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国都为何决不可设在江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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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穆 


【导读】地理深藏政治变迁之道。纵观中国历史,国都多在北方,此间道理何在?此文是钱穆先生针对彼时民国政府定都南京一事所发议论,却对我们今天理解中国的政治地理具有启发意义。钱穆认为,一个国家的立国精神,应该走逆势,不可走顺势。一个民族,最重要的是求其能“动”又能“安”。中央政府是一国的头脑指导中心,头脑该摆在冷的地方,要曝露在外,要摆在大门口,摆在前面,太温暖是不行的。如果国家把营养和神智,都堆积在一个角落里,就会导致人才和资源的局部臃肿和偏枯。中国只要上轨道,就一定该把力量推向落后的内地去。文章仅代表作者观点,特此编发,供诸君思考。


我认为中央政府是一国的头脑指导中心,头脑该摆在冷的地方,要曝露在外,要摆在大门口,摆在前面。

——钱穆


西方文化,从历史转动趋向言,先由希腊转到罗马,再从意大利移向西班牙、葡萄牙、荷兰、比利时、法兰西、英吉利、德意志,而到今天的苏维埃,大致是由小地面移向大地面,由温带移向寒带,由低处向高爬。希腊是小区域的温暖地带,德意志、苏维埃是大面积的高寒地带,这是西方文化的地面动态。


在中国呢?这一趋向却恰相反。从黄河流域,以长安、洛阳为中心的渐渐移到长江,再由江浙移趋闽粤,正是由大地面移向小地面,由高寒地带向低暖地带滑下。西方如逆流而上,中国则顺流而下。这一对比是极可注意的。

只为中国地方大,经一次大变乱,人便向四面跑,旧文化移殖到新园地上,又产生出新生命。中国历史上每一次大乱,同时总留有几块干净土,留作新文化的处女地。让旧的人才移殖,让新的生机萌动。你若游历全国各城市、各乡村、各名胜,到处有历史遗迹,到处有文化纪念。即如山西大同,在南北朝北魏时候,那里是政治文化中心,曾集结了很多人物,军人、学者、政客、僧侣,都有出色人。



这些地方在今日,是荒凉不堪了,仅作为我们凭吊之区。若大同是单独的一个国家,单独的一种文化,那是斯宾格勒的话确实有验了。但在中国,各地区的盛衰兴落,无害于大系统的文化之贞下起元,层出翻新。因此中国文化是劲气内转的,它能单独跳出了斯宾格勒文化悲观论的圈子外,而继续生长,欣欣向荣,机运不绝。


但从大局面上,中国文化之从大处高处冷处转动到小处低处温暖处,常是顺溜的滑下,不能奋力的翻上,那却是中国文化演进值得悲观,至少是值得警惕呀!


我在对日抗战期间,曾为此意,写过两篇文章,主张抗战胜利后,国都决不可再设在南京。江浙沿海一带,虽是今天经济文化之重要地区,一切人才集中,然而像一树繁花,已经开发到烂漫极盛之时,快该凋谢了。


我们从历史教训上,早宜积极寻找新生命,诱导成新力量,决不当苟安姑息,只顾目前。而且一个国家,也断不能使其内部显然有两种形态之对立。民国二十六年我由洛阳而长安,游览西北,一路看到许多农村社会的生活情况,已觉得中国大乱之将至。正如天空的气候,一边太热,一边太冷,双方酝酿,一接触后必然会发生大旋风。中国的内地西北和东南沿边,在同一国家之内,却存在有两个绝不同的社会,经济文化太过悬殊,这真是一大问题。


近代中国人只知沿着顺势,向东南沿海跑,这因东南沿海有许多引诱我们的东西。可是黄河中上游,大陆西北,荒芜已久。但那地方人民的血液,还是我们古代汉、唐的遗传,本质上并不比东南沿海的人差,或许会更好些。若我们能从经济文化上再加培植,再加开发,一定仍能到处发扬我们北方祖先宽宏的气魄,雄伟的精神。这是找寻我们历史文化新生命的主要路向。



我们的文化新生,决然当由我们内部自身来,不可能从外国西洋来,这是很显然的。


当时我第一篇文章,即主张抗战胜利后应建都西安。我认为一个国家的立国精神,应该走逆势,不可走顺势。正如个人般,应努力向上,不该顺势滑下。中央政府在南京,全国知识分子经济力量都集中向东南,西北本已荒废,再加东南引诱力一拉,将更没有办法。在先是半身不遂,若不根治,到后必然会全体麻木。假使建都西安,由中央政府的领导,知识分子、经济力量,便可倒拉向那一边,逐渐移回一部分,好让两边逐渐得平衡。汉、唐立国,便是如此般由东向西倒拖的,此刻则当由南向北地逆转。


我写此文后不久,美国华莱士来中国,他自新疆入境,他遇见中国欢迎使节,发表谈话说:


“别人认为我从中国的后门进,实在我是从中国的大门进的呀!我经过了你们河西兰州一带,便想像到我们美国当年西部的开发。”


不错,华莱士这番话,我实在非常赞同。


不久有一位朋友提醒我说,你主张建都西安,孙中山先生早曾提过了。在章太炎先生的文集里,有一篇记载着孙先生与章先生的一夕谈,文中记明谈话的年月日。当时孙先生说:



“我们革命的首都应在武汉,此乃内陆中心,一呼百应。建国的首都应在西安,这是中国全国中心。将来要做一个亚洲的中国,则应该建都在伊犁。”


孙先生这番话,实在有气魄,有远见。从他话里,可以指导我们有一百年以上的兴奋和努力。



我们统治着偌大一个中国,总不该专门注意在天津、青岛、上海、杭州、福州、广州那些专供外国人吸血的新都巿。应该同样注意到察哈尔、绥远、宁夏、新疆、青海、西藏以及滇西一带广漠区域。不该对这些大地面视若无睹,认为无足轻重。我因此便写了第二篇文章,再来强调我移都西北的主张。


我认为中央政府是一国的头脑指导中心,头脑该摆在冷的地方,要曝露在外,要摆在大门口,摆在前面。头脑所在,全部血液都向那里输送,全部神经都向那里会合。头脑不能安放在胸腹安逸处。太温暖是不行的。假使像宋朝般建都开封,开封如人体的腹部,头脑放在腹里便昏昏然,血液也停滞了,不流通。


这样便会生机窒塞。北京是契丹、金、元、满洲建都所在,就他们讲,也是站在最前线,用来控制整个中国的。明朝建都北京,因为刚打掉蒙古人,也是针对着敌人的最前线。今天中国的敌人已非日本,而是苏联。照对外形势讲是如此,就对内实情说,所面对的问题,也是西北重于东南,内陆重于沿海。我们该将中国经济文化来一个大对流,南方人该尽量向北方搬,三五十年后,中国自然有办法。


现在的中国,是血脉不流通,神经不健全,营养和神智,都堆积在一个角落里,臃肿了,偏枯了。要使人才移流,中央政府要领头向前跑,政府更该要接近国内大多数想接近政府而无法接近的民众,却不必刻意专接近苏、浙、闽、粤沿海一带人。他们自身有能力,自会向政府接近。目前西北是太落后了,政府又远离他们,他们也没有力量来接近政府,那终非好现象,终非好办法。


我们应该知道,北方人还有潜力存在。拳匪之乱发生于山东、河北,今天的共产党,也是到了延安后,把种子散布到北方农村,才始壮大起来的。今天的东北人,也大都是山东人移去,他们都是强韧能动,有活力。北方人本质上哪里会差过南方人,只是文化经济环境埋没了他们,压抑了他们。


从前唐朝时,江西人开始兴起,那时期从北方到广东,都经由江西赣江流域。广东为沿海大口岸,江西是一条南北交通要道,行人往返不绝。我们读王勃《滕王阁序》,直到韩愈的《滕王阁记》,便可想见当时之盛。文化随物质文明而提高,江西文化之提高,也是有它的背景的。但物质文明发展到一相当阶段,文化便不再在此地滋长。所以成为政治中心如北平,商业中心如上海,在那里便不大产生人才,仅只是各地的人才汇向政治商业的中心跑。其地成了中心,便不再出人才。即小可以见大,可见一地区发展到某一阶段便易停滞不前。人才也萎靡了,机运也窒塞了。


又如,一个人总不可住在十字街口冲要去处。理想的居住地应在郊区。交通要便利,容易去热闹处,而回来又有安静环境休歇,如此可以刺激见闻,创辟事业。若住得太僻了,和繁盛地区远隔了,往返不便,即成孤陋寡闻,也不行。唐代的江西,便是退可安、进可动的好环境。黄巢造反,也是走这条大道,直去广州。直到五代,中国乱,四方人士逃避上庐山的很多,正因其在闹中取静,近交通大道而又僻陋可安,一时庐山成为避难的文化中心,影响到北宋。清代去广东的南北通道,不再经江西,而转由湖南,于是湘江流域变成交通要道,这样,在那边又产生了不少人物。


据此一例,可见地灵则人杰,文化和人物兴起是有它的外在条件的。今天的西北大陆,只是地理上的气运变了,不是在那边人的本质上有何弱点。地理气运是人事形成的,不是先天命定的。一个民族,最重要的是求其能“动”又能“安”。今天中国,全为西方商业吸引,大家都跑向海边。但一到海边,便没有地方可走,粤人便向南洋海外跑。这亦是一种开创精神,对国内经济并有甚大助益。但究竟在外国境,非自己的殖民地,政府不能好好护养培植,如是则不免把民族精力在许多处浪掷了。许多天生的人才也白费了。


实在今天的中国人,应该拉过头来,向内地跑,跑向内地,一样有发展,而内地人连带兴起刺激。而且中国人今天向内陆跑是主动的,向海边跑是被动的。在国家的立场,至少该用些力量,引导文化经济逆转的跑回黄河流域,由此继续向西北前进。在这里,我们一定可以得到新刺激,一定可以产生新力量,并使国内各方面发展平衡,而得到竟体壮健的现象。


清朝到末年,西洋势力已侵入沿海一带,所以在国内平衡上还没有出大弊病,还是依赖当时的考试制度。例如甘肃省,毎年仍有十五至三十个进士定额,配给他们参加政府,这样还可维系当时甘肃人在全国的比重。民国肇建,孙中山先生虽亦提倡考试制度,实际此制度已不复存在。于是文化愈落后的地区,愈不出人才;人才愈不出,文化愈落后。而那些地区的经济也遂更无办法。人才、经济均集中东南一角,于是中国的真病,乃逐渐由远离东南的西北地区暗滋渐长,由甘肃蔓延向陕西、河南,而逐步侵蚀皖南,到苏北,像一个箭头,由西北大陆向东南沿海发射。依此一条线,再向两旁推广,愈推愈广,几乎布满了中国整个的大陆内地。国家从不注意这现象,这趋势,不想法使西北与东南发生对流,力求平衡。文化、经济都随着足定,无法通流。一个舞台已崩倒了半个,在那半个舞台上酣歌醉舞的,却不知快要整个的垮台了,那真是怪事!


近代欧洲人,正为发现了新大陆,不断向外跑,天天有新刺激,所以天天发生新力量,到今天全地球各地区都给他们跑遍了。欧洲人从发现新大陆以来的这一股力量,现在也慢慢儿要衰颓了。今天中国积衰积弱,不可能向国外跑,中国的将来,决不可能追随已往的西洋成为一向外侵略的帝国主义。中国的新天地,就在中国之本身内部,回过头来,向内地跑,不仅如华莱士所说的像美国人开发西部般,我们却还兼带了恢复历史上汉唐精神的一种更要的意义。那是迎接中国文化新生一条唯一可走的路。


长江一带,尤其是长江下游,气候暖,地方小,人口多,那是今天我们的十字街头,一切像在动、在乱、在拥挤、在冲撞,已像无转身余地,不容易再产生大气魄、大力量的人。只是开着窗口,接受一些外面空气是适合的,却没有元气淋漓。不能希望在此地区来旋乾转坤,挽回气运。我们该再来复兴北方,重新开辟黄河水利,来解除今日黄河的灾害,黄河就可重成为中国之大利。北方人便可再跑上舞台扮演新脚色。


再举一例言,黄河在包头的一段,很早便是中国人的活动区。秦时包头附近,便辟有四十三个新县,大量移民,引水灌田。上流的水利用了,下流的灾害也自然减少了。以后中国历史上,很可以看得出,包头在中国人掌握中,黄河的水害就小;包头在匈奴乃至蒙古人掌握中,黄河的水害就比较大。这原因不难想像。长江所以没有大灾害,因为四川是一个农业区,四面引水灌田,水在上流即疏散了。逮其过三峡后,又有洞庭、鄱阳等水库存储,泛滥自少。此刻试问,目前的包头,何尝不可大大振发呢?

再如经徐州到开封,今天是一片荒凉,从前却很繁盛,这是隋唐运河的经流地带。这一地带从古出过许多的奇才异能,大哲学家庄周、老子,大政治家张良、谢安之类,这是无人不知的,其他的例很多。正为古代在这一带是湖泽水流,交错历落的。黄河、淮水,都可藉以蓄泄。现在则干枯了,再不是文化人才的理想园地了。但试问目前的这一带,又何尝不可大大地振兴呢?今天的中国,如此般荒芜的何啻一大半。长江、珠江流域的人,素质上实不及较古的黄河流域,无论体魄毅力均逊。近代的中国,由南方人沿海人领导,至少该使北方人内陆人追随。到得他们追上了,那就是中国之又一度的文化新生,那即是新中国新生命之再度成长,至少也是为目前中国弭息灾乱急需注意的现实问题。


所以今天而后,中国只要上轨道,中国人一定该把力量推向落后的内地去。


如孙中山先生的预言:从武汉到西安,再从西安到伊犁,必须解决此北方西北方落后的间题。唐代的敦煌文物,不是我们现在仍在向世界夸耀吗?魏晋南北朝时西域出了几许佛学大师名德高僧,可见新疆人也不是没有出息的。若我们自已在鄙视自己人,中国将永不得安宁。纵使没有外患,依然仍会有内忧。中国的现实问题,主要的显然在内地,不在外国。中国的历史教训,主要的也同样在内地不在国外。大家往内地跑,文化可以流动,个人精力也可以发泄。在文化集中地区,毎个人重现实,少想像,不大会引生大理想。到一个落后新地区去,才有想像,才能创造,才能发展。今天的中国,实在是只有沿海一圈,沿江一带。


田园将芜胡不归,让我们自己认识了自已的舞台,再来扮演自己的角色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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