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轻人连一孩都不愿生了，中国未来的蓝领构成可适度考虑国际化

最近有关中国未来人口的问题，不但在两会上有代表在呼吁应该全面放开生育制度，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宋怡明（Michael A.Szonyi）也提出这样的观点，中国必须为超低生育率做好准备，人口结构的改变将会对中国GDP的增长率构成影响和变化。宋怡明以新希望集团董事长刘永好家族四个兄弟合作创业故事举例，表明亲属关系对企业家的成功至关重要，亲属关系的缩小甚至消失将会对经济有负面的一些影响。

应该说，作为一位外国人，这位哈佛大学的学者对于中国的人情世故还是颇为了解的，尽管从现代管理学的角度来说，很多有关现代治理的企业管理制度理念都会强调在公司中应该尽量避免有着亲情关系的人在同一公司工作。而事实上，对于蓝领阶层来说，亲情关系显得更加重要：当他们工作遇到挫折时，当他们经济出现困境时，兄弟姐妹自然是能够为其提供一定精神慰藉和帮助的。

但是今天中国人的生育情况却正面临着比较严重的问题：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7年中国出生人口1723万人，这一数据，较2016年下降了63万人。按照相关部门原来预测，全面放开二胎之后，2017年出生人口最低为2023.2万，实际人口与预测相差足有300万人。

更令人担忧的是，在2017年的出生人口结构中，二孩比重占到了51.2%，超过了一孩比重。而2017年出生的一孩数据为841万，比2016年的一孩数量足足少了121万人，成为中国自20世纪80年代实施计划生育政策以来，一孩绝对量和相对量都比较低的一年。

全国人大代表周海波在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忧心忡忡地表述：这说明有些年轻人连一孩都不愿意生了。

那么，再过5-10年，当现在这批30-45岁的蓝领阶层在完成基本的财富积累逐渐回乡或者在城市转换职业之后，中国的蓝领人数必然无法支撑中国的实体经济发展。那该如何解决这一重大问题呢？我们也许可以从亚洲其它同样面临低生育率国家的解决办法中得到一些启发。

相关资料显示：

●日本的解决之道：随着日本社会的老龄化日益严重并导致劳动力缺乏，日本于1981年建立“外国人研修制度”，研修生制度逐渐演变成变相引进劳动力的方式。1993年，日本又推出“技能实习生”在留资格，同样也是为了吸引外国劳动力。

●新加坡的解决之道：根据2013年发布的《人口白皮书》预测，到2030年，新加坡外来人口比例将接近一半，通过外来移民实现劳动力补给。

很显然，日本和新加坡都是通过外来劳动力来解决劳动人口不足问题，可以说这么多年恰恰是很多中国人在为他们补充劳动力缺口。其核心的一个要素就是在过去的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日本和新加坡曾经一度在收入及生活环境方面对于中国人来说有着巨大的吸引力优势。

那么，中国在目前相对而言可能对东南亚的其它欠发达国家更具吸引力。而且，最大的好处是文化相近，就如新加坡和日本与中国文化相近一样，可以避免引进其它地区劳动力可能导致的社会冲突风险。当然，中国也应该学习日本、新加坡、美国等国家在外来劳动力管理方面的经验，在引进劳动力和可能存在的不同文化冲突之间找到平衡点。

对于此举动比较有利的政策环境是：有消息显示，国家拟组建的国家移民管理局，将公安部的出入境管理、边防检查职责整合，建立健全签证管理协调机制。虽然这一设想的主要目的是吸引高端人才，但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社会需求的变化，未来也不排除对普通国外劳动者提供更多便利。人力资源和蓝领服务行业，也许可以在此方面做一些理论的探索和申报式的实践，为国家未来更为全面的劳动力引进奠定良好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