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支架回扣一万”？博导被查实违纪，医疗腐败需加大查处力度

　　（新华社/图）

　　博士生举报自己的导师“装一个（心脏）支架回扣一万元”一事终于查出了结果。据新华社报道，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心血管内科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师杨向军日前被开除党籍。苏州大学纪委认定杨向军的主要违纪事实包括担任领导期间未如实申报个人收入情况，多次违规收受病人及家属赠送的红包、购物卡，多次收受药商的礼金礼品，利用职务之便为医疗耗材代理商谋取利益，收受好处费数额巨大，涉嫌受贿犯罪。

　　根据苏州大学纪委工作人员的说法，以上三条违纪事实只是上级纪检监察部门所移交的杨向军全部违纪事实的一部分。

　　今年5月，网络上爆出杨向军因为被自己的博士生举报“乱装支架，装一个回扣一万元”而被调查。每个心脏支架一万元的天价回扣，引爆了网络。当时有三甲医院心内科医生接受媒体采访称，爆料内容与行业实际不符，现在三甲医院对支架采购、使用管理都很严格，一个支架回扣一万很夸张。但这次来自苏州大学纪委的消息却确认杨向军收受了医疗耗材代理商“数额巨大”的好处费。根据最高法和最高检2016年有关司法解释关于受贿罪定罪量刑标准，“数额巨大”的一般标准为二十万元以上不满三百万元。对一个每年实行心脏介入手术六百多例的专家，收受回扣不满三百万元，如此看来，每个支架杨向军收到的回扣应该是不到一万块。但他收受过回扣，却是事实。具体的数额，恐怕要到法院审理阶段公众才能知晓。

　　事实上，医生在医用耗材领域收受回扣几成“行规”。2017年，湖南常德武陵区法院认定该市第一人民医院心血管内科收受心脏支架回扣四百多万元，以单位受贿罪对心内科主任判三缓三。广东省几年前也多次查处涉及医疗耗材的受贿案。广州市越秀区检察院的一份研究报告中披露，医学介入产品的“行规”是给医生15%-20%的回扣。有回扣的也不仅是心脏支架等高值的医用耗材，连医用胶片都有每张1.5元的回扣。

　　高额回扣，直接推高了医用品的价格，获得暴利的是整个利益链条上的生产厂家、中间代理商、医生，最后买单的是病人。中国医疗费用高企，有相当一部分原因与医疗领域高回扣有关，还存在医务人员受高额回扣的诱惑而过度医疗的情况。

　　前段时间引起舆论关注的山东步长制药，2018年年报显示，公司全年营收136.7亿元，而当年销售费用高达80.36亿，占营收额的近60%。该公司在答复交易所问询函时表示，其销售费用主要用在了市场活动费、市场调研费、学术活动费、学术交流费四大类别，答复还特别强调，公司销售费用处于行业平均水平。高额销售费用是否合法无法一一核实，但该制药公司近年来涉及多起行贿案件，多数为销售人员向医务人员行贿。

　　医疗是专业性非常高的服务，在医疗过程中医生具有绝对的信息优势，如何治疗，用什么药物和耗材，医生的建议往往具有非常大的影响。而医院的学术带头人、科室主任等权威，往往又对本院的药物和耗材使用具有很大的决定权，用哪个品牌的药物和耗材，基本上是这些权威说了算。这就有了很大的寻租空间。上述越秀区检察院的报告说，近年来，行业领军人物，主任级别、博士学历的医务人员涉案占绝大多数；这些涉案人员在其从事的领域具有较高的专业影响力，同时从事行政管理、医疗、教育和科研工作，拥有庞大的社会资源，受制约程度较小，比常人面临更大诱惑，在缺乏足够制约机制的情况下，成为腐败的高危人群。

　　而事中监管和事后处罚的不力，更助长了医疗领域的腐败。由于医疗腐败受贿人涉及不少高级医疗专家，法院往往从社会利益的角度出发对其从轻处罚，多判处缓刑，这对潜在的违法犯罪者没有足够的震慑力，甚至有医生会认为收回扣没事，更加肆无忌惮。比如，广州某医院心内科主任因受贿被查，考虑到社会和病患利益，其在等候法院判决时被取保候审，在医院正常工作，仅仅是不再主持科室工作。代替他主持工作的科室副主任张某某与其他医生见状，以为收受回扣法律风险不大，于是大肆受贿，在2年内收受回扣超过百万元，最终案发被捕。

　　对于医疗领域的腐败应该彻查，并加大惩治力度。此次苏州大学杨向军被查可以作为一个线索，向他行贿的医疗耗材企业，肯定也有向其他医生行贿的记录，顺藤摸瓜，可以打掉一片腐败分子。

　　有为医生辩护者说，薪酬与劳动付出不匹配是职务犯罪多发的原因之一，医生劳动强度大，报酬却偏低，如果没有回扣，那收入就太低了。客观说，部分医生尤其是年轻医生的薪酬水平与其受教育时间、劳动强度、技术含量等相比确实不高，但是这应该通过医疗系统的薪酬改革来解决，而不是用非法收入弥补。

　　部分医生收受巨额回扣，会让民众对整个医疗体系都产生怀疑，其破坏性是巨大的。对于这种行为，必须加大打击力度。同时医疗系统应该对这类腐败进行深入研究，拿出系统性的治理和监督办法，消除医疗药品和器械流通过程中的寻租空间，降低最终的医疗费用，让医疗产业恢复良性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