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吏私刻假印冒领国库银两，如此大案为何在嘉庆朝频频发生？

乾隆中期以前，官场虽然也以风气败坏著称，但因历朝皇帝的严厉整饬，官吏毕竟还不敢公然因缘为奸。乾隆后期尤其是和珅专权以后，就真正是“礼崩乐坏”了。嘉庆亲政后虽然竭力整顿，无奈积习已成，不可挽救。其私造假印之案，就是吏治败坏的明证之一。

嘉庆十一年（1806年）八月，直隶布政使庆格奏称，查出司书（布政司书吏）私刻假印，勾结舞弊一案。据称：因为该省历年藩库中出入的银数混乱不清，庆格因向司书查询，而司书狡黠支吾，所以庆格将历年的粮册档案拿来详加查核，发现历年征收的地丁钱粮（雍正以后，把人口税摊到地亩中征收，称地丁银）、耗羡以及杂税银两，都有虚收的款项。

意思是说，直隶省历年以来存在着账目不清，有人从中舞弊营私的现象。经过总督、两司的严厉审讯，共查处定州等十九州县虚收地粮、耗羡、杂税银两达二十八万两之巨，这些钱全都落入了各级官吏之手。

嘉庆接到庆格的奏报后，十分震惊，认为司书敢于私自雕刻布政使和库官印信，串通舞弊，实在是大清开国以来从未发生过的事情，简直出乎情理之外。于是他立即派出钦差大臣、协办大学士费淳等人赶到保定，让他们严查此案。

到了九月，费淳等奏报的审讯结果，比庆格所奏更为严重：从嘉庆元年起到十一年为止，计二十四州县，一共侵盗银三十一万余两。嘉庆帝气愤之下，将书吏王丽南、州县官陈锡钰等二十多人处死，家产查抄，相关的督、抚、布政使，也都分别治罪。

此事处理后不久，嘉庆十四年，京中又发生了一起私造假印舞弊的案件，这起案件更令人震惊。当时有工部书吏王书常，私刻假印，冒领库银。每当朝廷批准岁修工程时，王书常便私盖堂官印信，重复到户部和内务府等衙门支领银两。当事情败露之后，王书常已领款十四次之多，数目达白银四十多万两。

这样的奇事真是够骇人听闻的。按照清朝规定，书吏支领银两时，必须由工部尚书签字后，通知户部，再由堂官予以复核，然后才能发放银两，手续不可谓不严。可是，部吏们朋比为奸，往往乘尚书、侍郎这些大员谈笑饮宴的时候，把请求支银的文件呈送上去，大员们往往看也不看，随手就签了字，甚至还有让幕僚代签的。

负责把关的都如此松弛，那就更不用说是底下办事的书吏了。结果这些书吏便有了可乘之机，假公肥私，大捞不义之财。京师各部腐败到了这个地步，嘉庆帝是怎么也想不到的。

此案发生后，王书常等人伏法，户部和工部大员包括颇受嘉庆帝赏识的戴衢亨以及禄康、英和、常福等人，都受到了降职或黜革处分。嘉庆总结此事教训，说大臣们如此因循怠玩，就是因为自从和珅被处治以后，大臣们唯恐担上“专擅”的罪名，而纷纷以为人宽厚博大为美德，口中说是办事，实际上什么也不管，还美其名曰这是“安静”。

朝中没有实心任事的人，便使那些胥吏们有了钻空子的机会，舞文玩法，无所不为，渐渐就发展为肆无忌惮，朋比为奸了。看来嘉庆帝对造成这些积弊的原因还是十分清楚的，可是，首倡宽仁安静而严惩“专擅”之人的，不正是他自己吗？这才真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此弊公开，朝野内外议论纷纷，都说，平日应尽的职责，尚且稀松如此，谁又能指望这些大臣兴利除弊呢？再者，州县舞弊，多不过几万；省习舞弊如上述庆格所奏之案，则达数十万；到京师各部，竟达千百万。这还不过是书吏，而堂堂大员，更不知怎样呢。嘉庆亲政后就整饬吏治，整饬了十年，就整出了这个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