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族信托—家族财富隔离与传承的利器？

婚姻关系变动对财富传承的影响

子女婚姻关系变动风险

根据我国《婚姻法》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除非在遗嘱或赠与合同中确定只归夫或妻一方所有，继承或赠与所得的财产为夫妻共同财产。所以当子女成年后谈婚论嫁时，家族财富所有者普遍面临的问题是：是否将子女配偶一同纳入财富传承人。一方面担心因子女离婚家族财富缩水；另一方面担忧初期的不信任为日后家族矛盾埋下隐患。

家族信托是解决家族财富所有者此烦恼的利器。设立家族信托后，家族财务的所有权不再属于家族内的任何一个个人，个人只享有按照家族信托文件中规定的受益权。如此，无论家族成员的婚姻如何变化，都不会对整个家族的财富产生大的影响。

案例：香港中建企业掌舵人许世勋(李嘉欣公公)去世，享年97岁，其在养和医院养病期间将420亿元遗产全部变成家族信托基金和巨额保单，李嘉欣与许晋亨夫妻两人每个人可领200万元左右生活费。事件中李嘉欣并未继承任何遗产，与港媒预期不一致。

个人婚前财产保护

我国实行法定的婚后所得共同制，即婚内产生的收入通常都被视作夫妻共同财产，平均分配，且夫妻一方的婚前财产在婚后所取得的投资收益属于夫妻共同财产(除非婚后并未对该投资做过任何主动性行为的付出，例如购买银行理财)。

案例：世界顶级富豪默多克在与第二任妻子安娜·托芙离婚时支付了17亿美元，因此在与第三任妻子邓文迪结婚前，默多克把名下的主要资产，特别是新闻集团股权都装入了家族信托进行隔离保护。2013年末，离婚的邓文迪仅获两套房产和让两个女儿成为870万美金基金的受益人。而结束第三次婚姻的默多克仍然笑拥超过139亿美元财产。虽然经历了四段婚姻，但其控制的新闻集团的股价和管理没有受到影响，其家族财富也没有因此而大大缩水。反观王宝强因婚前未设立家族信托作资产隔离，婚后财务由妻子马蓉全权管理，离婚时律师费还需朋友帮助。

税务负担风险

国内外遗产税征收情况

遗产税最早被用于筹措战争经费，近代则被作为政府促进社会公平与缩小贫富差距的手段之一。世界上已有100多个国家开征了遗产税，目前我国尚没有遗产税的正式立法，但是相关的立法准备由来已久，早在1950年就将遗产税作为拟开征税种之一，但并未实际开征，随后1994年、1996年、2004年、2010年、2014年均提及“研究在适当时期开征遗产税问题”。2018年深圳公布预开征遗产税并推出相关遗产税试点政策。国内理论界对于遗产税的征收原则和方案尚有诸多争论，但对开征遗产税多持支持的态度。根据2014年财政部草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遗产税暂行条例（草案）》中，税率采用累进制，1000万元以上的税率为50%，3000万元的遗产净额应缴纳1280万元；税制为先税后分，即在遗产税税款缴清前，遗产不得办理转移登记。

案例1：台湾“经营之神”王永庆先生去世后，遗产价值600亿元新台币，根据台湾2008年适用旧制遗产税，税率为50%，台北市税务部门最终核定王永庆的遗产税需缴纳147亿元新台币。

案例2：2004年9月14日去世的台湾首富蔡万霖，遗留下庞大财产，按照台湾法律，他的子女需要缴交782亿新台币的遗产税。由于以信托、寿险业务起家的蔡万霖对于避税之道很有心得。最终，台湾当局能收到的遗产税金只有5亿新台币。

传承工具选择风险

家族财富传承与财富管理的工具有家族信托、基金会、人寿保险和遗嘱、继承，一些企业家对信托、基金会、保险这三种现代化的传承工具不熟悉，依赖遗嘱继承这一传统的工具，或者生前没来得及统筹安排，导致家族成员陷入纷争，家族财富缩水。

案例1：2013年5月15日，龙光集团非执行董事纪凯婷通过在根西岛注册成立的信托公司Kei Family United Limited，成立了一项家族信托，受益人包括纪凯婷及其家庭成员（不包括纪女士的父亲纪海鹏）。该信托的设立有效地隔离了纪凯婷拥有的龙光地产（03380.HK）的股权。

案例2：2016年1月20日，台湾长荣集团总裁暨创办人张荣发先生不幸去世，留下总值536亿新台币的巨额资产，包括存款、股票及不动产。其去世前在遗嘱中声明将自己名下遗产全部留给二房儿子张国炜，并指定张国炜升任长荣集团总裁。2016年3月11日，在张国炜亲自驾驶飞机前往新加披期间，拥有多数股权的大房子女召开紧急会议，罢免了张国炜长荣航空董事长的职务，并逼迫其捐赠了长荣航空所有的股份。

通过对以上两个案例的分析，可见在家族财富的传承过程中，遗嘱并不是最好的方式，设立家族信托可以更好地达到传承人的意愿。

股东连带责任风险

我国《民法总则》规定，法人是具有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依法独立享有民事权利和承担民事义务的组织。《公司法》则规定：“公司是企业法人，有独立的法人财产，享有法人财产权。公司以其全部财产对公司的债务承担责任。“因此，公司独立法人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制度，在民营企业家及其家庭与公司之间建立了一道”防火墙“，正常情况下， 公司债务不会波及民营企业家和他的家庭，民营企业家以其出资为限承担有限责任。但由于中国的民营企业家几乎都是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进行创业，普遍面临公司注册资本金不足和账目混乱的问题，加之股东和经营管理人员很多都具有家庭成员关系，欠缺公司财产独立的思想意识，导致公司的所有权和经营权不分，造成“揭开公司面纱”的后果，股东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使企业家个人、家庭的财产暴露在风险之下。

严格遵守法律规定是避免承担连带责任的根本，但未雨稠缪、提前做好资产隔离则能让民营企业家的抗风险能力更上一层楼。作为一种极富灵活性的财产管理工具，信托具有良好的“屏障”功能。

一是可隔离连带责任：我国《信托法》第十七条则明确，除设立信托前债权人已对该信托财产行使优先受偿的权利、受托人处理信托事务所产生的债务、信托财产本身应担负的税款之外，信托财产不得被强制执行。由于企业家设立信托之后，信托财产所有权转移到了受托人名下，该部分财产既然不再属于企业家本人，则即使企业家被判定出现了财产混同等需要承担连带责任的情况，信托财产也不属于企业家的个人财产，不能被用于清偿公司债务。

二是可隔离破产清算：我国《信托法》第十五条和第十六条中规定，在设立信托后，只要委托人并非该信托的唯一受益人，委托人死亡或者依法解散、被依法撤销、被宣告破产时，信托存续、信托财产不作为其遗产或者清算财产。

案例; 2004年4月22日，易融公司与中融公司签订《资金信托合同》，约定易融公司委托中融公司以中融公司名义自河南豫联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豫联公司）受让该公司持有的中孚公司股份3250万股，信托期限截至2007年7月28日，易融公司为中融公司所持股权的信托受益人。2005年4月13日，易融公司与般诺公司签订《信托受益权转让协议》，将信托受益权转让给般诺公司，易融公司仍为委托人。2007年3月，因易融公司为陕西必康制药有限责任公司与西安交通银行之间的借款提供担保而被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裁定强制执行。陕西省高院依法冻结并处置了河南中孚公司400万股限售流通股，用所得价款清偿债务及相关费用。2007年8月，般诺公司就涉案股票向陕西省高院提出执行异议，被陕西高院裁定驳回。然而最高人民法院执行办认为陕西高院所执行财产是具有独立性的信托财产，不应被强制执行，以明传电报形式要求撤销裁定。陕西高院遂撤销原裁定。

转载：家族办公室服务中心

如有版权问题，请及时联系我们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