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而精”何以练就“强而健” ?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经营政府债务的风险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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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徐昂

  政府债务是中国银行业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政府债务构成银行业风险的一种形式,对银行机构而言,既是发展动力,也是约束条件。一方面,中国的政府债务本身是中国金融业利润的一种来源和壮大发展的基础。另一方面,如果对债务的风险经营不当,政府债务会通过杠杆放大,对行业和市场安全,以及社会经济稳定造成影响。银行政府债务的风险策略包括银行债务风险的预期、防范和应对等内涵。

  

  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旧址

  作为近代中国民营银行的代表,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在复杂多变的政治经济环境下,因时制宜,敏锐地调整政府债务的风险管理与经营方式。中国民营银行难以避免各类政府债务,银行对政府债务的风险管理尤为重要。陈光甫先生经营下的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始终定位于民营商业银行,推行债务风险债券化、商业化的原则,有限承借政府公债,控制债券押款,将政府债务的负面风险降到最低的同时,还支持了政府主导的部分经济建设,为中国民营银行政府债务风险管理提供了历史经验。

  策略之一:坚持服务工商业控制政府债务规模

  金融机构是风险配置机构,银行对于政府债务的投资取决于机构整体的风险配置方针。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的成功与其创办人及总经理陈光甫密不可分。陈光甫拥有海外教育的背景和富有创造性的企业精神。1915年他因抵制军阀干预的命令,离开了江苏银行,同时开办了实际股本只有10万银元的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上海银行的创办一直得到金融和工商界支持,其创始股东中云集了当时上海多数的工商界领袖。同时,陈光甫定下服务社会、服务工商业的宗旨,积极协助工商业发展。金融界与工商界愿意支持陈光甫,便是出于“上海还是很少有自设的新式金融机关,可以帮助工商业运用资金的周转,而一般民众的储积,亦很少有安全存放的地方。”

  

  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徽章

  上海银行早期专注于商业性质的业务,当时其他银行较少投入的储蓄事业成为上海银行的重要收入来源。1917年,上海银行聘请贝哉安为苏州分行经理,其时苏州已有中、交、江苏三银行,而商办银行只有上海银行一家。1921年底,贝哉安和贝淞荪分别以5000元资金成为上海银行的股东。1920年,上海银行在天津设立了办事处,但极少参与公债事务,只是专注于商业存放款。到1925年以后,仅凭存放款项就已有百万元左右。

  在积极开展社会储蓄和工商业投资的同时,总经理陈光甫对政府相关业务和债务更为审慎。他批评依靠熟人发展业务是不理性的,告诫上海银行的亲信伍克家依靠熟人向银行的借款都是半官半商的身份,容易导致亏损。他担心不健全的政府对市场的影响,通函上海银行全行:“不可投机,不可接近官场,不可造成呆滞放款。”

  客观上,无论是中央还是地方,政府或军阀总是企图拉拢和利用金融界的力量。不过,上海银行与历届民国政府在债务问题上始终保持距离。在陈光甫看来,银行是存户的银行,而非经理、董事和股东的银行,只有设法稳健运用,“方不负所托”。当时中国现代化的银行作为新式金融机构发展很快,尤其是上海银行已成为民营银行的代表。陈光甫深知“银行地位越高,其受人之嫉妒,也更厉害”,嘱咐银行各级要“谨慎小心”。他在银行内部要求忍受责难和误解,“把吸收来的资金,在安全条件之下,致力辅助工商业,辅助农村经济,辅助平民阶级”。

  

  民国时期政府公债

  上海银行在银行业趋之若鹜的公债投资领域几无显著成绩,但数据证明,上海银行对市场投资和政府债务风险的区别经营取得了巨大成功。从1915年至1921年底,银行实收资本扩大至250万银元;而根据已有的统计数据计算,从1921年至1926年,全国重要银行实收资本增长1.2040倍,公积金增长1.5753倍,上海银行公积金及盈余滚存,增长1.8635倍,其盈利率的增速要高于同业平均水平。至1927年,上海银行则已成为国内第四大商业银行,总经理陈光甫本人亦为上海银行公会的副会长,继而出任主席。

  上海银行在投资以政府债券为主体的有价证券方面的发展速度远远慢于其放款和存款业务。作为中国最具实力的民营银行实际较少参与政府债务风险。这些证明了中国民营银行注重服务实体经济与民生事业,减少对政府债务的介入一样可以有长远的发展前途。

  策略之二:合理审慎债务投资推进债务市场化

  

  民国时期政府公债

  民国时期,金融业面对的政府债务大致可分为政府公债、直接垫借以及强行摊派三种。财政摊派形式复杂,但对银行的资金管理而言可视为一种对政府的高风险债权;而对本国银行来说,公债和垫借一般都以合同形式订立。通过对政府债务的债券化和市场化是近代中国银行对中国金融的重要贡献。

  债券化使得债务具有市场属性,对债务方形成制约,使债权方对债务的风险能有更灵活的配置权。值得注意的是,一方面,公债投资的高收益率是当时银行业的共识,债务的市场化为金融机构提供了投机盈利空间。另一方面,近代中国的债权市场受到国内政局动荡和国外经济危机的影响深重,债券价格波动很大,也造成了较大的投资风险。

  长期以来,上海银行承担的政府借款只占政府总债务的很小部分,而且由于陈光甫的小心谨慎,这些债务都基本以公债的形式获得相对安全的担保。上海银行承借中央政府的财政借款主要是从1927年以后国民党政权的建立开始的。

  自1927年至1931年,上海银行逐步成为中国吸纳储蓄最多的民营银行,存款量仅次于中、交两行。然而,与其他银行相比,上海银行投资有价证券非常少(当时的有价证券主要是政府公债)。1931年,国民政府发行公债数量激增,上海银行只承借了一笔以100万元盐税短期库券为抵押的50万押款。至1932年底,上海银行投资有价证券数量只占全国29家重要银行同类投资额的3%不到。如果用有价证券与存款比来衡量,以储蓄为主业的上海银行对有价证券的投资更为薄弱。这反映了上海银行与不少银行不同的经营理念。

  

  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员工办公场景

  此一阶段,上海银行自身的业务经营策略日趋成熟。在政府债务风险管理方面,可以发现:

  第一,上海银行在渐趋稳定的形势下制定了应对政府债务的预筹原则:一是政府借款必须有可靠的担保品。借款担保要能够代表政府的偿还能力,尤其不能仅凭官员或政府雇员做担保。二是银行要研究各级政府财政,预筹应付之道,对各级政府提出的借款条件、担保物品、借债用途以及各种建设事业都要有预先的研究。三是设法使借款公债化,有确实担保的公债能够造成市价,增强借款流动性,至少避免了银行债务风险的呆滞。

  第二,上海银行坚持控制政府债务规模和增长速度,保持工商业贷款为主营领域。虽然1933年度上海银行证券持有增速高于行业水平,而上海银行只居第十二位,增加额度居第九,增幅亦只居第六(前五名均为民营银行)。银行拥有有价证券额占12家民营银行总额的5.55%,而占全国29家重要银行购买有价证券总额的3.61%。至1935年,上海银行存有有价证券价值不过160余万元,这一年各级财政缺口约为1.3亿元。

  第三,随着南京国民政府债务信用的增强,上海银行重点选择了经济建设类的政府借款。相对稳定的经济环境使得各省财政出现自主性。以上海为中心的中国银行业在与各省、特别市政府的借款中具有更多的灵活性和选择权。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对省政府的大量借款自1932年以后方才开始。其中,直接用于经济建设的借款占了上海银行省级借款的48.58%,反映出经济建设借款对上海银行政府债务风险管理的重要性。

  从借款的偿还情况来看,各级政府1934年以前总还款9,285,819元,财政部公债押款结清还款部分占银行政府债务已还款74.1%。上海银行的政治性的公债押款积欠大幅减少。政府债务偿还能力和信用提升减小了银行公债投资的负面风险,也使民营银行有余力支持政府主导的经济建设。

  策略之三:开展同业银团合作发挥同业组织作用

  

  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总经理陈光甫

  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作为一家民营银行,始终重视同业合作,在债务投资方面更是如此。早在北洋政府时期,陈光甫等人主动筹划以全国银行业22家银行联合承购公债的形式,向中央政府提供借款。1922年1月15日,由22家银行合组而成的银团,与交通部正式签订购车借款合同,垫款总计原定约570余万元。上海银行先与淮海实业银行合借20万元,又与中国银行北京分行合借12万元,其后全数改归上海银行承借。银行团会同政府部门与各洋行签订合同,先付车价约合240万元。

  在购车借款起步的同时,上海银行公会方面为推行健全的货币制度向北京政府提出合作建立上海造币厂。银行团提出了比较完备的提议:十六家会员银行认募上海造币厂特种国库券,库券总额为250万元,年息9厘,由财部按月从盐余项下拨还7万元,分38期还清。陈光甫也曾为此事来往沪津,确保借款的顺利,上海银行亦从中承担12万元。

  

  创建于民国1920年的上海造币厂

  这两次银行团借款是中国金融史上最早由本国银行联合向政府的借款。尤其各银行认为借款购车利息较厚,且有保障,洋商也能对政府施压。然而,结果令人失望,虚弱的中央政府无力掌控各路局。借款实际发生的一开始,银行界与政府间的债务便无法依照合同履行,一纸协定具成空文,俨然一出闹剧。这也致使银行界对北洋政府产生了极大的失望。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以后几年中,政府开始逐渐重视债信。1932年,陈光甫开始作为银行界代表参与各类公债的抽签还本工作。1934年9月,财政部与银行界在上海成立各银行公债保管会,政府与银行界共委派7人负责公债保管会工作,陈光甫作为上海银行业同业公会代表参与其中。

  上海银行自身也确立了组织银行团借款,联合抵御风险的原则。同业合作原则既能够避免银行间过度的竞争,又能够巩固群里利益,分散风险,增强向政府索偿能力,来保护自身的商业利益。1933至1935年间,上海银行承借中央政府大型债款基本都是依靠组织银行团。其中至少包含了12笔向各政府部门总额为9760万元的经济建设借款。这些银行团中基本都有中国、交通两家颇有实力的国有银行。当1934年具有官方投资色彩的中国建设银公司成立后,经理陈光甫也成为其董事之一。联合各家银行承借款项已成为一项当时银行业应对政府债务的基本原则。

  

  《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史料》

  政府债务能够为银行发展提供动力,但绝非银行发展的必由之路。对民营银行而言,服务工商业与社会大众同样是重要的历史经验。中国民营银行难以避免各类政府债务,对政府债务的风险管理尤为重要。陈光甫个人为政府筹募债务的服务使上海银行自身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承担过多的政府债务。而上海银行则坚持将各类债务管理与银行主营业务相结合,实现小而精、小而强的发展目标。在经营政府债务方面,银行业推动政府债务债券化和市场化运作的发展更是历史发展的既有方向,是控制风险的安全有效途径。同时,银行业开展同业合作,发挥银行业同业公会的组织协调作用,在当时能够有效分散风险,增强了银行应对风险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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