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何为？华东师大哲学系三十年“智慧的探索”

作为智慧的追问，哲学乃时代精神之体现。2019年06月28日，“智慧的探索与哲学2050”研讨会暨“智慧的探索丛书”发布会在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冯契学术成就陈列室举办。会议发布了包括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几代学人的22种哲学论著的“智慧的探索丛书”，并邀请来自不同院校的学者与专家就哲学的未来发表一些设想。

“智慧的探索与哲学2050”研讨会暨“智慧的探索丛书”发布会
“智慧的探索丛书”自2015年开始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陆续出版，至今已有22种，收录了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几代学人的哲学论著，其中既有学科创始人的奠基性文本，也有年轻后人的探索之作，它在显现华东师范大学哲学学科发展历程的同时，也展示了几代学人的智慧之思。
一本而分殊，几代学人智慧之思

负责此系列丛书的刘广汉副总编辑本身也毕业于华东师大哲学系，他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一直有人文学科的出版传统。重要的是，一般出版社认为赚点钱就可以做学术类的东西，我们不是这么认为的，我们认为出版社结构不是以赚钱去做学术，出版社的学术结构应该是金字塔型。所谓的金字塔型，底层是学术类的出版，金字塔尖是一般轻阅读或者是畅销类的一些读物，这样的结构才是比较扎实和结实的结构。
丛书名“智慧的探索”来自中国著名哲学家、哲学史家冯契先生的著作《智慧说三篇》。据丛书编委杨国荣教授介绍道，华东师范大学的哲学学科建立于20世纪50年代初，奠基者为冯契先生。冯契先生早年在清华大学哲学系学习，师从金岳霖先生。与金岳霖先生一样，冯契先生毕生从事的，是智慧之思。在半个多世纪的思想跋涉中，冯契先生既历经了西方的智慧之路，又沉潜于中国的智慧长河，而对人类认识史的这种锲入与反省，又伴随着马克思主义的洗礼及时代问题的关注。从早年的《智慧》到晚年的《智慧说三篇》，冯契先生以始于智慧又终于智慧的长期沉思。以智慧为指向，华东师范大学的哲学学科同时具有开放性：在上承自身传统的同时，也在学术研究方面鼓励富有个性的创造性探究，并为来自不同学术传统的学人提供充分的发展空间。这里体现的是哲学传统中的一本而分殊：“一本”，表现为追寻智慧过程中前后相承的内在学术脉络，“分殊”，则展现了多样化的学术个性。事实上，智慧之思本身总是同时展开为对智慧的个性化探索。

杨国荣教授说：“冯契先生来到华东师大，把清华大学哲学传统随之带到华东师大。哲学系的同仁在近几十年里面，各自都从事自己专门的专业，同时都带有家族相似性，既不仅仅关注以往的历史、考察追溯历史，也不仅仅关注于思辨意义上的理论。哲学作为一种智慧的探索，同时也展现了个性化的多样性探索。我们哲学系并不是单一的传承，有来自与不同哲学背景、不同哲学院校的同仁。华东师大哲学系的同仁一方面有家族相似性，另一方面他们都各自有自身的品格，体现着作为智慧追求多样化、个性化的特点。”

丛书编委高瑞泉教授表示：“中国哲学在这40年里极大地改变了哲学的生态，智慧的探索已经是多向的。每个哲学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信息积累研究，根据自己的所好研究。”

丛书编委陈卫平教授则探讨了丛书出版的意义，他说：“三个初心，一个是哲学的初心，哲学就是智慧，我们这套书就表现了对于哲学的一种追求；第二个，坚持了我们哲学系的初心；第三个初心是出版社的初心。”

丛书编委郁振华教授谈道：“这是梳理整个华东师大哲学的书。当时我们也做了考虑，为什么要树立哲学传统，这些年华东师大哲学系在这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其实是表达我们对学科建设的见解。现在的学科建设是高校的重中之重，但我们都痛感目前把学科建设等同于指标体系建设，就是指标体系建设，这个可称之为指标主义。指标很重要，但学科建设的概念，其内容要远比指标体系丰富得多。一个学科的健康发展，特别要关注的是学校当中自生自发的力量，自生自发的力量最显著的表示就是梳理传统。最初我们梳理这个学术传统，有一种对峙指标主义之偏离。这是我们的基本动机，我们对这两项，一个是学术传统一个是指标体系，我一直反复思考到底是什么关系，我后来想到了，还是借用了中国智慧，我觉得是体用关系，学术是体，指标体系是用。所以包括我们出这套书，包括我们建冯契学术陈列室的工作，都是反映了我们对学科建设的见解。”
华东师范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研究院副院长费斌教授则表示：“华东师范大学是一所研究性、综合性的师范大学，是以文科见长的学校，其中人文尤其是我们的特色，我们一直说人文学科、文史哲是我们的传统优势学科。今天我在这里就看到了哲学具有很好的优势体现，传统也是在这里。”

“智慧的探索丛书”发布
三十余年，回应时代之声
自冯契先生的著作《认识世界和认识自己》出版，其中具体而系统地考察了认识论的相关问题，阐述了基于实践的认识过程的辩证法，特别是如何通过“转识成智”的飞跃以获得关于性与天道的认识。哲学系通过三十余年的发展，已在中国哲学、外国哲学、伦理学、逻辑学、宗教学、科学哲学等分支，承接冯契先生的精神，回应时代之声，开拓出了新的学术进程。
例如丛书中所收录的杨国荣教授的《伦理与存在——道德哲学研究》，通过考察善的多重意义以及道德与价值、伦理和义务、德性和规范、知善和行善、言说和存在、形式和实质、道德与幸福等问题，展示了对道德之域的形上沉思。
郁振华教授的《形上智慧如何可能——中国现代哲学的沉思》紧扣“在科学时代，形上学是否可能以及如何可能？”的问题，提出了一个概念框架，展示了中国现代哲学关于形上智慧之可能性话语的多重理论意蕴，在充分肯定中国现代哲学所取得的多方面思辨成就的前提下，也提出了批判超越中国现代形上学的课题。
晋荣东教授的《逻辑何为——当代中国逻辑的现代性反思》从当代中国逻辑所肩负的双重任务，即逻辑学自身需要现代化和逻辑学应当为现代化服务出发，围绕现代性的建构和批判这一基本原则。对改革开放以来逻辑学所取得的成绩，面临的困境和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有重点的但又是系统的回顾与反思。
陈立新教授的《历史意义的生存论澄明——马克思历史观哲学境域研究》探讨马克思面向现实生活世界，围绕人的感性活动、人的现实生存、人类社会等理论环节，深切领悟人的生存时间性和历史性，在把握现实生活过程中阐明历史事物的本质性，本真道说了历史何以可能，实现了对历史意义的生存论澄明。
郦全民教授的《用计算的观点看世界》从哲学的角度和高度，系统描述了计算主义在科学技术前沿的主要表现，深入剖析了计算主义的基本主张和科学意蕴，并运用计算的观点对量子实在、时空本性、生命本质、心智之谜和人之进化等基本问题进行了有益的探究，也留下了许多值得进一步思考的哲学和科学话题。
未来的哲学如何发展？丛书不仅仅表现为对华东师范大学哲学传统的回顾和总结，而且更预示着这一传统未来发展的走向。

“智慧的探索与哲学2050”研讨会
2050，哲学何为，如何为？
从更广的视域看，华东师范大学哲学学科的衍化，同时又以当代中国哲学的演变为背景，在此意义上，“智慧的探索丛书”也从一个方面折射了当代中国哲学的发展过程。“智慧的探索与哲学2050”研讨会与丛书发布会接踵举办。时代巨变，哲学何为，哲学如何为？来自不同院校的学者与专家就哲学的未来发表了一些设想，以下节录只言片语。
《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哲学部主任编审赵培杰：“我觉得我们的哲学有这几条：一是研究传统文化应该重视当代化和现代化，二是实践经验；三是外国的优秀文化应该中国化、本土化。”
南京大学哲学系蓝江教授：“刚才杨（国荣）老师讲的问题，我们面对哲学的时候，第一个是有一个传承的维度，把先人的智慧传承下来，但是也有一个很重要的维度就是生成，这个也是我非常看重的。”
山西大学哲学社会科学学院梅剑华教授：“我们能预测2050吗？一部分可以预测，如果我们收集各位的学术著作，对所有发表做一些评估，我们可以预测可能2050会发生什么。如果你把哲学做的像学术一样，那是可预测的。另一方面，你又是没法预测的。因为我们经常说思想的断裂，思想的运作有它的轨迹，但不是纯粹学术，有它很偶然的情况，我们不知道什么情况进来，哲学就变了天地。人工智能可以预测未来学术的发展，但是思想的发展是不可能的，做不到的。”
华侨大学社会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李忠伟教授：“我想从三个方面谈一下我的想法，第一个是大家看到哲学危机的加深，哲学自身存在的位置，以及哲学自身的统一性危机又在发生。第二个是我们现在所见到学人的努力，针对这个危机我们正在做什么，反应是什么。第三个是我的希望和恐惧。”
北京大学哲学系郑开教授：“在这样的时代，科技改变了几乎的一切，生活方式等等。更多的东西还即将改变，彻底改变。哲学预见的波折多得很，大风大浪都过来了。我们哲学，如果我们善于开脑洞，开大一点没什么关系，哲学不怕在虚无里面停留，就怕你没什么思想的闪光。我个人觉得给我们带来了很多挑战，但也有一些新的契机，使得我们传统的学术焕发生机。”
清华大学哲学系唐文明教授：“我觉得哲学应该回到古典意义上作为一个阐释者的角度，我们是阐释者，我们不能代替别人思考。换句话说首先我们要以我们实际生活经验作为基础。来进行阐释，在实际生活经验的基础之上进行反思，所有的建构也只能基于这样的反思。他可以有两个方向，这个一方面是走向批判，一方面是走向成全，可能智慧讲的是成全，批判是另外一个相反的方向。通过批判与成全，我们早就一种新的，看来是比较谦虚或者是谦逊的活动，而不是启蒙运动以来企图成为立法者那样虚妄的僭越的哲学。”
清华大学哲学系陈壁生教授：“如果说当代中国哲学因此有多种形态，事实上就是不同张力的合力产物。今天我们会发现很多中国哲学新的做法，这个不用举例大家就非常清楚。但从这样的局面出发的话，我觉得对未来的影响，是会带来非常积极的影响，而不是消极的影响，也就是说摆脱了彻底以哲学史为中心的哲学研究，而更强调哲学创造本身。最开始可能带来的结果就是在哲学创造过程中的一些探索性的问题。”
《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哲学部编审、《中国社会科学文摘》主编莫斌：“在知识之树的意义上定位哲学功能，可能只有少部分天资比较好的学者从事哲学创新，在一种原哲学的范式上，一部分人只是他乐于从事哲学史的研究，进行经典阅读，同时交流上的拓展。像伦理学产学研结合非常密切的研究，而且是跨学科的性质。这是哲学功能定位，面对未来哲学之谋划，如何破题？”
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王林伟博士：“我觉得化理论为方法只有在反思上才有可能，如果没有反思的话是不能变成自己方法的，另外是化理论为整个系统。这尤其是所谓中国的传播，这个理论当然要最广义的理解，科学理论是无法划分，但我们做最广义的理解的话，我们可以把传统所谓的修身养性，可以把这个学问归到你自己的德信人格里面去，这两个也不是分离的，而且是统一的，统一在哪里呢？我觉得冯先生有一个话说的非常好，叫做平民化的自由人格。什么叫做自由？这个自由永远是要争取的，所以智慧的探索是无尽的。”

与会者合影
研讨会的最后，郁振华教授介绍了华东师范大学的“人文思想节”：“华师大有一个特别好的传统，文史哲在一个院子里，一直有很好的活动。今年我们搞了整整两周的人文思想节，社会上产生比较大的影响。主要是两个方向，一个是数字人文的理念实践，另外一个是前沿技术的人文。人文技术是特别具有哲学性的技术。这样的技术，在给我们带来极大的便利同时，也常常把人类带如其他。这时候人文的介入、人文的反思、人文的嵌入，对于前沿技术的发展，能不能真正的运用，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思想节我们设计的时候就是按这两个方向邀请，完了以后我们刚刚设的是数字人文的理念实践高端讲坛，和前沿技术人类高端讲坛，在未来的两年当中，我们除了高端讲坛还有工作坊和研讨会等。”

智慧的探索丛书 Quest for Wisdom Series 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编委会：陈卫平 冯棉 高瑞泉 刘广汉 童世骏 杨国荣 郁振华
【附】杨国荣：智慧的探索丛书·总序
作为把握世界的观念形态，哲学的内在规定体现于智慧的追问或智慧之思。这不仅仅在于“哲学”（philosophy）在词源上与智慧相涉，而且在更实质的意义上缘于以下事实： 正是通过智慧的追问或智慧之思，哲学与其他把握世界的形式区分开来。这一意义上的智慧——作为哲学实质内涵的智慧，首先相对于知识而言。如所周知，知识的特点主要是以分门别类的方式把握世界，其典型的形态即是科学。科学属分科之学，中文以“科学”（分科之学）作为“science”的译名，无疑也体现了科学（science）的特征。知识之“分科”，意味着以分门别类的方式把握世界： 如果具体地考察科学的不同分支，就可以注意到，其共同的特点在于以不同的角度或特定的视域去考察世界的某一方面或领域。自然科学领域中的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地理学、地质学，等等，侧重于从特定的维度去理解、把握自然对象。社会科学领域中的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法学，等等，则主要把握社会领域中的相关事物。无论是自然科学，抑或社会科学，其研究领域和研究对象都界限分明。以上现象表明，在知识的层面，对世界的把握主要以区分、划界的方式展开。
然而，在知识从不同的角度对世界分而观之以前，世界首先以统一、整体的形态存在： 具体、现实的世界本身是整体的、统一的存在。与这一基本的事实相联系，如欲真实地把握这一世界本身，便不能仅仅限于知识的形态、以彼此相分的方式去考察，而是同时需要跨越知识的界限，从整体、统一的层面加以理解。智慧不同于知识的基本之点，就在于以跨越界限的方式去理解这一世界，其内在旨趣则在于走向具体、真实的存在。可以看到，这一意义上的“智慧”主要与分门别类的理解世界方式相对。
具体而言，智慧又展开为对世界的理解与对人自身的理解二重向度。关于世界的理解，可以从康德的思考中多少有所了解。康德在哲学上区分把握存在的不同形态，包括感性、知性、理性。他所说的理性有特定的含义，其研究的对象主要表现为理念。理念包括灵魂、世界、上帝，其中的“世界”，则被理解为现象的综合统一： 在康德那里，现象的总体即构成了世界（world）。参见Kant，Critique of Pure Reason，Translated by N. K. Smith, Bedford/St. Martin’s Boston, New York, 1965, p.323。 不难注意到，以“世界”为形式的理念，首先是在统一、整体的意义上使用的。对世界的这种理解，与感性和知性的层面上对现象的把握不同，在这一意义上，康德所说的理性，与“智慧”这种理解世界的方式处于同一序列，可以将其视为形上智慧。确实，从哲学的层面上去理解世界，侧重于把握世界的整体、统一形态，后者同时又展开为一个过程，通常所谓统一性原理、发展原理，同时便具体表现为在智慧层面上对世界的把握。
历史地看，尽管“哲学”以及与哲学实质内涵相关的“智慧”等概念在中国相对晚出，但这并不是说，在中国传统的思想中不存在以智慧的方式去把握世界的理论活动与理论形态。这里需要区分特定的概念与实质的思想，特定概念（如“哲学”以及与哲学实质内涵相关的“智慧”等）的晚出并不意味着实质层面的思想和观念也同时付诸阙如。
当然，智慧之思在中国哲学中有其独特的形式，后者具体表现为对“性与天道”的追问。中国古代没有运用“哲学”和“智慧”等概念，但却很早便展开了对“性与天道”的追问。从实质的层面看，“性与天道”的追问不同于器物或器技层面的探索，其特点在于以不囿于特定界域的方式把握世界。
“性与天道”的追问是就总体而言，分开来看，“天道”更多地与世界的普遍原理相联系，“性”在狭义上和人性相关，在广义上则关乎人的整个存在，“性与天道”，合起来便涉及宇宙人生的一般原理。这一意义上的“性与天道”，在实质层面上构成了智慧之思的对象。智慧之思所指向的是宇宙人生的一般原理，关于“性与天道”的追问，同样以宇宙人生的一般原理为其实质内容。
从先秦开始，中国的哲学家已开始对“道”和“技”加以区分，庄子即提出了“技”进于“道”的思想，其中的“技”涉及经验性的知识，“道”则超越于以上层面。与“道”“技”之分相关的是“道”“器”之别，所谓“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便表明了这一点，其中的“器”主要指具体的器物，属经验的、知识领域的对象，“道”则跨越特定的经验之域，对道的追问相应地也不同于知识性、器物性的探求，作为指向形上之域的思与辨，它在实质上与智慧对世界的理解属同一序列。至中国古典哲学终结时期，哲学家进一步区分器物之学或专门之学与“性道之学”，在龚自珍那里便可看到这一点。器物之学或专门之学以分门别类的方式把握对象，“性道之学”则关注宇宙人生的普遍原理。在器物之学与性道之学的分别之后，是知识与智慧的分野。以上事实表明，中国哲学不仅实际地通过“性与天道”的追问展开智慧之思，而且对这种不同于知识或器物之知的把握世界方式，逐渐形成了理论层面的自觉意识。
可以看到，以有别于知识、技术、器物之学的方式把握世界，构成了智慧之思的实质内容。西方的philosophy，中国的“性道之学”，在以上方面具有内在的相通性，其共同的特点在于超越分门别类的知识、技术或器物之学，以智慧的方式把握世界。
中国哲学步入近代以后，以“性与天道”为内容的智慧之思，在社会的变迁与思想的激荡中绵延相继，并逐渐形成了不同的哲学进路。这种趋向在中国当代哲学的发展中依然得到了延续，华东师范大学哲学学科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便从一个侧面体现了这一点。华东师范大学的哲学学科建立于20世纪50年代初，她的奠基者为冯契先生。冯契先生早年（20世纪30年代）在清华大学哲学系学习，师从金岳霖先生。20世纪30年代的清华大学哲学系以注重理论思考和逻辑分析见长，并由此在中国现代哲学独树一帜，金岳霖先生是这一哲学进路的重要代表。他的《逻辑》体现了当时中国哲学界对现代逻辑的把握，与之相联系的是其严密的逻辑分析方法；他的《论道》展示了对“性道之学”的现代思考，其中包含着对形上智慧的思与辨；他的《知识论》注重知识的分析性考察，但又不限于分析哲学的形式化进路，而是以认识论与本体论的融合为其特点。金岳霖先生在哲学领域的以上探索，可以视为以智慧为指向的“性道之学”在现代的展开，这种探索在冯契先生那里获得了承继和进一步的发展。与金岳霖先生一样，冯契先生毕生从事的，是智慧之思。在半个多世纪的思想跋涉中，冯契先生既历经了西方的智慧之路，又沉潜于中国的智慧长河，而对人类认识史的这种锲入与反省，又伴随着马克思主义的洗礼及时代问题的关注。从早年的《智慧》到晚年的《智慧说三篇》，冯契先生以始于智慧又终于智慧的长期沉思，既上承了金岳霖先生所代表的近代清华哲学进路，又以新的形态延续了中国传统哲学的智慧历程。
自20世纪50年代初到华东师范大学任教之后，冯契先生在创建华东师范大学哲学学科的同时，也把清华的哲学风格带到了这所学校，而关注哲学史研究与哲学理论研究的交融，重视逻辑分析，致力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的互动，则逐渐构成为华东师范大学哲学学科的独特学术传统。半个多世纪以来，华东师范大学的哲学学科经历了从初建到发展的过程，其间薪火相传，学人代出，学术传统绵绵相续，为海内外学界所瞩目。以智慧为指向，华东师范大学的哲学学科同时具有开放性： 在上承自身传统的同时，她也在学术研究方面鼓励富有个性的创造性探究，并为来自不同学术传统的学人提供充分的发展空间。这里体现的是哲学传统中的一本而分殊：“一本”，表现为追寻智慧过程中前后相承的内在学术脉络，“分殊”，则展示了多样化的学术个性。事实上，智慧之思本身总是同时展开为对智慧的个性化探索。
作为哲学丛书，“智慧的探索丛书”收入了华东师范大学哲学学科几代学人的哲学论著，其中既有学科创始人的奠基性文本，也有年轻后人的探索之作，它在显现华东师范大学哲学学科发展历程的同时，也展示了几代学人的智慧之思。在冯契先生100周年诞辰到来之际，这一丛书的出版，无疑有其独特的意义： 它不仅仅表现为对华东师范大学哲学传统的回顾和总结，而且更预示着这一传统未来发展的走向。从更广的视域看，华东师范大学哲学学科的衍化，同时又以当代中国哲学的演变为背景，在此意义上，“智慧的探索丛书”也从一个方面折射了当代中国哲学的发展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