算缗告缗:武帝时期税收主要来源，并极大缓解了西汉财政匮乏问题

西汉武帝时期对外的强悍我想熟悉中国历史的人都不会陌生。“务要使夷狄，不敢小视中国，乱臣贼子，不敢窥测神器”这就是武帝霸业的开始，亦是强汉兴盛的见证。自武帝亲政后，西汉就在四十余年的时间接连征服了南越、闽越、夜郎、滇、朝鲜、莎车、龟兹、楼兰、车师、大宛等数十国。因此大汉在武帝和将士们的努力下，疆域是越变越大。汉平朝鲜，置真番、乐浪、玄菟、临屯等四郡。汉平夜郎，置粤嶲郡、沈黎郡、文山郡、武都郡等四郡。

汉朝在原匈奴之地所设立的郡

汉平滇国置益州郡。汉平南越，置南海、珠奎、儋耳、玉林、苍梧、交趾、九真、日南、合浦等九郡。“强汉”之名自此威震天下，自武帝之后，周边各国数百年间莫不敢不臣服于大汉。但是正所谓“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武帝之所以能够打赢一场又一场的战争，其背后少不了那些强有力的人力、武力和财力的支持。武帝每场胜战的背后所付出的各种物资绝对是不可估计的，尤其是西汉与匈奴那十四年的混战，更是耗费物资无数。

与匈奴的战争，武帝动辄就派遣数十万的大军去长途跋涉的进攻匈奴的腹地，这其中虽然每次作战汉军都会采用“以战养战”的方法来获取军粮，但是朝廷依然需支付一笔庞大的军费，再加上战争过程中军马、辎重、人员的损失，和对有功之人的赏赐。比如漠北之战之战，史载“得首虏八九万级，赏赐五十万金，汉军马死者十馀万匹，转漕车甲之费不与焉”，想想看，从中我们可以想想看赏赐要五十万金，十余万马匹的损失要补充，数万阵亡将士的家人需要救济，再加上兵器甲仗等物水陆运输的费用，这其中的花费绝对是不可估量的。

汉匈河西之战

再加上自与匈奴开战以来，武帝为了瓦解匈奴人就时常厚待从匈奴投降而来的匈奴人。如元狩二年，匈奴浑邪王率四万余人，武帝为了以示恩宠，于是并“发车二万乘迎之。既至，受赏，赐及有功之士。是岁费凡百馀巨万。”，也就是当年就这场受降仪式，西汉就花费了数百万的财富。可以说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西汉自惠帝以来所积累的财富，在武帝这数十年的征战中就被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被快速的消耗。

并最终出现了如《史记·平准书》所载“汉军马死者十馀万匹，转漕车甲之费不与焉。是时财匮，战士颇不得禄矣。”的场景，可想而治武帝与匈奴十四年的战争，国库已经被消耗的一干二净。再加上与匈奴的战争中，又有越来越多的或被俘，或投降，或归顺的匈奴人需要朝廷花费巨资去供养，所以此时的各地郡县的府库早已被这些匈奴人消耗一空。

匈奴浑邪王降汉图

而后可想而知就出现了“而胡降者皆衣食县官，县官不给”的局面，最终武帝无奈只得“天子乃损膳，解乘舆驷，出御府禁藏以赡之。”，也就是武帝自己减掉自己的供养，然后从私人库房中拿出钱去供养他们。想想连武帝都得减掉自己的供养，才有钱去供养那些匈奴人，此时的国库又哪有钱了呢？于是在国库即将空虚之时，武帝乃命“东郭咸阳、孔仅为大农丞，领盐铁事；桑弘羊以计算用事，侍中”开始对西汉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

铸五铢钱、西北屯田、盐铁官营、均输、平准、币制改革、酒榷等一系列的经济政策也随之因运而生。而随着这些政策在全国各地的推行，武帝一朝的经济也从原本的“县官大空”逐渐又演变成了“所过赏赐，用帛百馀万匹，钱金以巨万计”的盛况。可以说之所以武帝末期整个社会能够在武帝如此“穷兵黩武”的情况下，依然能够保持着相对的稳定，有一半是得益于这些经济政策在全国的推行。

古代制盐图

而在武帝一朝所推行的各项经济政策中，“算缗令”和“告缗令”个人认为是让武帝一朝获利最丰厚的政策之一。这两项政策不但让武帝在短期之内获得了大量的田宅、奴婢和货币财物，并且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中央对于地方的掌控，并缓和了那些权贵们对于全国土地的兼并。那“算缗令”和“告缗令”到底是怎样的一个政策呢？为何它所起到的作用会如此大呢？

首先“算缗令”是武帝元狩四年推行的专门针对商人、手工业者、高利贷者，及商人们的车船所征收的一项财产税，《汉书·武帝纪》记载“(元狩四年)初算缗钱”。众所周知自秦朝以来，商人们就一直处于一种被朝廷压制的状态，如秦始皇统一全国后就在琅邪台的一块石头上刻上了“上农除末”这样一段话，并公布天下，而“除末”简单的说就是抑商。而后刘邦建国后，也随之将抑商政策贯彻于全国。

秦始皇东巡琅琊台

甚至刘邦对于商人的压制比秦朝来的更加的严厉。据《史记·平准书》记载“高祖乃令贾人不得衣丝乘车，重租税以困辱之。”，也就是自刘邦建国后，商人们不但不允许穿丝制的衣服，也不能乘车，更甚者还要支付比平常人要多出数倍的税赋，可以说在西汉建国后，商人的日子并不好过。而虽然在惠帝时期，惠帝以“天下初定”的理由废除了对于一些商人的惩罚，比如征收重税的法律被废除，但是西汉对于商人的抑制却从未停止。

文景时期那些朝中的重臣，如贾谊、晁错等人都曾提出过抑制商人的主张。贾谊曾说“今背本而趋末，食者甚众，是天下之大残也；淫侈之俗，日日以长，是天下之大赋也。大命将泛，莫之振救。生之者甚少，而靡之者甚多，天下财产何得不蹶。”，这句话的意思就说“现在越来越多的人都弃农从商，种地的人越来越少，但吃饭的人却越来越多，这样迟早会成为大灾。同时随着从事买卖的商人越来越多，淫靡奢侈的风气也逐渐蔓延至全国，这也迟早会成为一个灾难。如果再任由下去，恐天下的财富迟早会被用光的，毕竟种田的人越来越少，而那些只知浪费的商人们却越来越多。”。

古代经商图

而从贾谊这段话我们基本可以看出在西汉多数的重臣都是主张在全国实施“重农抑商”的政策的，而西汉的皇帝也的确都秉持着“重农抑商”的思想。比如在当年贾谊提出要“重农”的时候，文帝就亲自“躬耕以劝百姓”，可以说西汉的皇帝对于百姓的确很重视。不过在当时虽然整个大汉上至皇帝，下至大臣都主张“重农抑商”，而且不管是在国家法律，还是在行动上，也都采取抑制商人的政策。

但是正如《汉书·食货志》所载“今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贵矣；尊农夫，农夫已贫贱矣。故俗之所贵，主之所贱也；吏之所卑，法之所尊也。上下相反，好恶乖迕，而欲国富法立，不可得也。”，整个大汉虽然在法律上轻视商人，但商人的势力却不断在扩大，他们的财富也越变越多。反观农民虽然在法律上被重视，但却是越来越贫穷。再加上地方的官员又都不重视百姓，反而对那些有钱的商人是极尽奉承。所以也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当时整个大汉百姓的思想就是“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如此弃农经商的人也就越来越多。

西汉贸易图

但是商人越多却不意味着朝廷会越富，天下百姓会过的更好，相反那些种田的百姓是越过越穷，朝廷的税收也是越来越少。究其原因在于当时有很多商人都是“为富不仁”，他们利用农民的弱势，在与农民的买卖中大多都是采取“巧取豪夺”的做法，他们利用农民们因为如婚丧、疾病、凶荒等急需用钱的时候，就迫使他们只能将自己辛苦种出的农产品“半价而买”。然后当农民又因各种的自然灾害，如水灾、旱灾等急需粮食、种子等日常生活用品的时候，这些商人又迫使他们不得已只能高价去买这些平常随便就能买到的东西。

“鬻棺者欲民之病疾也，畜粟者欲岁之荒饥也。”这就是对于西汉那些商人们最真实的写照。正所谓“高下在口吻，贵贱无常”，西汉的大部分商人们就这样一个个变得腰缠万贯，但百姓却因为他们是越过越穷。而且由于西汉初期的皇帝又盛行“无为而治”的治国理念，对于盐、铁等人民生活的必需品，朝廷都放手让民间自由生产，甚至在汉高祖、汉文帝的时候都允许“民纵得自铸钱”。但是我们都知道普通的百姓根本没有那个实力去自己生产盐、铁，乃至钱这些东西，所以最终造成的结果就是这些生活必需品的生产与买卖被那些富商所垄断。

盐铁会议图

而就在朝廷这样放任的情况下，这天下的大富商们越来越多，从而导致“鲁人曹邴氏以冶铁富至巨万”、“南阳孔氏以冶铁致富数千金”等等这些巨富商人们的记载在西汉的史书上是屡见不鲜。也就是如此随着西汉富商们的钱越来越多，他们对于百姓的剥削也就越来越严重。他们凭借着手中的财富和势力开始大量的兼并了农民手中的土地，据《史记·货殖列传》记载当时的那些商人们侵占的土地“大者倾都，中者倾县，下者倾乡里者不可胜数”，可以想像此时的西汉商人们是有多么的富有。

但是西汉的富商有钱，却跟朝廷没有多大的关系，因为对于商人的征税朝廷始终都是按照平民百姓的方法来征收的，所以朝廷几乎不可能从他们的手中拿到多少的税收。但是我们又知道西汉自武帝以来由于对匈奴、西域等进行长期的战争，再加上国内各种水利等大工程的建设，汉初文帝、景帝等皇帝辛辛苦苦的攒下来的积蓄就在短短的十余年时间花的是一干二净。同时武帝元狩四年山东一带又发生了百年难得一见的水灾，七十余万饥民嗷嗷待哺，所以此时西汉的财政早已陷入崩溃的边缘。

西汉盛世图

可是与西汉的“县官大空”形成鲜明对比的就是那些富商们“冶铸煮盐，财或累万金”，不过由于各种原因富商们所拥有的这些财产却不能让国家获得任何的利益，当西汉遭受到财政匮乏的危机的时候，这些富商们也“不佐国家之急”。也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最终在元狩四年（前119年）武帝在张汤、桑弘羊等人建议，开始在全国实行“初算缗钱”。

算缗的征收方法正如《史记·平准书》所载“郡国颇被菑害，贫民无产业者，募徙广饶之地。陛下损膳省用，出禁钱以振元元，宽贷赋，而民不齐出於南亩，商贾滋众。贫者畜积无有，皆仰县官。异时算轺车贾人缗钱皆有差，请算如故。诸贾人末作贳贷卖买，居邑稽诸物，及商以取利者，虽无市籍，各以其物自占，率缗钱二千而一算。诸作有租及铸，率缗钱四千一算。非吏比者三老、北边骑士，轺车以一算；商贾人轺车二算；船五丈以上一算。”。

西汉商人经商图

在当时凡属工商业主、高利贷者、囤积商等，不论任人都要向朝廷据实上报自己的财产，然后朝廷会从中抽取一定金额来充当税收，即凡二缗(二千钱)抽取一算(一百二十文)，而一般的手工业者则每四缗抽取一算。同时在当时朝廷还会对商人所拥有的车船征收财产税(这个在元光六年(前129)就曾实施过)，即除官吏、三老和北边骑士外，凡商人有马车的，一乘抽取一算，而是用于运输的马车则一乘抽取二算，同时船只五丈以上的抽取一算。

当然这项政策自推行全国后，那是在商界引起了轩然大波，毕竟这个政策对于那些拥有巨额财富的大富商们来说是极为不利的。所以从这项政策推行之后，“富豪皆争匿财”的事情接连发生。这些巨富们纷纷隐瞒自己的财富，以此来逃脱朝廷对于他们的征税。而后武帝眼见“算缗令”即将宣告失败的时候，最终在元狩六年(前117年)决定在全国推行“告缗令”。

“算缗令”征收对象

“告缗令”的核心就是“匿不自占，占不悉，戍边一岁，没入缗钱。有能告者，以其半畀之。贾人有市籍者，及其家属，皆无得籍名田，以便农。敢犯令，没入田僮。”，即在当时武帝鼓励民间的人告发那些隐瞒自己财富的富商，然后朝廷一旦发现情况属实，就会先将这个人发配边关一年，然后没收其所有财产，而告发的人就能获得这个富商一半的财产。同时规定禁止有市籍的商人及其家属占有土地和奴婢，敢于违抗法令的，也没收其全部财产，同时民间的百姓亦可告发，告发亦可获得一半的财产。

可以说这项政策一推广，民间百姓是纷纷向朝廷举报富商们私藏财富的问题。不过政策在元狩六年并未得到正确的实施，在当时由于时任右内史义纵被那些商人们收买，他借口告缗的人都是乱民，纷纷将其捉拿入监，所以民间的百姓都开始不相信告缗令是真的，最终也导致其难以实施。但是之后由于武帝发觉了此事，然后将右内史义纵处以死刑。最终在元鼎三年（前114年）在桑弘羊的主持下，告缗令才彻底的在全国推行。

“告缗令”核心意思

而随着“告缗令”的推行，在当时全国各地就兴起了一股“举报”风潮。如《史记·平准书》所载“得民财物以亿计，奴婢以千万数，田大县数百顷，小县百馀顷，宅亦如之。於是商贾中家以上大率破，民偷甘食好衣，不事畜藏之产业，而县官有盐铁缗钱之故，用益饶矣。”可以说在当时大汉中等以上的商贾之家大多都被告发，他们的财产也被朝廷悉数没收。而此时的武帝一朝不但因此得到了上亿的财产，以及成千上万的奴婢，更是获得了数以万计的田地，大县有几百顷，小县百余顷。

也因此整个武帝一朝的财政收入那是处于快速的提升当中，曾经空空如也的国库也变得日益的充实起来。同时武帝的皇家上林苑更是堆满了从民间的富商人家抄没上来的奇珍异宝。而武帝为了这些财富还专门设立了“水衡官”来管理，可想而知这些财富居然需要一个专门的机构和官员来管理，其价值不言而喻。所以最终武帝一朝的财政匮乏问题在“算缗令”和“告缗令”的成功实施下，最终得到较大的缓解。

“算缗”征收场景

其实个人觉得武帝等人在推行“算缗令”和“告缗令”的时候真的是很聪明。对于我们这些后人来说，“算缗令”完全就是一个陷阱。为什么这么说呢？其实只要看到武帝在推行“算缗令”的时候说的一个条件就知道了，那就是“各以其物自占”，这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朝廷收多少的财产税完全就由商人们自己所报的财产来决定的。也就是说在当时查商人们拥有多少财产的不是朝廷负责统计的，而是商人们自己报的。那么试想下，由商人自己报财产，然后朝廷根据这个财产来收税，你觉得能实现吗？

当然不能，商人们本来就不想把钱给朝廷，他们怎么那么傻就老老实实的把自己的财产报出来呢？可以说这条规矩就是给商人们创造出“匿财”的最佳条件的，商人有多少财产完全就是商人自己说了算。那么武帝等人难道真的就不知道这个条件对于商人们来说是最有利的吗？我想武帝当然知道，其实武帝就是给这些商人们创造“匿财”的条件，只有这样武帝在接下来推行的“告缗令”才能让朝廷获得巨额的财富。“告缗令”的核心是什么？就是你一旦有隐瞒财产的行为，朝廷就可以名正言顺的没收你全部财产啊。

西汉五铢钱

想想看这个计划是多么的天衣无缝，武帝知道这些商人绝对会隐瞒自己的财产的。但是他就是故意要放任商人去隐瞒自己的财产，因为只有你隐瞒了自己的财产，武帝在这之后才能依法没收你的全部财产。只能说武帝完美的抓住了商人们的弱点，就是商人们绝对不会心甘情愿的把自己的钱交给朝廷，所以他才会在最开始故意让商人们自己报自家的财产，因为只有给他们隐瞒财产的机会，武帝最后才能名正言顺的没收他们全部的财产。

参考文献：

1.《史记·卷一百一十三·南越列传》

2.《汉书·卷九十五·西南夷两粤朝鲜传》

3.《续汉书·郡国志》

4.《史记·平准书》

5.《汉书·卫青霍去病传》

6.《汉书·食货志》

7.《盐铁论·禁耕》

8.《史记·货殖列传》

9.《盐铁论·力耕》

10.《汉书·武帝本纪》

11.《雨天杂写之一》

12.《淮南子·说林训》

13.《后汉书·百官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