谴责人渣老板，更拷问未成年人保护为何如此脆弱？

从企业家、慈善家到涉嫌猥亵9岁女童，新城控股原董事长王振华从成功人士到性侵恶魔仅一步之遥。人们谴责人渣老板，呼吁加大惩处这类突破社会底线犯罪的力度，而如何保护未成年人仍是个沉重又长远的课题。

可以说，王振华牵出的是一个严峻迫切的现实：科技昌明，文明进步，而我们在保护防范性侵未成年人方面却严重滞后了。对此，全社会要深刻反省，并拿出马上能付诸实施的法规和措施。

据公益组织“女童保护”不完全统计，2013-2018年间，全国各地经媒体曝光的性侵儿童案件高达2096起，仅2018年一年，受害儿童就超过了750人。

这仅是基于警方和媒体公开报道的数据，大部分的儿童性侵案件，都因为种种原因而没能公开。专家粗略估计，性侵案件，尤其是针对中小学生的性侵害，隐案与报案比例是7:1。

另据统计，熟人性侵儿童案占87.87%，其中师生关系占比最高，占33.8%，其次是网友关系，占18.57%，排在第三位的是其他生活接触（门卫、校工等）的熟人，占15.23%，此外还包括邻里关系（邻居、同村）、亲属关系（父女、继父女、养父兄、亲戚等）。

我们一方面要严惩利用手中的权钱逾越法度、挑衅公序良俗者，彻查事件背后的黑色交易链；另一方面，我们更要关注那些弱小的受害者，他们有没有得到必要的关怀和心理疏导，以及今后如何保护他们。

简言之，预防性侵未成年人犯罪，惩戒应与保护并重，而长远看保护更重要——千万声谴责不如一条实施到位的法律法规，能防患于未然。

如果没有外界的强制干预，施暴者一般会对孩子一而再、再而三地进行犯罪，有些犯罪的时间跨度甚至长达数年。从目前披露的王振华涉嫌猥亵儿童一案的细节，人们有理由追问：王振华是否有猥亵性侵女童的前科？其企业家的光环为实施犯罪提供了什么便利的条件？其背后是否存在一个“输送”幼女的病态网络？

司法是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的最后一道防线，在遏制儿童性犯罪方面，法律的力量远胜于道德武器。

近年来，我国针对幼女受侵害领域的立法工作在不断完善。2015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九）》，取消了嫖宿幼女罪的规定。其原因就在于犯“嫖宿幼女罪”只能处5年以上，15年以下有期徒刑，而犯“强奸罪”最高可追至死刑。

但是，此次舆论争议的一个焦点在于，针对未成年人的性犯罪——“猥亵”与“强奸”的司法界限是否过于宽泛？“猥亵罪”最高5年的量刑，是否会成为一个对9岁女童实施了性侵的企业家逃脱更严厉制裁的盾牌？

据中国裁判书网猥亵儿童罪一审判决书统计：2016年全中国各级法院共审理“猥亵儿童罪”案件236起，同比增长93.4%。其中江苏、四川、广东、安徽、河南等地案件多发，一般判刑不超5年。

在美国，针对儿童的性犯罪是非常严重的重罪，仅次于杀人罪。法院对性侵儿童量刑也非常重，比如在纽约性侵小于11岁儿童的，量刑起步就是25年。而韩国就更彻底，直接化学阉割——2011年7月，韩国首部针对严重性犯罪进行化学阉割的法案获得通过。

另外，为了避免罪犯出狱后再危害社会，美国通过了以“罪犯信息公开、严禁接近儿童”为宗旨的《梅根法案》，还建立了全国性侵儿童罪犯登记系统（SORA），性侵儿童犯罪者信息对居民公开，网上可查询，搬家必须向辖区警方第一时间报到，性侵儿童犯罪前科者不得住在儿童较多区域，有人举报必须立即搬家。

打击性侵儿童，除了教育儿童加强自身的防范措施外，更需要立法者正确评估社会风险和影响，从法律上将保障和惩戒与时俱进。

一百年前，胡适先生提出了“文明”的两大准则：“第一看怎样待小孩子；第二看怎样待女人。”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如何筑牢未成年人的保护屏障，补上儿童性教育与防范的缺失，并在罪案的裁定上从重从严，成为文明与否的试金石。而王振华案能否查清楚，还受害女童及其家庭一个公道，将会检验我们社会的文明与良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