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茂荫作出了解决大清财政危机的问答题，可惜被咸丰帝拒绝了!

公元1851年2月1日（农历辛亥年正月初一），大清国正式改元咸丰，20岁的爱新觉罗奕詝终于迎来了完全属于自己的时代。回想刚刚逝去的道光三十年，他是无比感慨的，安葬自己的父亲，智除权臣穆彰阿，处理英夷要求外交对话等等，总归是有惊无险的过来了。

新的时期就应该有新的期望，年轻的小皇帝摩拳擦掌，准备大干一场，重塑大清国百年前的辉煌。

诚以民为邦本。厚民生、正所以培元气也。当兹建元肇始之时。宜行体仁长人之政。---《清文宗实录》

然而，年轻的咸丰帝很快就面临着一个比穆彰阿掌权更为严重，更为致命的现实问题，即财政入不敷出！

入款有减无增，出款有增无减，是以各省封存正杂等项，渐致通融抵垫，而解部之款，日少一日。---户部尚书卓秉恬折

事实上，财政困局并不是奕詝登上皇位后才有的。早在道光二十二年，清王朝就出现了第一次财政危机，这一年财政盈余和往年历年均有上千万两白银盈余的结果相比，差距实在太大了。

道光二十二年，岁入银三千七百十四万两，岁出银三千一百五十万两。---《清史稿》

在道光三十年向咸丰元年过渡时期，整个户部存银只有187万余两，加上起解在途的官银225万两，国家府库只有412万两白银供支配。

按照清朝定制，秋拨款项是供户部银库每年十一月至次年五月支放的，而应支款项需白银450万两左右。也就是说，已起解的秋拨银加上户部存银 , 还不够户部半年的开支！

况且咸丰元年并不太平，花钱如流水。无论是镇压太平天国的军需，还是各地河工修建拨款，都急需用钱。

这就是咸丰元年面临的财政困局！

问题既然已经来了，抱怨、躲避都是行不通的，必须迎头而上，想办法解决掉才是明君所为！

但问题在于，这么大的一个烂摊子，如何解决，怎么解决，是为了度过眼前的财政危机，还是彻底根治后不给自己的儿子找麻烦（当然这个时候的咸丰还没有儿子），这都是咸丰必须要去考虑的问题！

在这样的财政压力下，清朝传统的解决困局之法“捐纳”已经失去了功效，咸丰君臣们在无奈之下，把“铸大钱”这种新的筹款方法拿到了庙堂之上进行讨论，并天天研究其可行性！

然而，以“铸大钱”补充财政亏空的做法无异于杀鸡取卵，这种论调在嘉庆年间就被完全否定了；而鸦片战争以后，为了弥补财政的不足，地方官员再次提请铸大钱，但都被道光帝驳回了。

也就是说，自己的祖父和父亲两代帝王都是拒绝铸大钱的。咸丰虽然年轻，但他不傻，自然明白铸大钱的危害，讨论归讨论，心动归心动，但还是必须控制下自己的心魔，这种扰乱大清金融市场秩序，祸乱百姓日常生活的事情，除非是万不得已，否则还是不做的好。

然而问题还是要解决的。

就在他一筹莫展的时候，咸丰元年九月初二，一道名为《条议钞法折》摆上了他的书桌，上奏的人叫王茂荫，徽州府歙县人，时任陕西道监察御史。

在这份奏折里，王茂荫对大清国面临的财政危机进行了分析，并给出了具体的解决方法。而最难能可贵的是，他不仅着力于眼前，更是考虑到了未来，为大清未来的金融市场系统化发展提供了理论依据。

臣观自汉以来，不得已而为经国之计者有二：一曰铸大钱，一曰行钞币。二者之利同，而其难已经久亦略相似。然臣尝考铸大钱如汉元鼎迄明，兴者数矣，曾不三五年即废。钞币之法，昉于唐之飞钱，宋初因之，置便钱务，可考者，至道末，商人便钱百七十余万贯；天禧末，增二十三万贯，计其流行已三十四年。交子之法，自天圣至大观，行之七八十年。会子之法，始自绍兴，行之终宋之世。有元一代皆以钞行，明沿用之，至弘正间始废，盖亦行百有余年。是钞又不能久中之尚可久者也。

臣见往年议平银价，内外臣工多为铸大钱之说，因私拟为钞法，以为两利取重，两害取轻计。钞之利不啻十倍于钱，而其弊则亦不过造伪不行而止。国初造钞，岁十万余，行之亦经十年之久。其行也，所以辅相夫不足。其止也，即以裁成夫有余。圣神妙用，百世可师，济用权宜，似莫逾于此……

---节选自《条议钞法折》，《王侍郎奏议》

在这份奏折里，他提出了十条建议，其中主要的核心观点就是，永久禁止铸大钱，力主发行纸币。

他认为，发行纸币必须坚持并坚定一个前提，即：建立国家级的纸币信用体系，也就是说必须把纸币作为大清国的信用货币，才能彻底解决朝廷的财政危机。

他认为，纸币具体的发行操作之法并不难，即：采取国家信用担保（户部监督），私人银号发行的方式进行。在财政拨款中按一定的比例进行银钞发放，同时无论是捐纳、赋税、商业等一切行为，均已纸币为主，以国家意志力来保证纸币能够在市场上自由流通，纸币和白银之间能够自由兑换，以增强民间对纸币信用的信心，而不是“禁用银而多设科条，未便民而先扰民；谋擅利而屡更法令，未信民而先疑民。”

同时对纸币的面值和发行总量，王茂荫也提出了解决之道，他认为，纸币面值必须以库平足色银为计算单位，也就是说只发行十两、五十两的面值纸币；而具体发行多少纸币，不能随心所欲，必须根据国家历年银两收支的平均流通数量来额定纸币发行量，以一千万两白银为限，用“数实辅一虚”之法，找到纸币和白银之间的互通契合点，从而使纸币逐步成为市场上商品价值的主要媒介。

当然，王茂荫不光考虑到了纸币的信用，还对纸币如何进行防伪，如何拯救因为滥发纸币而导致其贬值，如何应对关税等情况都作出了解决之法。

这是一份呕心沥血的经济巨著。

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如果当时清王朝采纳了王茂荫的建议，完全以王茂荫的设想为基础，以大清中央集权制的行动力和威信力，完全可以抢在西方列强对中国实行金融侵略前，从容地建立起属于自己的近代金融体系。

我们也有理由相信，在当时的社会伦理道德体系下，一旦清王朝真的建立了这种新式的金融管理机构和金融市场秩序，势必会在民间迅速完成币制改革，而不会陷入双本位（银、铜）货币制度的泥潭中无法自拔，最后被西方资本击破，金融命脉全部被捏在西方列强的手中。

可惜的是，咸丰帝太年轻了，这一年他才20岁。在今天，20岁的小年轻还在象牙塔里读书，而咸丰却要管理着一个拥有千年文明，拥有亿兆百姓的国家，经验不足是肯定的。

他急于先解决眼前的财政困局，对长远的金融体系规划并没有认真思考过！所以，面对王茂荫千余字的币制改革理论，他没有看到一位臣子对大清国金融命脉长远建设的构想，而是看到了通过发行纸币向民间急速敛财以解决眼前财政危机的方法！

故而，王茂荫这道高瞻远瞩的金融币制改革的奏折，被咸丰帝轻飘飘一句“大学士会同户部议奏，钦此”的朱批给打发了，随后束之高阁。

但是发行纸币的设想却在清廷高层得以通过，只是出台的政令完全背离了王茂荫的初衷。咸丰采取的是花沙纳以伤害国家信用为代价，通过滥发官票宝钞向民间敛财的手段来渡过眼前的财政危机，以至于失去了一次金融货币改革的大好机会，当然这是后话。

尽管如此，我们必须认识到，王茂荫提出的这套币制改革方案中，掌握了货币流通和发行的一般规律。他试图通过货币改革，使清王朝能有一个健康、正常的金融市场，使清朝统治者能够建立一个健全的财政机制，在当时是符合国情的。

而且他的这套货币理论体系，是在西方货币理论进入中国前独自创立的，完全属于自主知识产权的金融市场架构思想体系，无论是在当时，还是现在都极具珍贵的历史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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