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加公权违法成本，降低公民维权成本

2011年，成都女子王彬如和朋友打每局5元的麻将，被成都市公安局温江分局行政拘留15日，罚款1000元。经她多年不懈申诉，最高人民法院指定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再审，撤销了行政处罚，随后王彬如申请国家赔偿。今年6月，法院判令温江公安分局向她赔礼道歉，赔偿4739.1元。(6月23日《新京报》)

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制定、自2005年5月13日起施行的《关于办理赌博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不以营利为目的，进行带有少量财物输赢的娱乐活动，不以赌博论处。2006年3月起施行的治安管理处罚法规定：以营利为目的，为赌博提供条件的，或者参与赌博赌资较大的，处5日以下拘留或者500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处10日以上15日以下拘留，并处500元以上3000元以下罚款。对照上述司法解释和法律条文，一名有中等文化程度、有正常分析能力的成年人都不难判断：王彬如打的麻将每人每局最多不过赢20元，明显属于不以营利为目的、带有少量财物输赢的娱乐活动，不应以赌博论处，更谈不上“赌资较大”。 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在判决中就明确指出，行政机关违背过罚相当原则，导致行政处罚结果严重不合理的，应该依法纠正。

奇怪的是，温江公安分局不但认定王彬如赌博，而且还按“情节严重”这一项进行重罚；王彬如先后向温江区人民法院、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起诉、上诉，要求撤销行政处罚，也都被法院驳回。这有两种可能：一是办案人员不懂相关法律规定；二是他们知道相关规定，但出于私利、私情等种种见不得阳光的原因，有法不依，滥用自由裁量权。不论是哪一种可能，公众都有理由怀疑，相关人员如此办案，王彬如案可能不是个案，应当引起相关国家机关的高度重视。

一件相关法律规定明确、很容易分辨是非的案子，竟然需要一位公民连续奔波7年，消耗大量的时间、精力和财力，由国家最高司法机关介入，才得到初步的公正处理。这样的代价未免太大了，是公民难以承受之重，也是法治难以承受之重。公民维权成本过高，甚至得不偿失，不利于促进国家机关依法行政、依法办案，不利于完善相关的制度，不利于法治的进步，不利于保障人权。相关国家机关应当以王彬如案为标本，认真思考这个问题：如何最大限度地降低公民依法维权的成本?

如前所述，王彬如的维权行动之所以付出高昂的成本，主要原因在于相关国家机关没有严格依法办案，特别是当年成都市两级法院均未及时撤销公安机关的行政处罚，王彬如被侵害的合法权益得不到及时和有力的救济，被迫多次到北京上访。可见，降低公民依法维权的成本，提高公民依法维权的实效，关键在于从制度上补缺堵漏，增加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违法办案、违法办事的成本，凡违法违规者都应被依法严肃追责，并且过罚相当，促使国家机关进一步严格依法办案、依法办事；另外，对办错的案子，应当发现一起、认真查处一起，通过纠正一件件错案来促进相关制度的不断完善。

尊重和保障人权，积极支持公民依法维权，这是国家机关应尽的义务。特别是当公民的合法权益受到国家机关损害后，后者尽最大努力予以救济，更是义不容辞的责任——与个人之间的侵权行为相比，国家机关损害公民合法权益，其性质、产生的社会影响更为恶劣，对国家机关形象的损害尤为严重。当前，有关机关应当尽快启动追责程序，对这起错案的责任人问责，给公众特别是王彬如一个满意的交代。只有严肃追责，有关人员才不敢肆意妄为，才能教育广大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谦卑、谨慎地对待手中的权力，才能敬畏人民、敬畏法律、敬畏权力。

另外，王彬如四处奔波维权，除了误工损失，还花费了大量的交通费、材料费、邮寄费等，她要求赔偿这些损失的请求没有得到法院支持。这是因为，按照国家赔偿法的规定，国家只对侵犯公民人身自由、生命健康权，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财产权的行为进行赔偿。公民的合法权益受到国家机关损害后，不论是精神还是物质方面，都有权得到充分的救济；公民为了争取国家赔偿而付出的合理费用，理当得到足够的赔偿，这样才符合保障人权和公平正义的原则，才能鼓励公民积极依法维权。现行国家赔偿法赔偿范围偏窄、赔偿标准偏低，应当尽快修订、完善。在此之前，有关部门应当积极作为，设法妥善解决此事。

让公众在每一个案子中都能看到公平正义——这绝不是一句漂亮的口号，而是人民对国家机关的严肃要求，也是国家机关对人民的庄严承诺，每一个国家机关都应当努力践行。

文/黄琳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