欠钱的是大爷！美国“实力”演绎“逼死”联合国

文/张sinan

联合国又没钱了。

作为全球最大的主权国家对话平台，联合国账面上的资金到今年8月或将耗尽。

“资金短缺导致无法应对正常开支，这对于联合国的声誉以及业务开展都是灾难性的。”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上周在分管预算事务的第五委员会会议上指出，各国拖欠经费是当前联合国财政困境的重要原因。

古特雷斯还说，他曾经问过是否可以出售秘书长官邸救急。这大概是句无奈的玩笑话了，因为根据联合国与总部所在地美国签署的协议，秘书长无权“卖房”。

“见过拖欠会费的，没见过这么拖欠会费的！”

截止至上周四，联合国193个成员国中，只有104个国家全部缴纳了2019年度的正常预算经费摊款。其中只有34个国家按时缴费，与此同时还有89个国家拖欠会费。

2019年都要过去一半了，联合国还有近一半的国家没收上钱来。

而美国正是导致联合国资金链断裂的罪魁祸首。

古特雷斯表示，美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达国家和第一大经济体，今年已经是连续第6年拖欠联合国会费。年初数据统计，各国拖欠会费总额5.29亿美元，其中美国拖欠3.81亿美元；各国拖欠维和经费20亿美元，其中美国占7.76亿美元。

换言之，美国的欠款占据了联合国预算缺口的近46%。尽管美国随后补缴了部分经费，但美国的欠款仍占据联合国全部欠缴费用的三分之一。

对此，美国毫无愧意。事实上，特朗普上台以来，从不讳言“美国分摊了太多的联合国经费”，甚至抨击联合国不过是“闲聊打发时间的俱乐部”。

笔者对于特朗普的想法实在是无力吐槽了

一、联合国的价值远远超出特朗普所言

联合国的诞生，承载着一代人对于半个世纪内两场世界大战的反思。作为全球唯一，且持续运转超过半个世纪的世界性集体安全平台，联合国是人类打破国家间“黑暗丛林法则”的重要探索与成果，努力为国与国之间无秩序的荒野点亮了希望的路灯。

国际关系角度而言，联合国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实践，没有之一

尽管在其诞生后，联合国长期因美苏冷战对峙而无所作为，但在“柏林危机”和“古巴导弹危机”等时刻，联合国仍为各方对话沟通，提供了关键的渠道和平台。

在联合国的框架内，美苏两国还成功达成了《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为后续的《核不扩散条约》以及《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奠定了基石，正如美国前总统肯尼迪在联大向苏联呼吁：

“我想对苏联领导人和他们的人民说，如果我们两个国家都不能实现完全的和平，那我们需要一种比氢弹、比弹道导弹或者核潜艇都更好的武器，这种武器就是和平合作。”

毫不夸张的说，如果不是联合国，也许人类早已毁于那个充斥着核危机的恐怖年代，特朗普甚至不会有机会贬低联合国。

左：赫鲁晓夫；右；肯尼迪

促进国与国之间，乃至全人类间的和平合作，是联合国与生俱来的使命，但它毕竟不是“联合政府”。联合国维系自身的运转，只能依靠各会员国自觉缴纳经费。

《联合国宪章》第十七条规定，“本组织之经费应由会员国依照大会分配限额担负之”，具体主要由三个来源构成：正常预算经费、维和行动经费，以及会员国自愿捐助。广义上，这三项被统称为“联合国会费”；而狭义上，联合国会费仅指“正常预算经费”。

相较于联合国的使命而言，其预算可以说一点都不多，甚至有些拮据。2019年，联合国正常预算和维和经费加起来，也不过97亿美元，不到2018年全球GDP总量的千分之一，更不足同时期全球军费支出的百分之一。

曾经的美国十分认可联合国的价值，大把地撒币，从不拖欠会费。1953年，美国参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康纳利称，“联合国当年全部的正常预算为4830万美元，约为一艘驱逐舰的成本，考虑到联合国所致力于的伟大目标，这是一个合理的数字”。

1946年联合国首次分摊会费，美国承担39.89%。随后五年，美国的分摊比例都在38%以上。50年代起，随着日本和欧洲逐渐走上经济复兴之路，以及大批亚非拉国家在独立后加入联合国，美国分摊的会费比例逐渐下降，但在1973年之前始终保持在31%以上。

二、美国跟联合国有过“蜜月期”

另一方面，美国在联合国创立之初所表现出的热情，和联合国早期的“亲美性”也不无关系。51个创始成员国中，和美国有直接或间接同盟及地缘合作关系的国家近40个，美国由此可以轻松地获得联合国多数表决支持。

1947年，联大通过决议，同意分治巴勒斯坦地区，建立以色列国；1950年，联合国安理会决议，授权美国领导同盟军介入朝鲜战争。这一系列联合国的决策或多或少都体现了美国的战略意志，与美国的国家利益相符合。

然而随着60年代“去殖民化”运动的开展，大量第三世界国家陆续加入联合国。仅1960年一年，联合国就迎来17个新成员国，其中16个来自非洲，导致美国在联合国的影响力迅速被稀释。

“乔的笑”，1971年中国恢复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地位，乔冠华代表中国出席联大会议

1971年，尽管美国表示反对，但在第三世界国家的支持下，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了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地位。这一事件也被视为美国失去对联合国控制的重要标志。4年后，苏联和第三世界国家甚至在美国的强烈反对下，通过决议宣布“犹太复国主义”为种族主义（该决议于1991年被废止）。

再加上和苏联频繁陷入“一票否决大战”之中，美国在联合国内的处境逐渐由此前的“游刃有余”转为“步履蹒跚”，凑齐多数票也变得愈发艰难。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因此愤怒地称联合国是“多数人的暴政”，开始要求减少经费分摊比例，甚至直接拖欠会费来表达对联合国的不满。

1986年，美国国会通过《卡萨巴姆修正案》，单方面以国内法的形式规定，美国支付联合国及其特设机构的会费不得超过预算总额的20%。此举不仅违反了联合国集体协商会费分摊比例的规则，更打破了按照会员国实际经济实力分摊经费的“支付能力”原则。

到1989年里根总统卸任时，美国的欠款已累积至3.08亿美元，占联合国正常预算欠款总额的78%。

罗纳德·里根：大欠款时代的开启者

联合国从此迎来了美国的大欠款时代。

三、美国“实力演绎”欠钱精算师

拖欠联合国会费对于美国而言，从来都是手段，而非目的。

《联合国宪章》第十九条规定，凡拖欠联合国财政款项的会员国，其拖欠数目如等于或超过前两年所应缴纳的数目时，即丧失在大会投票权。

但反过来，只要欠款总额不超过前两年所应缴纳的数目，或者欠款时间不超过2年，欠了也就欠了。

事实上，美国非常精准地拿捏着这一点，基本上就是拖得差不多了，交一下；好，可以过一段时间再交，那就再拖一下。

但由于美国分摊的预算比例较大，这种“滚动式欠款”可以让联合国长期处于失血状态，无异于让美国始终扼住联合国的咽喉，迫使后者屈服于美国的诉求。

拖欠会费也由此成为了里根之后的历任美国总统制约联合国的重要手段。克林顿执政时期，美国单方面要求降低经费分担比例，与联合国产生争执；同期美国的欠款也达到历史巅峰，一度超过16亿美元，占联合国欠款总额三分之二以上，联合国财政几度接近崩溃。2000年，联合国不得已将美国的分摊比例降至目前的22%，以寻求美国在缴纳经费上做出让步。

克林顿欠起联合国钱来，也是登峰造极了

美国还通过拖欠会费，要挟联合国进行符合美国利益的改革。1999年，美国通过所谓“联合国改革法”，要求联合国任何的改革都应包含“减轻美国对联合国承担的财政义务”，否则美国将不予支持。

博尔顿任美国驻联合国大使期间，甚至要求将会费分摊比例与投票比重挂钩。此举无异于让联合国放弃“各国权利平等”的创立初衷，转向“力量决定位次”的国际秩序，但所幸遭到了联合国方面的坚决抵制。

而在今年的“香格里拉国际安全对话会”上，美国防长沙纳汉却指责别的国家谋求建立“力量决定位次”的国际秩序，显然是忘了他的国家安全顾问同僚曾经在联合国大会里，放过怎样的厥词。

沙纳汉：“还要给博尔顿‘擦屁股’，真倒霉！”

讽刺的是，第一次海湾战争期间，老布什政府得到了联合国的支持，美国也借此巩固了后冷战时代的国际秩序领导者的地位。战争结束次年，美国缴清了所有欠款。2001年“反恐战争”时期，为了得到联合国的支持，美国众参两院也形成了“立即补缴欠费”的跨党派共识。

克里姆林宫此前评论称，美国对联合国的立场是：如果其符合美国的目的，可以缴纳会费，否则就不拨款，“美国只是希望联合国成为自己的工具”。

简而言之，合则用，不合则弃。

四、中国从不拖欠会费

讲了这么多，和中国有什么关系？

去年年末出台的联合国最新经费分摊比例决议规定，2019年至2022年，美国的正常性预算和维和预算分摊比例分别为22%和27.9%，但由于特朗普政府拒绝支付超过总额四分之一以上的预算经费，美国的维和预算分摊比例实际上不会高于25%。

而中国承担的正常性预算比例，由此前的7.92%升至12%，维和预算也由10.24%升至15.22%。

此次调整后，中国成为继美国后，两项预算的第二大出资国。

这是什么概念？

2000年，中国的联合国正常预算承担比例为0.901%，维和预算为0.995%，19年间两项比例分别增长了12.3倍和14.3倍。

但同期中国GDP仅增长了10.2倍。

须知，联合国制定各国经费分摊比例，原则上除考虑其GDP占所有成员国GDP总量的比例外，还要计算人均GDP，根据该国的整体发展水平决定给予一定减免，或者提高承担比例。这也就是所谓的“支付能力”原则，保障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财政能力存在巨大差异之下的实质公平。

中国目前的人均GDP只有美国的14.583%，但在联合国两项预算的分摊比例上却均超过了美国的50%。最新的分摊比例决议不免让人怀疑，中国被以不同的标准进行了区别性对待，例如削减了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理应享有的会费承担减免。

此举本质上是对“支付能力”原则的违背，是将美国的国际责任转嫁给中国。中国前驻联合国副代表王民大使2015年就曾指出，“反对任何在联合国经常预算比额方面把中国同其他发展中国家区别对待的做法，不会接受超出中国支付能力的计算方法”。

中国前驻联合国副代表王民大使

考虑到过去40年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中国在联合国中所承担的会费比例增长，是必然且合理的。如同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参赞傅道鹏所言，作为负责任的发展中大国，中国将继续积极履行财政义务，用实际行动支持联合国事业。

然而这不意味着中国应该接受带有歧视性的不合理摊派比例，中国更不应该为美国带有政治诉求的“滚动式欠款”买单。

我们可以理解，中国作为当今世界上，除美国外的唯一超过10万亿美元的经济体，从不拖欠会费对于联合国而言是多么的重要。上个月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斯特凡·杜加里克甚至在新闻发布会上，特地用中文，对中国按时足额缴纳2019年会费表达感谢。

但联合国更要认识到，中国从不拖欠的会费对联合国做出的贡献，不是为了让联合国继续姑息美国欠款。遵守规则更不应该成为中国被美国，或者任何国家及组织，直接或间接变相要挟的理由。

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斯特凡·杜加里克

从《卡萨巴姆修正案》开始算起，联合国已经在美国断断续续的“欠费”阴影下度过了33年。但就算再长的噩梦也会有结束的那一刻。

2015年，中国政府宣布成立为期10年、总额10亿美元的“中国—联合国和平与发展基金”。而现任的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2017年也表示，如果美国选择放弃全球领袖的角色，会有其他国家取而代之。

满口“美国优先”的特朗普也许并不在意，但世界早已厌烦了美国的政治逻辑。

欠人家的，总要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