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都巍巍，何以解围？
京津冀一体化已成为重大国家战略。其一大使命之一，就是纾解北京的压力。而早在三年前，本人即在从均衡区域经济发展的角度，在国内首次提出“将央企总部迁出北京”的国策设想，当时引起了全国性的巨大争议，最近，京津冀一体化规划即将出笼，中央已明确从首都剥离一些非首都职能，部分央企迁出北京，估计将成为定局。
此前，央企总部迁出北京，偶有首钢等零星个例，但是未成大气候，存在种种顾虑，未来央企总部迁出北京，将是京津冀一体化战略和国企改革的两期叠加。未来有四策，可保部分适宜搬迁的央企平稳着陆。
1、保留外迁央企工作人员的北京户籍
央企总部迁出北京，首先面临的，就是工作人员现实的利益问题。因调动去外地而失去北京户籍，亦是最大的担忧。北京户籍，意味着良好的福利，在教育，医疗等方面的优势，同比国内其它城市非常明显。尤其是进入北大清华等中国顶级名校的机会，北京子弟明显比外地人更多。目前，户籍方面的改革，开始破局。
2015年初，由京冀共建的“北京·沧州渤海新区生物医药产业园”，落户了10家来自北京的医药企业。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举措，就是保留入园企业的北京户口。
未来央企改革，亦可借鉴此策。从北京迁出的工作人员，一律保留其北京户籍，并且延续到第二代，也就是子女也可随父母入籍北京，但是第三代则不管。这样，既可解决迁出人员的后顾之忧，又不至于增加北京的真实负担。因为迁出人员主要在外地工作和生活，实际上保留户籍是一种保险，而非真实的支出。
2、对央企冻编，逐步实现管理层的去行政化
国资委直管的110多家央企，总部在北京的就有80多家。绝非偶然，而是体制使然。
央企的特殊性在于，它既是经济组织，也是一种政治组织，央企在中国的行政系列中，具有相当高的地位。甚至一个央企，就是一个副部级的单位，很多都设有办公厅。气势直逼部委。央企的负责人，不仅是企业的高级经营管理人才，更是国家相当级别的干部。骨干央企的正职往往是副部级高官，直接由中组部任命。
既商又官的身份，使央企高层面临巨大压力，既要经营好企业，又要在行政体系中平衡，获得一定的发展空间。身在北京，对于政策的游说便利，对于各种信息，尤其是政治信息更灵通，而结交同僚甚至国家领导人，获得升迁与重用的机会，更为便利。
过去十年来，央企负责人转任地方行政长官，担任省一级领导干部的事例，已是常见。一些部委的干部调来央企锻炼，也很常见。
在此情况下，将央企总部迁出北京，必然导致央企主要负责人也迁出外地。对于其固有的体系，冲击巨大。
国企改革已至深水区。最近几年，改革力度也逐步加大。尤其最近两年，央企的负责人，薪酬大幅下降，有的甚至从几千万，几百万的高薪，下降到只有几十万。央企降薪，固然冲击巨大，但是，这还不是最重要，最核心的。
央企改革割肉最痛的，不是降薪水，而是夺官位，亦即去行政化，鉴于现实情况，未来可采取逐步推行的方式。比如，当下央企的主要在任负责人，可保留行政级别和编制，但是，未来新任高管，以及部分副职，则完全由市场选聘，不再给予行政待遇，也没有级别。实行全面冻编。
未来再来央企的新人，将不能当官，只能经商。如此，央企总部留在北京，将失去意义。
釜底抽薪，一杆见底。断其后路，促其前行。
央企的去行政化改革，是最难的改革之一，能否推行，正考验了中央真实的改革决心。
3、保留符合北京定位的行业，兼顾北京的利益
央企总部迁出北京，对于北京的冲击非常直接。无论是平衡利益，还是尊重现实，未来仍然有相当的央企，适合将总部设在北京。
北京去年的三产占比超过了75%以上，达到77.9%，为大陆城市中的最高。其高新技术
产业，重要的战略性产业，冠绝全国。
在新的京津冀规划中，北京被明确为唯一的中心。而其四大定位，分别为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国际交流中心、科技创新中心。而大批央企，其实是符合北京的定位的，对于这些央企，可不用迁出。纵使是实现完全的市场化，相信它们的最有选择，仍然是北京。未来迁出北京的央企，主要是不符合北京定位的，以及竞争性领域的央企。
未来，将部分央企总部迁出北京之后，总部仍然留在北京的央企仍然很多。纵使只保留目前的一半，也有40多家央企总部设在北京，北京仍雄视天下，远远超过其它城市。既减轻了负担，又保留了精髓。如此，可打消北京的顾虑，平衡北京与其它城市的利益。平稳实现央企总部搬迁和分流。
4、实现央企外迁的最大效益 平衡区域经济
迁出北京，到哪里去，如何分置，这是个问题。
改革以来，中国实行非均衡的发展模式，优先发展东部，中西部的振兴一直到现在也没有完成。而细究央企分布，亦是倒置。多数分布在少数的几个直辖市，中西部反而极度缺少央企的支持。笔者考察贵州，发现这么一个极度需要扶持的地方，竟然没有一家央企总部。不仅是中西部区域，纵使是江苏、浙江、广东等经济发达、人口众多的区域，亦少有央企总部。110多家国资委直管央企中，只有20多家总部在北京之外。
未来，央企迁出北京、落户地方，可大致参考三大原则。
一是人口比例，很多人口大省竟然无央企总部驻扎，让人震惊，如河南省，人口过亿，应该可多承接几个央企。
二是按照经济发展程度，经济发达的地方，多迁入竞争性行业的央企，而比较贫穷的地方，应适当考虑多迁入一些政策性央企。
三是考虑央企与当地的契合度，如中国天然气资源大部集中在西部，何不把中国石油天然气总公司的总部搬迁到新疆？何不把神华集团搬到山西？何不把中粮集团搬到江南或者是东北？
央企外迁，绝对不能拉郎配，而要尊重市场，尊重当地需求，实现外迁的效益最大化。
本文作者罗天昊为国资委商业科技质量中心研究员，中国城市战略中心执行主任
本文摘自“长安街知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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