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北京望见布鲁克林 | 书评

编按：1983年春，美国著名戏剧家阿瑟·米勒受邀来到中国，为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导演他的头号大戏：《推销员之死》。

《推销员之死》初到北京时，历史、政治和文化上的隔阂为戏剧的排演制造了诸多障碍。在艺术表现形式上，米勒发现整个剧组除了英若诚和朱旭，所有人的表演都与美国“方法派”相差甚远——他们重视形式甚于真实，永远设法改变而非反映真实的视听感受。再者，从现实背景来看，此时的中国还没有旅行推销员的职业；戏剧中的其他细节，比如娱乐广播、可口可乐，在彼时的中国也或是还未出现，或是远非寻常可见。

不过，正处于历史交汇点的北京，其吸纳新事物的速度也在空前地加快。米勒敏锐地感知到，京城的许多角落开始变得越来越像《推销员之死》里闷热七月的纽约布鲁克林，首都机场周边铺陈开来的新楼盘与威利最厌恶的公寓楼如出一辙，“现代化”在中国人嘴里成了解决一切历史困境的灵丹妙药。

今天分享的是社科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魏然为三辉近期出版的新书《阿瑟·米勒手记：<推销员>在北京》撰写的书评。他向我们展现道，东西方文化在一个历史转型时期的碰撞，以及在此过程中产生的张力，是如何通过阿瑟·米勒不带偏见的观察和坦率的笔录传递出来的。

从北京望见布鲁克林

文/魏然

转载自/财经杂志

小满过1983年，顶着北京四五月间的扬尘和飞絮，阿瑟·米勒在清晨走出旧鼓楼大街上闹中取静的竹园宾馆，乘车前往首都剧场。一路上他出神地盘算着，怎样给那些从未到过美国的青年演员们解释上世纪40年代纽约人的生活和梦想。他暗下决心，一定要调整排练中“过火”的表演，不准许演员戴假发，去掉那些凭空模仿美国做派的痕迹。当然，一走进排练厅，他心里的话只能经由现场唯一懂英文的英若诚转译给众人听。至于那些难以直言的念头、观察和情绪起伏，后来都被剧作家写进了《阿瑟·米勒手记》（1984年首版，下简称《手记》）。

去掉虚饰

此书缘起可追溯到1978年。那一年，米勒作为普通游客到中国旅行，北京人艺的英若诚从熟人那里获知消息，连忙吩咐“盯紧点”，不久便亲身到剧作家下榻的宾馆拜会。1982年英若诚到堪萨斯大学做访问学者，与米勒重逢。受曹禺托请，他提出了搬演名剧《推销员之死》的计划，并请剧作家本人到北京执导。一来二往的沟通，其结果是北京人艺多了一出保留剧目，米勒写了一部关于中国的新书。

《推销员之死》初到北京时，此时的中国没有旅行推销员。抵达几周后，米勒才从电视上依稀辨出某些节目是广告，此前由于画面太“粗糙”，他根本瞧不出。《推销员之死》里有一段戏，主人公威利·洛曼（英若诚饰）的老板霍华德炫耀新购置的录音机，声称有了它，就能在午夜回家时，拿出一瓶可口可乐，坐下来听白天录好的娱乐广播。当时中国媒体根本没有这类娱乐节目，即便是可口可乐，也不是寻常可得的饮料。1984年里根访华前夕，《时代周刊》一期封面的标题是“中国的新面孔”，封面照片里，一位身穿军大衣的中国男青年站在长城上，笑吟吟地举着一瓶可乐。不过，谁都看得出，北京吸纳新事物的速度在加快。《手记》提及，1982年英若诚访美时还发愁中国人不懂何谓推销、保险（两者均为剧中要素），等次年米勒到京与演员见面时，英先生已满怀信心地谈到，“现在，谁都知道广告和推销是怎么一回事了”。

1983年5月7日即《推销员之死》首演当天，《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推销员之死>排演侧记》。作者说，尽管双方是初次合作，“但可以一点就通……因此人们心情愉快，进展顺利”。《手记》当中的笔录与此相异。米勒发现整个剧组除了英若诚和朱旭，所有人的表演都与美国“方法派”相差甚远。在他看来，中国演员的行动往往“过火”，动辄夸张大笑或横眉冷对，这套表演术被他称作“露天表演风格”。这种风格来自何处？

米勒给了两方面的解释：他首先提出中国舞台表演的基本手段是程式，这与基于斯坦尼体系而形成的“方法派”有差别。某天，在剧院排练厅，米勒发现提前到场的朱旭穿着宽松及膝的银灰缎袍，正对镜踱步、旋转，显然是为另一出历史剧练习身段。这个细节让米勒回想起布莱希特曾介绍过的京剧程式，米勒进而判断，传统中国艺术重视形式甚于真实，永远设法改变而非反映真实的视听感受。同时，米勒还给出了社会层面的解释，此时的中国观众尚过于简单，喜欢非黑即白，不愿在舞台上看到道德模糊的人物。根据这两个观察，他规定了自己的任务，即让演员从类似中国经验里搜寻角色的心理依据。由于听不懂中文对白，米勒选用了手表记时法，以此判断演员们是否甩掉了冗余的情绪和拖沓的节奏。人艺演员对他的指导也做出了回应，去掉虚饰，加快节奏——北京首演版本只比美国版本长了两分钟。从这一点看，《手记》不啻为跨文化版本的《演员创造角色》——米勒工作的难度甚至超过了斯坦尼那部经典里勾描的案例。

米勒对中国演员扮演外国人时戴假发的惯例大惑不解、深恶痛绝。美国自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就定下了这条“政治正确”的铁律：剧场界不能容忍跨人种的侮辱性扮演，白人“抹黑脸”演非裔、画长眼角冒充“蝴蝶夫人”等等，早成大忌。而人艺演员也未给他说破：中华戏曲，优孟衣冠，主张“穿什么行头、演什么戏”。不过经由米勒疾呼，剧组演员乐于改制，朱琳、李士龙都保持了本来头饰或发型。人艺“演美国戏却不模仿美国人”的佳话，在此后的中外解说中，理由并不相同：《手记》强调，推销员故事虽设在布鲁克林，探寻的却是普世境遇，戴假发则沦为了异域风情；演出次年《人民日报》的一则评论却写道，米勒告诫人艺“不要模仿美国人”“不要第二流的外国产品”，这意味着体察中国国情，依照演员特征做艺术的再创造，这才是人艺《推销员之死》的成功之道。

不带偏见地观察

《手记》时常感叹人艺剧院的技艺和氛围。米勒两次详述纸道具如何精美，一位80岁、已退休的道具监督被请回来，这位老者曾为演出制作过整桌宴席，杯盘、食物全由纸做，“满桌宴席”凭单手就能搬到台下。书中还描摹道，朱旭（米勒说他像上了年纪的亨利·方达）怎样翘着二郎腿给扮演比夫的李士龙说戏，一旁的灯光师、舞台监督、服装师傅都频频点头——米勒感慨说，这种剧院齐心合力的场面许久未见，在百老汇，工作人员一旦表现出热心，那就有想涨工资的嫌疑。

《手记》并非没有批评，米勒文字最大的特征是坦率，但作者能不带偏见地观察北京，这已超越了许多海外观察者。他直言上世纪80年代初的首都剧场“根本没有起码的技术设备”，观众座椅铁框上的橡胶圈已磨损，座位落下时会发出枪击般的震响。但同时他也告诫该书的美国读者，即便中国的剧场厕所有异味，观众迟到早退，但其危害远比不上商业化对百老汇戏剧的掠夺。

私下里，米勒曾跟不少艺术家、作家和外国文学研究者深谈，新朋旧友对新剧的命运判断不一：杨宪逸对米勒说，《推销员之死》能否开放售票，他不抱奢望；翻译家叶君健乐观得多，他称赞此剧形式自由，能带动国内戏剧界革新。至于那些高校欢迎会和杂志讨论会，米勒说气氛大都“温和而顺从”。据他观察，外语学院的师生“缺乏有力的哲学反思”，或许因为社会经历了太多动荡，“让他们认定无动于衷的谨慎才是最明智的选择”。

中国记者一直追问戏的寓意是什么，这叫他不满，他说艺术品是一幅张开的网，随欣赏者和时代风向的变化，总能捕捉到不同的意义。隔着翻译助理申慧辉的口译，米勒也能听出报刊文章和公开发言里的套话，他感叹，这片树林中有不少死树，遮住了新树生长所需的阳光，该有位好护林员扫尽枯枝。

在北京这座“树林”里，米勒的巡游路线早已规定好，不过他仍碰上了几丛新枝。听闻楼上的小剧场正重排一部先锋话剧，他特意与一位“很瘦、很累、两腮凹陷”的先锋派导演叙谈。与导演简短交谈后，他认定该剧“天真而粗糙”，“北京还没有前卫艺术”。米勒无从知道，剧场之外，在北京貌似沉寂的环境下，仍有不少青年做着前卫文艺实验：顾城此刻已是北京作家协会成员，北岛的《波动》次年将在香港付梓，王小波写作之余准备前往匹兹堡大学读书——《推销员之死》是首都许许多多新文艺窗口当中的一扇。

米勒暂居北京48天，访北外，逛官园，游后海，品尝四川饭店——地标和风物似乎跟今天没什么两样。然而，细读就会发现今昔两隔：米勒感叹那时的北京工作节奏舒缓，街巷像美国南方那样疏落，国营企业服务人员也悠闲得“像美国南方人”。

人艺的名角们每晚排练结束后各自骑自行车离去，米勒还曾撞见英若诚骑车匆匆返回寓所（家人疏忽，寓所无人却门户洞开）——所幸什么也没丢。1983年，北京古风犹存。

然而《推销员之死》为之献上挽歌的商品经济时代将瞬息降临。米勒夫人英格瞥见首都机场周边铺陈开来的新楼盘，惊呼道，那不是威利最厌恶的公寓楼吗？一个年轻观众向剧作家提问，“威利的悲剧是不是由于他不能跟上形势，采取现代化的方式做业务而造成的？”米勒敏感地发现，在上世纪80年代初，“现代化”在中国人嘴里成了解决一切历史困境的灵丹妙药，他向这位青年解释，即便威利顺应了现代化方式也还会遭遇不幸。

这一答案或许说服不了这位观众，因为“水大鱼大”才是激荡时代的座右铭，威利次子哈皮（米铁增饰）在父亲墓地上的话，可能让更多青年观众心有所动：“威利·洛曼没有白死。他的梦是好梦，人只有这一个梦好做——压倒一切，天下第一。”米勒是一个左翼人文主义者，即便《推销员之死》质疑了资本时代的丛林历险，他仍相信中国年轻人能在自由市场中获得更好的选择。《手记》对中国社会经济生态的观察只能是管中窥豹，1983年中国话剧观众的心态或许是简单的，但中国发展之路绝不简单。

在阿瑟·米勒双眼的注视下，上世纪80年代初的北京城须臾间从历史中醒来。《手记》之后，或许绝少有美国人将北京比做闲逸的美国南方小城了，因为自1983年那个春天之后，京城的许多角落将变得越来越像《推销员之死》里闷热七月的纽约布鲁克林。米勒坦率的笔录告诉读者，跨文化的深刻理解不易达成，更重要的是观察者的诚意和气度。谙熟文化外交之道的英若诚曾共勉似的对米勒说：“当一个国家如此广大，人们的心胸便不至于狭隘。”在不同的历史时刻，我们将再次见证这句话。

（作者为社科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

（本文首刊于2019年6月3日出版的《财经》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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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瑟·米勒手记：<推销员>在北京》

阿瑟·米勒 著

三辉图书/中国华侨出版社

ISBN:978-7-5113-778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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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瑟·米勒是20世纪最伟大的剧作家，被誉为“美国戏剧的良心”。1983年春，他受邀来到中国，为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导演他的头号大戏《推销员之死》。除去语言不通和文化差异，阿瑟·米勒面对的是一个正处于历史交会点的古老国家：样板戏的岁月刚刚过去，一个高速狂飙的时代迎面而来。这本书是以米勒1983年的排练日记为基础写成的。

在这本手记中，阿瑟·米勒敏锐而犀利、坦率而真挚，他记录了一次惊奇的剧场冒险，观察着身负烙印的人们，在美国与中国之间思考文化、历史、人性。透过剧场、透过北京，一个国家、一个时代的缩影浮上纸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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