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项分析显示,根据后续反调查的相关报告发现,联邦调查局撰写的四份窃听特朗普竞选团队的申请书存在关键错误,而且,比之前已知的更不准确。根据《外国情报监视法》,联邦调查局向联邦法官提出的窃听申请书,是司法部特别审查的核心内容,该审查旨在调查奥巴马政府为何窃听唐纳德·特朗普竞选团队。
在2016年10月至2017年9月期间,联邦调查局获得针对卡特·佩奇的四份窃听令,这是试图证明特朗普的同事与克里姆林宫合谋干预2016年大选的最激进举措之一。联邦调查局坚称,佩奇是俄罗斯的外国特工,并帮助俄罗斯干预美国大选。但是,特别检察官罗伯特·穆勒在3月份的报告称,他22个月的调查没有发现任何此类阴谋,这已经基本上为佩奇洗脱了罪名。
依据《外国情报监视法》撰写的申请书于2018年7月首次被公诸于众,当时,联邦调查局不情愿地解密了四份经过高度编辑的申请书,这些申请书由联邦调查局和司法部高级官员共同签署,总页数长达412页。在这些申请书被解密时,共和党人提出了两项主要的抱怨:对指控佩奇的可疑证据,以及联邦调查局利用被称为“斯蒂尔档案”的民主党研究资料,这为窃听特朗普竞选团队提供了“充分的”理由。
在众议院情报特别委员会主席、加利福尼亚州共和党众议员德文·努内斯的努力下,特朗普批准解密这些申请书,共和党人努内斯的主要抱怨在于,特工们依赖的是前英国情报官员克里斯托弗·斯蒂尔编制的35页档案,而这份档案的编辑经费来自于希拉里·克林顿竞选团队和民主党人提供的资金。
如今,有关《外国情报监视法》申请书更准确的全面信息,主要有三个主要来源:国会共和党人对联邦调查局行动的正式调查、穆勒报告以及斯蒂尔在伦敦提交的法庭文件,斯蒂尔正被这份档案涉及的俄罗斯人起诉。
根据《华盛顿时报》的分析,特朗普反调查奥巴马政府为何窃听其竞选团队,目前,这项反调查取得突破,依据《外国情报监视法》申请窃听特朗普竞选团队的申请书,至少存在6处关键错误,虽然,这些申请书在开始时声明它们是“经过核实的”,这四份申请书被提交给外国情报监视法院的法官,后来被认定为伪证。
1、联邦调查局告诉外国情报监视法院的法官,在特工发现斯蒂尔违反了规定,并在选举前将信息泄露给一家新闻机构后,联邦调查局“结束了斯蒂尔作为一个活跃的消息来源”。
这是误导,共和党的调查显示,联邦调查局继续通过两名中间人——一名特工和司法部官员布鲁斯·奥尔——继续征求和依赖斯蒂尔的所谓“情报”,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2017年。
2、Fusion GPS调查公司,联邦调查局告诉法官,希拉里依赖华盛顿研究公司Fusion GPS负责与斯蒂尔进行联系,并从未告诉这位英国前间谍,他们调查特朗普与俄罗斯关系调查背后的“动机”。
但是,根据斯蒂尔在2018年8月提交的法庭文件显示,斯蒂尔似乎非常明白他的工作带有党派色彩。他的档案是为了帮助希拉里在2016年大选的可能失败后,以便提起法律诉讼,这一诉讼将建立在俄罗斯帮助特朗普赢得大选的基础上。
斯蒂尔的薪酬由博钦律师事务所支付,这家律师事务所代表希拉里竞选团队和民主党。斯蒂尔在法庭上宣称:“Fusion GPS的直接客户是博钦律师事务所,该事务所委托Fusion GPS,以便获取博钦律师事务所所需的信息,以便就俄罗斯干涉2016年大选结果的法律效力可能产生的影响提供法律咨询。基于这一建议,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和希拉里竞选团队等组织,可以考虑采取他们在法律上有权采取的措施,以便质疑该选举结果的有效性。”
此外,斯蒂尔于2016年10月向美国国务院的一名高级官员提交了他的档案材料,根据国务院的一份备忘录显示,斯蒂尔表示,他的研究“应一家机构的要求进行,但他拒绝透露有关黑客攻击的任何情况”,这表明,斯蒂尔完全明白,他是在为那些计算机被俄罗斯黑客攻击的民主党人工作。
3、作为斯蒂尔指控的证据,联邦调查局引用了2016年9月23日雅虎新闻的一篇报道,本质上说的是同一事情——特朗普竞选团队的志愿者佩奇,在莫斯科会见了俄罗斯政府的两位高级助手,讨论取消美国对俄罗斯寡头和企业的经济制裁。斯蒂尔表示,佩奇同意以收取经纪费为交换条件——换句话说,就是贿赂。
联邦调查局告诉法官,斯蒂尔并不是这个情报的来源,因为斯蒂尔宣称,他只是向Fusion GPS提供了他的信息,联邦调查局对法官说道:“联邦调查局不相信斯蒂尔直接向发表于9月23日那篇新闻报道的新闻机构提供了这些情报。”
但联邦调查局错了,斯蒂尔是雅虎新闻的独家情报来源,到2017年6月,当联邦调查局提交第四份窃听申请书时,联邦调查局有足够的机会发现,斯蒂尔实际上已经与华盛顿的媒体取得了联系。2017年4月,斯蒂尔向英国伦敦的一家法院提交了一份声明,声明中写道:“除了承认在2016年夏末秋初,向少数记者发布了有关选举前备忘录的创纪录简报外。”斯蒂尔承认向其中一位记者迈克尔·伊西科夫,介绍了有关雅虎新闻的报道的相关信息。
这一声明于2017年4月25日发表在《华盛顿时报》上,标题为“克里斯托弗·斯蒂尔承认其档案指控未经核实”,这个故事广为流传,《华盛顿时报》发表了斯蒂尔的声明文件,联邦调查局至少有几周时间来审查斯蒂尔在伦敦的案件,并修改2017年6月份的第四份窃听申请书,以反映在雅虎新闻的报道发布之前,斯蒂尔曾联系过记者。
4、联邦调查局从未告诉法官,有关民主党人资助斯蒂尔的情况。
相反,联邦调查局在包括2017年6月在内的所有四份窃听申请书都写道:“联邦调查局推测,已确认身份的美国人——Fusion GPS的老板格伦·辛普森——可能寻找了可能被用来诋毁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特朗普竞选团队的信息。”2018年12月,前联邦调查局局长詹姆斯·B·科米在国会作证时表示,在2016年10月提交第一份窃听申请之前,他就知道民主党人资助了斯蒂尔档案。
5、联邦调查局告诉法官,佩奇与俄罗斯勾结影响2016年大选。
在提交窃听申请时,联邦调查局表示:“联邦调查局认为佩奇一直在与俄罗斯政府合作和勾结。”联邦调查局对法官们表示:“联邦调查局认为,俄罗斯政府影响2016年大选的努力,是与佩奇以及可能与候选人有关联的其他个人进行协调的。”
这可能是引用斯蒂尔的指控,即特朗普竞选团队的前竞选经理保罗·马纳福特和佩奇,与克里姆林宫进行合作,事实上,没有任何证据表明这两个人之间彼此认识,更不用说一起工作了。但是,在几个月后,穆勒报告并没有发现这样的共谋,穆勒表示:“调查并没有确定佩奇与俄罗斯政府,在干预2016年大选方面存在协调合作。”
6、联邦调查局告诉外国情报监视法院的法官,基于其先前作为有偿人力资源的研究基础,斯蒂尔档案“可信”。
这些窃听申请书未经审查的部分,没有披露联邦调查局对斯蒂尔档案所做的调查,该调查报告表示,联邦调查局只是“最低限度地证实”了这份档案,对斯蒂尔的工作也只有“中等的信任”。这种评价包含在一份“人力资源验证报告”中,《华盛顿时报》根据公开记录的请求,获得了这份报告的副本,这份评估报告是在联邦调查局于2016年11月解雇斯蒂尔之后撰写的。
在结束他的案件时,就奥巴马政府传阅的关于斯蒂尔对特朗普及其同事的十几项重罪指控,特别检察官穆勒得出了以下结论,调查并没有确定特朗普竞选团队的成员,与俄罗斯政府勾结或协调干涉2016年大选。目前,联邦调查局的情报来源的斯蒂尔及其档案,成为特朗普反调查的关键。
司法部长威廉·巴尔表示,他对奥巴马政府窃听特朗普竞选团队感到震惊,他已委托康涅狄格州联邦检察官约翰·达勒姆,反调查联邦调查局为何开启窃听行动。6月6日,周五,在接受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新闻网的采访时,巴尔表示:“据我所知,这些针对特朗普竞选团队的反间谍活动,并没有按照正常的程序申请,也没有按照正常的程序展开。”
有相互矛盾的媒体报道称,斯蒂尔曾同意或拒绝在伦敦与达勒姆会面,司法部检察官迈克尔·霍洛维茨很可能会做出第一次裁决,自去年以来,他一直在反调查共和党人所谓的“奥巴马政府滥用《外国情报监视法》窃听特朗普竞选团队”。
目前,这项反调查取得突破:窃听特朗普竞选团队的申请书存在关键错误,特朗普曾一度打算解密更多的窃听申请书内容,但他在2018年9月做出了让步,部分原因是特朗普盟友的坚决反对,这将表明,联邦调查局利用西方情报来源撰写窃听申请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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