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永定：中国有空间采取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

经历了一季度的“绿芽式”复苏，在季节性因素消除和外部因素影响下，中国经济数据从4月开始又逐步回归常态。当前的问题在于，中国经济增速究竟将在什么水平上保持稳定是健康的？如果采取扩张性的财政政策辅以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通胀和财政可持续性是否是需要考量的问题？针对这些问题，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余永定在出席上海高级金融学院（SAIF）十年庆典期间发表了题为《关于中国宏观经济问题的一些思考》的演讲。

在余永定看来，当前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空间仍然充分，尽管近期由于猪肉等价格的扰动而导致通胀小幅攀升，但未来压力可控且核心通胀仍稳步下行，因此在强调调结构、追求高质量增长的同时，我们的政策决策应是争取一个尽可能高的经济增长速度。

今年初，余永定在接受记者的专访时就提及，“一定的经济增速也是结构调整、经济体制改革等长期问题的基础。”他认为，为了配合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中国仍应配合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地方政府应该主要通过发债而非从银行借钱的方式进行基建融资。

余永定认为，从长期来看，中国经济主要有两个基本特点，一是经济增速步入“新常态”，从过去的高速增长到追求质量转变；第二个特点是近十年来通胀非常低。最高时是2011年6月的5.7%，在那之后开始持续下跌，基本是2%左右。另外，自2012年3月起，中国的PPI连续54个月负增长。

就短期因素而言，余永定认为，固定资产投资速度出现下降，一定程度上拖累了GDP增速。同时，将固定资产投资进一步分解，分为基建投资、制造业投资、房地产投资，其中基建投资的降幅最大。

在这一背景下，怎么看现在的经济形势？

余永定提及，现在有一种观点是：由于那些长期的因素，比如老龄化、第三产业的比重上升等，这代表潜在经济增速已经下降，因此经济增长目标应该依据对潜在增速判断来制定。如果潜在增速是5%，那么经济增长目标也应该是5%。

但问题在于，就全球范围而言，潜在经济增速的计算都是不可靠的。余永定认为，比如要素生产率的计算往往存在一种顺周期倾向，即经济增速下降了，计算潜在经济增速也会下降。

“总而言之，我们不能假设潜在经济增速就是5%或6%。”余永定说，”我觉得假设不知道潜在增速是多少，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政策决策应该是什么？”

他称，“我认为在你可以相信不会导致通胀恶化，同时有充分的政策空间的情况下，争取一个尽可能高的经济增速，这是我们过去常常采用的方法，这种方法事实证明是比较成功的”。

数据显示，中国5月CPI同比增长2.7%，预期2.7%，前值2.5%；PPI同比增长0.6%，预期0.6%，前值0.9%。其中，CPI有所攀升、PPI环比和同比涨幅略有回落，但核心CPI保持平稳，通胀整体表现温和，机构普遍认为这为货币政策预留了较大的操作空间。

在余永定看来，之所以要维持一定水平的经济增速，一是因为没有一定的经济增速，很多问题都不容易解决，因为大多数经济和金融问题都是以经济增速为分母的，一定的增速也是结构改革的基础；二是因为如今中国面临外部不确定性，这将对中国经济造成潜在影响，而为了部分抵消这种影响，扩张性的财政、货币政策是可以采取的。

在余永定看来，扩张性的财政政策辅以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是必要的。

他此前也对记者表示，就官方数据而言，2017年底，中国中央政府公共债务占GDP比重达36.2%。考虑到或有债务，上述占比可能更高。但比起世界上其它多数国家，中国公共财政情况仍然十分健康，且并非所有地方政府债务都是坏债。因此，中国政府仍然有一定的空间来实行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如果要保持经济增速平稳健康，在贸易顺差逐渐减少甚至可能由正转负、私人投资踌躇不前的情况下，可行的方法可以是加大财政支出增加基础设施投资。中国可以不拘泥于3%的赤字目标。

中国公共债务/GDP之比仍较低。：IMF

余永定也认为，货币政策应该配合财政政策，来为财政政策创造支持性的环境（例如降低地方政府发债成本）。

“早前有说法称央行货币超发，这是缺乏客观依据的。实际上，很难说中国的货币政策是过于具有扩张性的。大家衡量央行是否货币超发经常用M2对GDP比例，这一比例在中国的确是世界上是较高的，但我们还要看其它指标，比如央行资产负债表的扩张。英国银行扩张了6倍多，日本是4倍多，美国是3.5倍，而中国人民银行是1.5倍，跟这些国家相比，中国央行扩表力度并不大。”

此外，他还表示，中国的M2对GDP之比之所以高，很大程度是跟中国的高储蓄率有关（提高了分子），且这一比例较高并不一定会有高通胀率，所有该比例较高的国家反而都是低通胀，而较低的国家通胀却很高。

当前，多家机构预计，中国还将在2019年降准100bp，届时中国也可能跟随美联储降息，但降息并非指存贷款基准利率，而是说公开市场操作利率，包括中期借贷便利（MLF）利率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