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一些政客为何对我国国有企业“不安好心”？葛红林常委这样说

△葛红林，男，汉族，1956年4月生，江苏南通人，1986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75年12月参加工作，北京科技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系金属材料及热处理专业毕业，研究生学历，工学博士学位，教授级高级工程师。现任中国铝业公司党组书记、董事长。

“我建议，你写我，尽量保持你问我答的原汁原味。”全国政协围绕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召开专题议政性常委会期间，全国政协常委葛红林秘书告诉本报记者，下午1点30分之前如果能赶到中铝大厦，葛常委有一小时时间，可以聊聊。

全国政协机关到中铝大厦，打车只需要8分钟时间。“你做记者多少年了？我之前有个书面发言你看了吗？”没想到，问答环节却是从葛红林提问记者开始的。

练好内功，要做好加减乘除

记者：更大的发展需要更大的开放，您认为我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又需要什么来做支撑？

葛红林：总体上讲，中国要靠更大的开放来促进改革。不过，改革是有原则的，有的要改，有的不能改，再开放，也不能开放到改革“四个自信”。源于1978年的改革开放是我们自己选择的，并不是哪个发达国家逼着我们改的。不要小看“四个自信”背后的软实力。

对外，要以开放的心态做生意，做生意的基本原则是两厢情愿，只要成交了，就不存在谁吃亏的命题。中国和美国做生意，你会听到美国政客说吃亏，而很少听到美国商人说吃亏，这就是二者的区别。由此，不要太把美国政客的抱怨当回事。有了上述的理念，我们会更加坦然、更加开放地和美国做生意。

对内，要以更紧迫的态度练内功。要实现高质量发展，各行各业都要练好内功。如何练好内功，在具体路径上，习近平总书记已经为我们指明了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的三条路径。在具体方法上，习近平总书记也已经为我们指出了加减乘除法。中铝之所以能“起死回生”、扭亏脱困，就是通过实施三大变革和“加减乘除”法，运用于化解结构性矛盾，加快了新旧动能转换。

一是做好加法。坚持“干一件成一件”，调整优化产业布局，培育和发展新动能。在资源能源富集地区重点打造一批产业链完整的现代化大型联合产业基地，云南的水电铝材、广西沿海的铝基地、贵州的退城进园、内蒙古和山西的铝电基地、福建沿海的铝铜基地等，一批产业集群已经形成。加快实施“海外+沿海”战略，几内亚“Boffa”项目和秘鲁铜矿二期扩建项目相继开工，开启了全球化战略布局新征程，加快了新旧动能转换，提升了整体竞争力。

二是敢做减法。我们顶住了来自多方的压力，坚决淘汰退出落后产能，先后关停一批失去市场竞争力的落后生产线。同时，我们毫不手软地处僵治困，全面完成47户僵尸特困企业治理目标任务，减少亏损户104户，减少亏损额95亿元，亏损面降低22.5个百分点，人员分流安置98.9%，超额完成国资委下达的目标，氧化铝、电解铝、电解铜劳动生产率分别提高了136%、76%、54%。

三是善做乘法。我们坚定不移地落实创新驱动战略，国防军工产品产量年均递增1万吨，军品成品率4年优化了10个百分点，关键铝材保供成本4年降幅10%以上，新增产品规格上百种，实现了第三代铝合金整体向第四代的跨越发展，满足了国家重大工程和战略需求。高新技术企业增加到88家。组建了中铝中央研究院，为优化配置科研资源，加快成果转化和提高科技贡献水平，奠定了基础。

四是精做除法。我们坚持优化资源配置，推进低效无效资产盘活运作，累计盘活土地7751亩，增收114.5亿元，助力了扭亏脱困。加大“压减”工作力度，减少法人户数168户，完成参股企业处置16户，管理层级从七级压缩至四级。加快“三供一业”分离移交，剥离企业办社会职能工作走在央企前列。

今年3月7日，我在全国政协大会上作了题为“打通‘僵尸企业’处置三道障碍”的发言，引起了各界反响，有人说我淋漓尽致地揭示了一些企业僵而不死的原因，它们主要是怕破产。我经常可以听到一些人说，要少破产、多重整。但我认为，企业做亏了，该破就破，这样才能促进高质量发展，反之就会影响高质量发展。

别以为迎合对手，人家就能放你一马

记者：全球贸易格局变化，给我们带来的最大启示，是什么？

葛红林：启示、警示太多了。而且我觉得我们应该加快将警示转化为行动，既要有众志成城的精神状态，更要有练好内功的实际行动。

比如我们应该理直气壮地发挥国有企业的脊梁作用。

国有企业大多分布在军工、能源、交通、通讯等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工业关键领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物质基础和政治基础，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重要支柱和依靠力量。

国外一些政客是十分惧怕我国国有企业在高科技领域壮大的，对国有企业向来“不安好心”。因为他们明白，国有企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中，发挥着极为特殊的作用。除了经济贡献外，国有企业还肩负了社会责任和政治责任，比如每当我们国家发生了重大自然灾害，国有企业都会义无反顾、不计代价地冲在抢险救灾第一线。在当前的扶贫攻坚、援藏、援疆中，各央企至少都拿出上亿的真金白银，派出了精兵强将。现在，面临复杂的外部环境，我认为毫不动摇地壮大国有经济，必须毫不动摇地挺起国有企业的脊梁，一定要打好国有经济的牌。

又如，我们要通过深化混合所有制改革，打好国企民企命运共同体的牌。改革开放以来，一些国外政客的战略妄想是遏制中国的国有经济的发展，唱衰中国的国有企业，鼓吹中国的经济是“国进民退”，挑拨民营经济和国有经济的矛盾。过去，我们个别民营企业家还天真地以为，作为资本主义制度的美国，和国有企业格格不入，甚至会打击国有企业，而自己作为私有的民营企业似乎比较相融，可以不受打击，可以独善其身。但其实，你作为国家经济的一部分，即便你不考虑国际政治，国际政治也会考虑你。一旦民营企业的发展超过了发达国家，对其构成了技术和竞争上的威胁，它才不会念及你是民企就放你一马。

另外，我们要尽快抛掉“市场换技术”的牌。如果说过去采用“市场换技术”赢得了中国的发展，那么，这种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走老路是绝对赢不了未来的。随着中国发展速度越来越快，西方发达国家对中国的技术封锁将越来越严重，我们不能再依赖以市场换技术的策略，必须适应时代的发展要求，以自主创新为战略基点和核心要素，要激发国内技术创新的新高潮，加快降低技术对外依存度，向创新型国家的目标奋进。

要防止科研方向和人员脱硬向软

记者：在您看来，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现在最难的点是什么？

葛红林：这样说吧，凡是发达国家或明或暗对我们进行“围追堵截”的，几乎都是我们发展的比它们厉害的。我们要更高质量的发展，我们离不开这些“硬科技”，可我担心的一点是，在我国经济中，目前存在着“脱实向虚”的现象，即脱离实体经济的投资、生产、流通，转向虚拟经济的投资。民营企业的富二代，也有许多不愿意继承父业从事制造业，认为干制造业很苦。

而所谓的“硬科技”，指的就是以人工智能、航空航天、生物技术、光电芯片、信息技术、新材料、新能源、智能制造等为代表的高精尖科技。它是区别于由互联网模式创新构成的虚拟世界的，属于由科技创新构成的物理世界。换句话说，“硬科技”有极高的技术门槛和技术壁垒，难以被复制和模仿。也正因如此，它才算得上是人类经济社会产生深远而广泛影响的革命性技术，是推动世界进步的动力和源泉。

我是学材料科学和工程出身的，材料科学中的硬科技，涉及材料的原子和分子结构变化，是化学反应，创造了新材料，是质的变化。

如果说中国新材料的创新不够，从根本上来说，就是缺乏从材料的原子和分子结构上的创新能力。化学是响当当的硬科技，却在当前被大家看成了“过街老鼠”，从地方政府到民众，大家一听化工产业都有点怕，因为的确有一些化工企业因管理不到位发生过事故，让大家望而生畏，甚至有的地方搞起了“去化工”。一些大学的化学系也常常被学生误认为专业有毒而遇冷。我觉得这种现象要改变。

其实，早于经济领域的脱实向虚，我国科技领域也出现了研究方向和人员脱硬向软的问题。

过去我们讲“原创”，现在比较流行的是讲“01创新”，从零到1的创新是从无到有的革命性创新，需要“道生一”的智慧。而从1到N的变化是改善性的创新。比如发明液晶显示屏，是从零到1的创新，它革掉了电子管和背投电视的命。当然，液晶显示屏也在不断升级，目前产业化达到了10.5代，尽管提高了屏幕的尺寸和清晰度等性能，但这不属于从零到1的创新。

“01创新”在科研人员上，一定要突出年轻人，要把希望寄托在青年人身上，要改革现有的项目评审办法，不能让擅长于1到N的专家去评审01创新项目，否则，经常会出现“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现象。

比如大家最近都很关注稀土产业。从科学的角度看，一种资源的作用总是可以找到替代者，比如合金钢加了稀土可以提升性能，但并不是说性能提高只能依赖稀土，稀土无可替代。

我觉得，现在最关键的是要把稀土用好，增强创新效果，提升产品的附加值。过去，我国整顿稀土产业的小散乱多的现象，整合成六大稀土集团，其实还是太多，每家的体量都不大。有人建议把六大稀土集团整合成北方和南方两家，我倒不反对，北方侧重发展轻稀土,南方侧重发展重稀土，各自把上下游的产业链夯实好，延伸好，尽可能把自己的原料加工成终端产品，从卖原材向卖产品转变，这是我们的当务之急。

加快农民工向产业工人的转变

记者：但还是有很多人在说，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急需大量人才。他们说的人才，又特指什么？

葛红林：现在，大家都感到人才短缺已经制约了制造业的高质量发展，大量工科毕业的博士硕士学士脱实向虚，转到金融等现代服务业，大量农民工加入到制造业行业，在降低劳动力成本的同时，也影响了制造业的高质量发展，他们中间有些没有经过职业教育，有的虽然经过了教育但身份还是农民工，在企业属于临时工，在城市属于临时户口。很难想象，企业对这些人的招之即来、挥之即去，是否能让他们安心从事好高质量的制造？你不创造稳定预期，他能稳定地钻研吗？

我们要抓住当前对制造业人才短缺这一难得共识，尝试采用一些超常规的办法，率先解决农民工向产业工人转变的问题。

比如，可以加快制造业中技术工种的农民工身份的转换。这句话翻译过来就是，对于达到了技师或某种技术工种水平的农民工，当地政府应制定比积分制更宽松的政策，作为人才来引进，解决他们和家属的城市户口，并纳入城市住房保障，但这些不能以让他放弃农民宅基地上的住房为前提。

又如，可以从央企做起，改变追求劳动生产率中的形式主义，放宽用工编制，取消一企二制，从管编制向管效益转变，从一企二制向能进能出转变。鼓励农民工通过学习掌握技能来改变身份，成为新时代的产业工人。

再如，可以由工科类大学牵头，创办农民工职业学院，定向招生农民工，进行职业继续教育，通过“培养一人，就业一人，入城一户，脱贫全家”，阻断贫困的代际传递。还要关注教育部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在职业教育方面“二龙治水”的事。这个问题我认为应归教育部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