样意义重大的社会热点话题面前，带来一点启发和示范。

比如军转干部正在热议的公务员职级套改，他们虽然在社会群体之中属于小众，但因为分布甚广，又主要集中于各级党政部门，并且与现役军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实际上一旦处理不好，影响是非常重大甚至深远的。亦不排除，被敌对势力炒作和利用，对国家和军队不利。

他们的问题，既有历史遗留的，也有当下政策落实中并未充分考虑到他们的特殊实际，存在明显不公平不合理的问题。而通过合理合法渠道的诉求无门，以及有关方面、主流声音的漠视和回避，才是造成他们产生焦虑和不满情绪，纷纷采取“写联名信”“写申诉书”等方式进行维权和抗争的主要原因。从目前看，问题并未得到根本缓解。

整个过程中，既未见有关部门及时表态，也未见哪个主流媒体主动站出来发声，包括解放军报。有段时间，一篇呼吁“维护退役军人合法权益”的文章在这个群体之中迅速传播，却被发现是国防报2016年的旧文，空欢喜一场。一切都在说明，广大利益受损的军转干部群体迫切希望有人、特别是“语重千斤”的官媒，及时关注并为他们发声。

而在另一方面，我们涉军的官媒主要进行着“淡泊名利的老英雄”、以及“捐款一千万的老空降兵”这些英模人物的宣传。这些宣传当然非常必要、非常及时，那些英雄模范的事迹也非常令人感动、值得学习，但正如前面所讲“引导与监督是相辅相成的”，不去回应关切、解决“腰疼”的问题，而只去教育大家站起来向他们学习，恐怕也很难保证真正的效果。

在这个时候，官媒就应当主动负起应有的担当，该说话要说话，该表态要表态。不在说什么，而只在敢不敢说，有没有说。甚至，也可以不用发表观点，表明立场，而只需要客观地陈述相关事实就可以了。比如，可以客观角度吁请各级有关部门关注“军转干部职级套改中的职级对应和起算时间问题”，甚至可以大而化之地、不联系具体事实地单讲“维护退役军人合法权益的重要性”，也比捂紧嘴巴、转过身去要强得多。

我们常说一句话：时代抛弃你的时候，连声再见都不会说。而某些媒体若未尽职责，一旦被群众抛弃，恐怕也怨不得别人无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