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阁与宦官——明朝皇帝的左膀右臂

明初官制发展大变革

洪武十三年（1380年）正月，明太祖朱元璋杀中书省丞相胡惟庸，废除丞相一职，使六部直属于天子，自此，皇权大为扩张，大明皇帝集皇权与相权于一身。但一个庞大的国家政事繁重，非皇帝一人所能办到，先是设置四辅官，大学士以备顾问，又不得不让翰林春坊官代看奏章。到明成祖朱棣时期，内阁制度渐成。从废除丞相到内阁制的建立，这是中国封建社会中央官制发展中的一大变革。

洪武十五年（1382）十一月，明太祖以礼部尚书邵质为华盖殿大学士，检讨吴伯宗为武英殿大学士，翰林学士宋讷为文渊阁大学士，典籍吴沉为东阁大学士，又设文华殿大学士，以辅导太子。这些人由于经常在宫廷殿阁之内工作，随时听候皇帝的差遣，逐渐才被称为内阁学士或大学士。后调来的人有的便被称为“入阁”。

内阁大学士的办公场所在中极殿（华盖殿）、建极殿（谨身殿）、文华殿、武英殿以及文渊阁和东阁，左右春坊。因为这些地方都在内廷，所以明代大学士就被称为内阁学士或内阁大学士，其官阶仅有五品，相比二品的六部尚书，内阁学士在朝廷的地位并不高，上朝时大学士的朝位班次排在尚书的后面。

这一时期内阁的职权完全还不能和原有的中书省相比拟。内阁大学士本人也不过是五品小官，仅能遵命办事，之下既没有任何僚佐，更不得干预各机关的事务，不得参署诏令，更不得以部门或个人的名义发出任何指示命令，各机关奏事也不许关白内阁。可见，当时的内阁完全是一个辅助性的办事机构。“职卑位微”“帝方自操威柄，学士鲜所参决”。

内阁形成

内阁是皇帝的秘书处，而在内阁办事的主要是翰林院的官吏。内阁设置于建文四年（1402年），即燕王朱棣占领南京之年，“九月，遂开内阁于东门角内。”当时派翰林院侍诏解缙为侍读，中书舍人黄淮、王府审理杨士奇为编修，进修撰胡广为侍讲，编修杨荣为修撰，户科给事中金幼孜、桐城县知县胡俨为检讨，共七人为阁臣，备顾问，预机务，皆五品，而恩礼赐赉,率与尚书并。

这时的内阁设立开始制度化，得以参与机务，比洪武年间有了进一步发展。品级虽依然很低，却已有意识地吸收他们参与论议国家的核心机密。不过，仍规定不得干预九卿诸司事务，不得专制诸司，诸司奏事亦不得相关白。这时的内阁还没有票拟之权。

其实，明人不把内阁当作一个衙门，因内阁之臣主要出自翰林院，因此，甚至有人说内阁是翰林院的“内署”。入直文渊阁的职掌，大致包括预机务，备顾问，出纳帝命，率遵祖宪，奉陈规诲，东宫讲读领其事，修实录史志诸书充总裁官，还有典藏御笔图书，以及一切机密文书的记录整理。其中最主要的就是起草诏告谕制敕，有的是径从宫内传宜，有的是点简题奏，拟议批答。拟议批答又称为“票拟”，这是在宣德时出现的一项重要权力，也就是说，明朝内阁的权力也有一个消长的过程。

在明太祖、明成祖二位帝王时期，他们都比较勤政，能够亲自处理政事，只是有时口头吩咐大学士代笔拟旨，所以这些大学士只是充当秘书角色，实为皇帝顾问，到了明仁宗朱高炽以后，才地位渐崇。在洪熙、宣德之后，蹇义、夏原吉和“三杨”（杨士奇、杨荣、杨溥）用事，阁权才逐渐强大起来。蹇义是吏部尚书，夏原吉是户部尚书，二人朝夕备顾问拟旨，但不是阁职，“三杨”是担任阁职所以位置渐重，又因为是老臣，所以又给加官又给加衔。以至于后来，杨士奇以礼部侍郎、尚书兼华盖殿大学士，后加兵部尚书升少师。杨荣以太常卿兼谨身殿大学士，加工部尚书升少师。杨溥加官较晚一些，以礼部尚书兼武英殿大学士加少保。但虽有加官，其权从未有超过六卿之上。直到英宗正统年间，太后执政，始令内阁专司条旨或票拟，而后有宦官王振专权开始祸端。

洪熙、宣德、正统年间，内阁的地位和作用之所以有进一步的提高，是因为朱高炽和朱瞻基即位时，朱棣时期任用的内阁大学士（三杨）都还在位，以前朝旧臣元老的地位和熟谙政务的身份辅政，年幼的皇帝把很多政务交给内阁办理，导致了内阁的权力就逐渐加重。

内阁地位的起伏与司礼监的崛起

明英宗的正统时期是明朝历史上一个重要的转折阶段，也是明朝中期的开端。此后的历届皇帝，多有荒怠懒惰或宠信宦官之人，而司礼监的秉笔太监可代替皇帝用朱笔批示奏章公文，叫作批红，这种做法为宦官弄权提供了方便。也导致了此后皇帝身边长期存在着内阁与宦官之间双轨辅政的局面。

从明朝中后期开始，内阁大学士开始由尚书担任，而这些尚书有的还担任太保、太傅、少保、少傅等， 有很高的政治地位， 官阶为正一品， 于是六部尚书有事只好请示内阁大学士， 这就使他们实际上成为内阁的下属，等于又恢复了中书省统率六部的旧制。明世宗嘉靖以后，阁权膨胀，则“朝位班次，俱列六部之上”，俨然是宰相之职。由于朱元璋有不准设丞相之约，于是人们称大学士为辅臣、阁老，对首席辅臣则称首辅、元辅。内阁便有了宰相化的发展倾向，个别内阁辅臣的权力也像以前的丞相那么大了，于是相继出现了像夏言、严嵩、徐阶、高拱、张居正等没有丞相之名却有丞相之权的“权相”。而且阁臣之间斗争十分激烈，严嵩倒夏言，徐阶倒严嵩，高拱倒徐阶，张居正倒高拱，你踢我踹。以张居正为例，在明朝一百二十六位阁臣中，是最有魄力、才智和最有作为的一位，故有人说他“威柄之操，几于震主”，又说六卿在他面前是“伺色探旨”“惕息屏气”，可见六部之权全都总于首辅之手，明朝的内阁权力至此而极。

与内阁地位的起伏相比，明朝司礼监几乎与其同时发展，交叉影响的。明朝宦官组织和明政府外廷机关一样，按工作性质和职能分为许多衙门。主要有十二监、四司、八局，合称二十四衙门。这二十四衙门统受宦官衙门的首脑机关十二监的第一监—司礼监领导。据记载，司礼监设于洪武十七年(1384)四月,它的前身是典礼纪察司(《明太祖实录》卷161)。司礼监直接听命于皇帝，不受外廷政府管辖。在明太祖时期，鉴于前朝宦官祸国的教训，对宦官的权力进行了种种限制，严令不许宦官参与政事。不过，自明成祖以后,却逐渐开始派太监参与“出使、专征、监军、分镇”等活动，并在一些部门负责监督。司礼监成为十二监之首是宣德年间的事情。一说是宣宗时设内书堂使“中人多通书晓文义”，于是明代“宦寺之盛，自宣宗始”。另一说是英宗年幼，导致后来司礼监宦官王振得以趁机专权。

司礼监的主要太监有:提督太监一员、掌印太监一员，秉笔太监、随堂太监八九员或四五员。在明英宗正统、天顺时，王振、曹吉祥都是专横跋扈、显赫一时的大太监，这些宦官势力的崛起已经把皇帝与内阁大臣分割开来。彼时，内阁虽然拥有“票拟”权力，但这终究不过是给皇帝提供参考的初步意见，一切还都得以皇权为转移，最后拍板与否仍取决于皇帝的御批（当时叫做“批朱”）。在正统后期，随着太后张氏去世，“三杨”老去，外朝大臣陷入权力空隙，内阁势力衰微，开始受制于宦官的“批红”，辅臣往往也要俯首听命于宦官。在明英宗二次登基后，当时居夺门之功的大太监曹吉祥就升任司礼太监，还总督京师三大营，掌握了兵权，与当时大将石亨互为表里，时称曹石。这期间，皇权也多次尝试将其从权力体系中剔除，但大部分时间里仍然如影随形，成为整个权力体系运转无法割舍的一部分。

结语

纵观整个明朝，洪熙、宣德时期，“三杨”所拟的“票拟”，万历前期，张居正所拟的“票拟”，差不多都转化为“批朱”的蓝本，阁权之重、阁职之隆，不用多说。但在正统后期及以后，诸如成化、正德、隆庆、天启等朝的皇帝都特别宠信宦官，甚至将“批红”的大权也交给宦官头子代行，内阁的职权自然受宦官的钳制。王振、汪直、刘瑾、魏忠贤等著名的大宦官，在他们得势时，无不压抑和控制着内阁。

内阁与宦官的关系错综复杂，互为限制，既有冲突，也偶有联盟。内阁的设立是客观上的需要, 而司礼监势力的崛起则是出于皇帝主观上的需要, 尽管其所掌握的权力被后人称为有宰相之实, 但从制度上可看出, 内阁、司礼监都没有成为独立的相权, 而是被皇帝成功地分成两个部分, 成为明朝皇帝集中皇权的两个政治砝码，各居一端，保证了皇权的集中。

（本文作者：史说新传。部分图片源自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