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城异梦:户籍身份如何影响我们的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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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为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研究员聂日明在SIFL城市峰会2019的演讲。

  

  今年五月,一篇关于“非京籍孩子上学难”的文章引起了众多学龄孩子家长的关注和讨论,热度背后也折射出外地户籍家长的焦虑以及外地与本地户籍在资源分配上的深刻矛盾。为市民提供公共服务是政府的义务,公共政策的制定直接关乎市民的生活境况与切身利益,然而当前城市,尤其是一线特大城市在公共政策的制定方面陷入了两难的境地。

  

  一方面,随着市场化经济的发展,人身的自由流动几乎已经没有限制,人们为了更好的工作机会和生活条件聚集到城市,目前全国流动人口占总人口比重约为六分之一;另一方面,目前很多城市规划仍是以静态的户籍人口为基础,城市公共服务的提供仍然以户籍作为主要的身份标识,这一限制在流动人口聚集的一线城市尤为明显。未取得当地户籍的人口从孩子上学、老人看病到房产、车牌的购置,都面临着户籍门槛的重重限制。

  评估一项政策,首先应该做的是陈述事实。以“阶层固化”为例,近年来这个词在朋友圈一直存在较高的热度,爆款文章《一个出身寒门的状元之死》似乎将这种焦虑情绪推到了顶点。但是事实究竟是怎样的呢?

  

  在“上海社会认知调查”中,我们在上海街头随机选择受访者询问人们的自评阶层。结果发现,过去十年社会整体向上流动,而对未来十年的期望则更加乐观,大多数受访者认为十年后阶层会上升。

  

  

  京沪等一线城市是否排外?又该如何进行评价?研究机构要传递声音,需要以事实为支撑,不能基于对个案的直觉性判断。城市化是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近年来关注的核心话题,要讨论城市应当如何治理,就需要了解城市的现状、问题以及原因,对在城市生活的人们进行调查之后,我们才能基本上可靠地掌握整体的生活状态和态度倾向。为此,我们从2016年启动了“上海社会认知调查”项目,针对常住上海的非学习状态的人群进行随机访问,每年回收的问卷量在一千份以上。

  年份

  调研区县

  受访人数

  有效问卷

  拒访率

  2016

  7

  2588

  1109

  57%

  2017

  12

  4925

  1348

  73%

  2018

  14

  3671

  1420

  61%

  短期与静态的看,外来人口的涌入会增加户籍居民的就业竞争压力,也会降低户籍居民享受的公共服务水平,城市一直有很强的动力限制外来人口享受本地的公共服务。因此,尽管城市允许非户籍人口到本市工作、生活,但拒绝向非户籍人口提供公共服务,是否有户籍成为城市市民能否获得公共服务的主要因素。

  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在城市有大量非户籍常住人口的时候,按户籍分配资源,市民基于自己的利益对公共政策表态,会天然的撕裂人群。在一线城市,外来人口中的劳动力规模大多超过本地人口,任何一项政策只要是按户籍分配资源,政策不管怎么制定都会遇到规模庞大的抵制:户籍人口维护户籍制度,而非户籍人口反对以户籍分配公共服务资源,城市很难形成共识,不利于城市的发展。本项调研即是要研究户籍等身份如何影响市民对公共政策的态度,借以探索城市公共政策困境的解决之道。

  项目从2016年启动以来,已经连续开展了三年。调研项目主要分为三个部分:访前的问卷设计、实地调研和数据整理。我们的问卷设计不仅要描述人群的特征与态度,我们还要更加深入一点,设计的问卷要知道人们的特征是如何影响态度和行为,从而可以推断在制定公共政策时通过何种干预可以达到更好的效果。

  问卷设计完成之后,就要考虑兼顾成本和代表性的抽样方法。比如如果针对今天现场的嘉宾投放问卷,收集到的数据肯定无法代表上海的整体情况。我们通过采用学术界通常的抽样方法,确保抽样具有随机性和代表性。接下来就要把访员派出去实地访问,我们会邀请高校老师、往年访员以及国内大型社会调查项目的工作人员对访员进行培训,之后带他们去做预调研,同时在旁边观察访员调研过程中遇到的问题,总结经验,再开展正式调研,同时也要采取各种手段进行质量控制,之后由访员将纸质的问卷录入为数据。

  这些工作做好之后,还要做数据的核验,比如看人群的年龄分布跟上海普查数据是不是一致,我们的调研在年龄分布上的拟合程度还是非常好的。中年男性的分布有一些塌陷,主要原因一个是他们拒访率比较高,另一个是劳动参与率较高,工作时段能接触到的概率比较小。总体而言,我们三年调研获得样本的质量还是比较高的,从中得出的结论可以看作有一定代表性。除了大家都关心的房子、车子以外,大家也可以清晰地看到户籍身份与公共政策态度之间的关联性。

  

  

  比如我们这几年都会问受访者一个问题:政策限制随迁子女入学是否合理,从1到7分布,选取一个数字,1是非常不合理,7是非常合理,上海户籍的受访人群回答均值是3.93,就是中立,可能和我们之前想象得不太一样,其实还是有非常多的上海人非常反对这项政策,不过非常支持的同样也不少。跟上海户籍的人相比,非上海户籍则表现出了强烈反对,均值只有2.37,有一半的人选择了完全不合理。

  

  如果我们对上海户籍进一步进行区分,除去极少数特殊情况,基本上可以分为两种人,一种是出生就在上海落户的本土上海人,另外一种则是在外地出生,后来通过户籍迁移的形式拥有上海户籍,也就是所谓的“新上海人”。作为新晋俱乐部成员,新上海人有两种角色:改革推动者和体制维护者。相对于本土上海人,新上海人经历过“进入俱乐部”(获得户籍的过程)的艰辛。这种艰辛使得他们对于户籍制度的不公平性认识更深,有意愿去推动户籍改革。另一方面,新上海人已经成功跻身俱乐部,成为了体制(用户籍区分谁有资格享受公共服务)的既得利益者,他们有维护现有体制的主观动机。那么在新上海人身上,到底哪种角色更突出呢?

  

  通过调研数据我们可以看到本土上海人的态度均值是4.07,新上海人的均值是3.44,介于非户籍人口和本土上海人之间。

  另一个比较有趣的是非户籍人口中的态度分化。在问卷的另一处我们曾询问非上海户籍受访者的落户期望,通过进一步分析可以发现高落户期望的非户籍人群对随迁子女入学问题的态度均值是3.08,低落户期望的非户籍人群均值是2.17。通过两两比较可以发现,只有高落户期望的非户籍人群和新上海人两者的态度没有显著的区别,因为不同的户籍身份带来的个人利益是完全不一样的,高落户期望的非户籍人群会有心理上的“提前代入”,从而态度和新上海人差异不太大。

  

  身份差异带来的态度变化不仅仅体现在义务教育入学上,在允许外牌车上高价上也可以看到由于身份不同而带来的明显差异。这一次的差异和户籍身份关系不大,而和车牌的拥有情况以及拥有期望相关,两两比较发现,只有“无车、想买外牌车”和“有车、外牌”两者的态度没有显著的区别。

  

  在是不是上海人的身份认知方面,户籍和非户籍人群之间出现了一个完全的断裂,非户籍人口认为自己不是上海人,户籍人口认为自己是一个上海人。考虑到上海常住人口中非户籍人口所占的比例,如果占城市四成左右的人群对这个城市不认同,那么我在城市居留的时间和意愿以及对公共政策的态度都会存在问题。

  

  2019年我们要做些什么东西?首先关注流动人口,流动人口问题是过去两三年讨论的热点,上海、北京人口出现外流,他们离开这个城市的理由是什么?去新城市的原因是什么?了解这些,就有助于理解城市是不是出现了问题。这个背后涉及到人口迁移的动机,迁移这个事情不是一夜之间发生的,不是从河北移动到北京,就完全定居了,迁移是一个不断尝试、时有反复的过程。现有研究已经发现人在城市定居有很多因素,与家乡家庭的连接很重要,不能把连接切断,比如离土不离乡,孩子不能进城这就是乡村家庭的连接切断了。再有就是城市社交网络的支持,这就涉及另一个热门的话题,也就是在社会融入中起到关键作用的相对剥夺感。如果我周围都是非户籍人口,都是外地人,都没有户口、孩子都读不了书,我的预期就会降低,我觉得很开心,就会留下来。而当我的周围都是上海人的话,我就能直接感受到别人的孩子能读书,我的不能,这样就容易产生相对剥夺感,我在上海就待得不开心,我就会想离开上海,因为同乡之间的关系比较弱,人口流失就会更多一些。而低收入人群的迁移往往和同乡的迁移路径有关,很多都是家乡一起或陆续迁移过来,他们居住在一起,没觉得什么被剥夺。降低相对剥夺感很重要,相对剥夺感如果太高,就会造成人口流出,另一方面也会加强不公平感。

  今年我们另一个要做的就是在常规调查之外增加一项行为实验。刚刚讲过了为什么本地人不愿意让随迁子女在城市里读书,就是城市人口流入为公共服务提供了资金,为城市创造财富,对城市有回馈,对原有的市民也是有好处的。但这个过程存在囚徒困境博弈。因为缺乏信任,本地人认为新市民不会回馈这个城市,因而不想为外来人群提供公共服务,换言之,如果对未来的回馈有所信任,他们就愿意给予好处。在调研里我们无法知道这个假设的结果,通过实验就可以做出来。信任合作的行为实验是非常经典的实验,不同行业不同领域都做了非常多的尝试,今年我们准备将这个实验,引入到我们的调查中。通过行为实验的过程和各种条件的控制,就能了解到底是什么因素抵制了双方之间的信任,阻碍了合作,我们可以去寻找促进合作的机制进而促进社会融合。行为实验项目由复旦大学经济学院的左雪静老师负责。

  目前上海社会认知调查的数据已经按进度逐年对研究者开放,可以通过申请方式向研究院获得数据使用权,我们也有一些比较初步的成果,一些相关的文章已经在主流媒体上发表,后期预计会有一系列的产出,更多是希望研究能够为现在公共政策决策提供一些比较有力量的东西。在公共政策研究中,定量的视角是一个很重要的参考,就像开头讲的阶层固化的争论,肯定有人固化有人流动,但是通过定量研究能够对问题有比较全面的看法。

  社会调查国内有很多大学已经在做了,比如北大做的CFPS(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样本特别多,研究的问题非常广泛。为什么我们还要做这个调查?大型调查的一个普遍特征就是问题广泛,正因为是大调查,所以关注所有问题,但针对特定问题,特定人群,很难做得很深入,当研究者使用数据对特定议题进行深入研究,就会觉得有些不足。另一方面,大型、综合性调研的成本是非常高的。我们的项目聚焦专题性、区域性问题开展调研,花费呈数量级的降低,我们希望投入小成本,获得大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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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市峰会

  

  城市化是SIFL近几年来关注的核心话题。古今中外,治理城市并非易事,中国城市既有各国城市普遍存在的交通拥堵、房价高涨、空气污染等“城市病”,也有户籍带来的教育、社保等中国特色弊病。

  我们已连续举办四年城市峰会,相继以“大国大城”、“城市梦想”、“平台城市”、“城市连接”为主题,聚焦城市规模、人口控制、教育公平、城市功能等关键议题,探讨社会公共政策与城市发展脚步的协调共进之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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