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浪潮正在席卷全球。
从综合经济实力强悍的长三角,到时下热门的粤港澳大湾区,中国正在出现区域一体化的“超级城市群”。据统计,截至2018年底,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及京津冀三大城市群,贡献了全国46.6%的国内生产总值。
与过去的“城市群”相比,超级城市群具有更强的经济发展能力,城市间拥有更明确的产业分工,整体规划更为明确。
近年来万众瞩目的粤港澳大湾区便是“超级城市群”中代表。受益于改革开放40年的高速发展,在5.6万平方公里的粤港澳大湾区,已形成了7000万人口、GDP超过10万亿元的庞大体量。
在过去的城市化进程中,更大的城市,意味着需要更高的生产率和更快的经济增长,也意味着不断滋生的城市病,如无序混乱的城市竞争、拥堵、居民权利不平等、医疗教育资源不均等。
但仲量联行提出了一个新奇的想法——“超级城市群”的构建,或许反而能缓解大城市病。
中国城市规划者正积极投入超级城市群政策与基础设施的建设中,在此基础上,一个新的国家规划蓝图步入了人们眼前——全国共规划建设19个以超大/大型城市为枢纽、联合周边若干中小城市共同打造的超级城市群。其中包括发展较为领先的粤港澳大湾区、以上海为中心的长三角城市群、以北京为中心的京津冀地区等。此外,成渝城市群、长江中游城市群、中原城市群、关中平原城市群等也处在发展成型阶段,有助于推动国家重大区域战略融合发展。
其中,许多城市正在引领制造业和物流业等第二产业的发展。以长三角超级城市群为例,随着长三角一体化战略正式升级成国家战略,这一举措将扩大重点城市辐射区域。
仲量联行全球研究部总监柯志扬认为,城市集群对于人才的集合作用将远胜于往昔,从而促进各城市经济增长,提升各城市技术实力,并引导中国从投资驱动型经济转变为消费驱动型经济。
中国当然不是唯一一个希望通过建立超级城市群来管理和驱动经济增长的国家,作为应对快速城市化进程的方式,世界各地都在加速落实城市群概念,以缓解主要城市压力。例如,英国即将完工的高铁二号项目(high-speed rail HS2),或将意味着伦敦和伯明翰将加速其聚合成超级城市群的步伐,这一新兴城市群的诞生将有助于缓解首都伦敦的住房和交通压力。
仲量联行认为,交通、基础设施,是影响超级城市群发展的2大变量。只有在上述两点得以满足的情况下,人才的流动、贸易活动的进行及区域间的协同发展才有机会实现。此外,让资本、人才、信息共享更为顺畅,也是政府需额外关注的重要问题。
以粤港澳大湾区为例,城市群内目前有人民币、港币、澳门币三种货币,而且往返于香港、澳门和中国内地的工作者还需要办理相应的签证,这些都为超级城市群内部的高效协作增添了阻滞。也是政府在进一步落实粤港澳大湾区规划时需要解决的问题。
除了经济上的联系互通以外,还需注重文化认同感的构建。世界上各城市都以自身独特的文化为傲,如何使城市居民能够获得更大范围的文化归属,任重而道远。以荷兰为例,覆盖多个城市的兰斯塔德超级城市群已有数十年历史,城市区内的阿姆斯特丹、鹿特丹、乌得勒支和海牙均由高铁连接,即使一小时左右的车程让每个城市间的资源共享变得非常便利。然而,千百年来的独特城市文化已经根深蒂固,阿姆斯特丹和鹿特丹居民依然无法将自己称为兰斯塔德人,相反,各城市都致力于保护并弘扬自身城市的传统与个性。
预计到2050年,全世界将近70%的人口将居住在城市。因此,超级城市群的影响力将日益增加。各市政府将更加开放,在气候变化和可持续发展等倡议上建立直接联系,因此,这些城市地区可能会成为制定关键性全球决策的地方。在欧盟地区,以公开数据为基础,通过数据共享与分析来优化城市设计和管理的Organicity组织,致力于鼓励不同城市间通过交流带来新的解决方案,建立开放透明的沟通制度。通过在欧盟多个城市公交车上安装智能传感器,借助统一的检测平台获取并分析数据,以完成多国环境质量联合检测。是城市间紧密协作共话未来的一项创新举措。
柯志扬总结道:“未来,部分决策的商议和计划可能会从国家层面向城市层面转移,生活在世界上最具活力的超级城市群中的人们将在应对全球挑战方面发挥领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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