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东不西”的合肥 如何在长三角一体化中找准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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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阅读提示:在三省一市的资源要素重新洗牌中,江浙沪皖站在了同一起跑线,无所谓谁领导谁,也无前队与后队之分,大家都在跟未来赛跑,自然各凭本事,以各自的比较优势来吸引重组要素,进行产业转型升级。

  在知乎、贴吧、地方论坛上,安徽主题版块经常能看到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长三角要包括安徽?”提问的人往往是江浙沪的,但事实上,真正的偏见来自于陌生乃至隔阂。

  过去,长三角等于“江浙沪包邮区的认知,一直是公众的刻板印象。2016年5月,安徽合肥、芜湖、马鞍山等8座城市,正式划入长三角城市群,安徽“长三角”的身份开始“官宣”。从那一天起,关于长三角的传统定义,被彻底颠覆。

  安徽作为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重要成员,被扣上“弱者”的帽子显然有失偏颇,相反,安徽的成绩倒是可圈可点。据权威数据统计,近十六年间,安徽GDP增长3.1倍,尤其合肥增幅高达18.36倍。

  坐拥中科大和中科院的合肥是一支不容小觑的“潜力股”,在科创一体化的路上,早已成为与江浙沪并驾齐驱的关键角色。

  士别三日当刮目相待。在上海龙头带动下,合肥正创新尝试,携手苏浙,扬皖所长,以期交出长三角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的精彩答卷。

  

  “科创名城”为什么不出名?

  

  在许多人的印象中,合肥常以“不发达”的标签出现在公众的视野。事实上,这座拥有着两千多年历史的古城,自上世纪90年代,就提出“呼应浦东,开发皖江”的战略,从2005年确定了“东向发展”战略,再到2008年,正式加入“三省一市”合作机制,合肥,始终怀抱一颗向海而生的长三角“赤子之心”。

  身在中部,心向东部。从1984年首批两个国家实验室,一个选址北京怀柔,一个落户安徽合肥,其作为中国四大科教城市之一、中国第一个科技示范城市的地位,就从未改变。只是长久以来,因深居内陆,那张深藏不露的“科创王牌”并不为人所熟知。

  浙江大学中国新型城镇化研究院院长吴越,在谈及合肥对于东西南北沟通的重要性时表示,在打造长三角世界级城市群中,不能简单将合肥定义为江浙沪的“后花园”,而应通过关键角色搭起一座融合的桥梁,重要性自是不言而喻。

  初到合肥,从空中鸟瞰这片土地,会发现西部波光粼粼的蜀山湖之滨,有一座三面环水、面积不过2.65平方公里的岛屿“科学岛”,踏岛而上,绿树成荫,嘉木成林,这个专属合肥人的“大水缸”的董铺水库,实际上,有着另外一个神秘身份——安徽科创策源地。

  一栋栋小楼组成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楼层不高,并不起眼,但这里的科研脉搏却与世界最前沿同频共振:全球第一台全超导托卡马克实验装置“人造太阳”,诞生于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吸引海归集聚的稳态强磁场实验装置,也已经创造过多项世界纪录。

  科创领域从未逊色过的合肥,其国际影响力,真正让“以出国为荣”变为“以归国为荣”,打通了国际人才一体化的新窗口。曾在美国定居十几年的美国国家强磁场实验室攻读博士学位王俊峰,之所以愿意留在这个偏僻岛屿,恰恰是合肥排除一切后顾之忧的保障,让他们全心、安心做科研。

  八年来,王俊峰、刘青松领衔的这支创新团队,在国际知名期刊上发表文章数十篇,为上千例癌症病患最大限度地筛选可用之药。他们研发的抗急性白血病国家I类创新靶向药物已经获得了国家的临床试验批件,更多的创新药物也已经进入了产业化开发的管线。比方说,针对癌症病人,刘青松试图取出癌细胞组织进行体外培养,把市面上见到的药物,一一反应测试,形成一个药物效果分析报告,供医生参考,从而减轻了患者痛苦,节省时间和金钱。

  多年来,安徽“不东不西、不南不北”。从计划经济时代,国家投入集中在“大小三线”,就没安徽的份;到了改革开放,安徽既没凑上东部沿海开放,也没赶上西部大开发,基本都被国家政策所“遗忘”,即便来个中部崛起,也因周边强省的虹吸效应而被压制。

  当然,地理隔绝感的尴尬,是一个因素。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王德培指出,安徽北因历史上的黄河泛滥、土地贫瘠,而以资源型产业为主;南受山地地形约束,无法大力发展农业与工业;西有大别山,阻挡武汉经济圈;东受皖南大山区阻隔杭州经济圈——合肥为中心的皖中一带孤掌难鸣。

  正源于此,安徽虽名正言顺加入长三角,却也多少招致不服,被认为“反正放在哪里都不会显眼,总是处于被支配地区”。但如若追根溯源,有着“改革先锋”基因的江淮儿女,很早就大踏步“走出去”。

  合肥市政研室副主任范观兵告诉《新民周刊》,沪苏皖在历史上隶属同一地缘,明朝为南直隶,清初改称江南省,直到康熙年间出于权力制衡的需要才一分为二,有了今天的江苏与安徽,因此今天的南京,常被调侃为“徽京”,也就可以理解了。

  而在改革开放初期,山水相连、人缘相亲、文化相通的江苏、浙江、上海就与安徽有了密切往来和交流。上世纪80年代,芜湖港、安庆口岸陆续开通,让八百里皖江开始承东启西。从这个层面上看,以合肥为领头羊的安徽与长三角,本就是“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回归,更是对区域一体化内在需求的顺应。

  新兴企业是一体化的“跳板”

  去年11月,首届进博会上,长三角区域一体化正式上升为国家战略,标志着一个崭新时代的到来。

  且不说,2012年以来安徽省的区域创新能力连续5年居全国第一方阵,仅从“安徽制造”创造7个世界第一、多项工业指标位居中国前列,就可见“安徽制造”背后的超强科技实力。

  科创优势是合肥的底气,然而底气归底气,合肥却并未充分借此将自身发展到与江浙沪“并驾齐驱”的水平。好在,目前看来,合肥聚焦国家战略产业,以重大产业项目为牵引,全链条布局新产业,一体化成果在平台互通、人才流动、产业转移等方面倒也可圈可点。

  在科创产业园区的科大智能展厅,机器人手臂安装汽车零件的视频,颇为引人瞩目。科大智能新闻发言人表示,作为国内领先的工业智能化解决方案供应商之一,从传统电力产业迈向工业机器人新兴领域,他们借助G60科创走廊平台效应,与上海松江联手做了很好的一体化尝试。

  就在一年前,位于上海松江洞泾的科大智能项目开始运作,这个人工智能产业研究孵化基地,35天拿到开工许可证,项目从一片空地到主体建筑完成封顶,只用了8个月,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松江速度”。

  目前科大智能正与复旦大学类脑智能科学与技术研究院开展合作,共同建设科大智能—复旦智能机器人研究院,通过健康服务、智能诊疗类机器人的技术创新与产业孵化,一方面解决社会医疗难题,另一方面带动机器人相关附加值产业落户长三角,打造持续创新“发动机”。

  伴随新一轮人工智能的风口,位于合肥高新区的科大讯飞总部,以中科大与中科院的语音识别、机器学习推理及自主学习等人工智能核心技术的研究,显然也成为了区域经济发展与吸引青年才俊的新风向标,真正让人才“引进来”,产品“走出去”。

  科大讯飞创始人、董事长刘庆峰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如今科大讯飞的总部在安徽,但在上海、江苏、浙江都有分子公司,不同地方,产业气质各有特点。江浙民间资本的创新意识非常强,如果把其资本活力与安徽的源头技术创新对接,会加速整个产业生态和产业链的发展。

  保障了50万人次的进博会“安保网红”的太赫兹人体安检系统,其生产总部正是位于安徽合肥的一家博微太赫兹企业,公司负责人认为,公司搬迁至上海并不现实,但目前已与长三角省市签订了战略协议,可根据分工联动进行一些输入输出。比如,将研发中心放在上海,吸引高端人才,制造线则放在成本较低的六安,供应商可就近选择,以节省成本,快速响应需求。

  合肥市科技局调研员陈伟认为,外界对安徽的普遍认知,仍沉浸于过去十年的高速增长中,在认清城市化、经济规律和理解未来产业发展上,尤其对长三角一体化,仍认为是招商引资的竞争。

  在三省一市的资源要素重新洗牌中,江浙沪皖站在了同一起跑线,无所谓谁领导谁,也无前队与后队之分,大家都在跟未来赛跑,自然各凭本事,以各自的比较优势来吸引重组要素,进行产业转型升级。

  若将合肥定位成盯着自己的“一亩三分地”服务长三角,格局未免就太小了。记者从合肥市科技局了解到,在科创方面,市政府正在做一系列的创新尝试。一方面做强做优合肥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滨湖科学城等创新平台;另一方面,与上海张江开展基础研究,推动关键技术产品国产化替代;最后,联合设立长三角技术转移服务平台,并依托“数字江淮”大数据中心,实现知识产权成果共享。

  

  诚然,一体化是一个不断深化、升级的过程,需要一个个项目的支撑,区域的合作,但在合肥被赋予“更高质量一体化”的愿景中,最关键还是制度层面的创新突破。当“江浙沪皖是包邮区”的概念深入人心时,安徽离崛起也就不远了。

  长期的行政壁垒无法打破主要是基于地区利益的自我保护。在传统的条块分割体系下,一个地区的收益主要取决于管辖领域内的产业。地区利益通常会聚焦于如何分配既有“蛋糕”,而不是努力去“做大蛋糕”,因此,长三角地区间“最后一公里”如不贯通,将极大限制资源流动与市场互补。

  从人才症结上分析,在周围强省“虹吸效应”下,安徽更像是一个“孵化器”——孵化成功,就输送出去了。以2017年数据为例,安徽外流人口,主要集中在苏、浙、沪,三省市合计为838.6万人,占全省流向省外人口的79.3%。如何避免沦为人才孵化器,获得长三角的“认同感”,也是合肥面临的一大课题。

  “差异性才是合作的基础,目前三省一市在细分产业上布局相似化较高,生产力布局出现重复性,产业同构化比较突出,并未发挥整体联动效应。”陈伟认为,必须在更大格局下找准自身定位,利用现有优势深耕细分领域,打造技术驱动型城市,或许才是长久且关键的决策。

  当然,两大中心的合作也要有制度设计,依托合肥创新馆、新能源和网联汽车联盟、ICC电路联盟等,一系列可落地设计要靠上海这个领头羊,争取在一篇大文章下,资源调配、产业联动、成果转化,搞好长三角的模式,真正解决卡脖子的难题。

  按照上海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张兆安的观点,长三角一体化的打造,除了制度架构的一体化,小到部门一体化,区域利益一体化之外,市场体系的一体化也是一个重要标志,即在区域范围内让所有要素流动顺畅,不受阻碍,不仅要单向流动,还要双向、多向流动,如此一来,整个长三角的市场功能才能真正发挥作用。

  今天的长三角三省一市明确了“相加大于4”的愿景。“大于”意味着不只做“加法”,更要做“乘法”;不是量的叠加,而是质的交融;不能靠简单的行政推动和资源叠加,而需要通过制度创新挖掘协同发展的潜能,长三角的互利合作共赢,才有未来。

  站在全球城市群落上看,对比长三角城市之间以及美国东海岸所有城镇群,两个跨城市人和人之间联合的专利数,10年增长了3倍。中国工程院院士、同济大学副校长吴志强认为,这项研究说明全球的城市创新已经是超越了单个城市,进入了群落创新的阶段,其核心在于人和人之间的创新交互的活动,而不是城市之间的属性关系,这对长三角一体化也有深层的启发。

  德国工程院院士Bemhard Mueller先生在接受《新民周刊》采访时特别指出,在德国,有一个地方与安徽十分相似——慕尼黑,这个传统民族文化浓郁、地理上保守闭塞的城市,为何能够成为创新策源地的成功样本?恰恰在于开放的心态,在产业集群政策上,慕尼黑以高科技园区为契机,鼓励区域的政府、大学、企业全面参与进来,打破行政壁垒,“放权”给欧洲领先且成熟的机构联盟,政府则负责建立一个紧密的产业联合网络作为后盾。

  “如果想用行政强制圈定一个区域边界,这就是失败的开端,硅谷的失败案例告诉我们,区域的成功与否与人的思想、眼界有很大关系。” Bemhard Mueller认为,人们对一个城市的评价,往往与想象的不同,我们会通过机构研究得出正确的结论以及方向,如果说人才对地域的认可度不高,更需要注重纠正人们的封闭心态,而类似慕尼黑这样的成功范例,安徽或许可以从中获得一些经验与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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