摩根大通中国首席经济学家朱海斌:中小银行风险集束在经济下行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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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我了解,中国目前有4000多家银行金融机构,包括几百家城商行、数千家农商行,以及农村金融机构、村镇银行。这些银行,每家规模都不大,但如果产生同步波动,将可能出现系统性风险。”摩根大通中国首席经济学家朱海斌在谈到地方中小银行面临较高风险及较高贷款不良率时这样分析。而在稍早之前,他在2019清华五道口全球金融论坛上表达了同样的担忧。

  这种担忧并不是毫无缘由的。5月24日,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保监会发布公告称,鉴于包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出现严重信用风险,决定自2019年5月24日起对包商银行实行接管,接管期限一年。实际上,无论是业务风险,还是内控层面,区域性的中小银行较大型银行天然具备高风险的性质。

  业务层面,中小银行——在我国以区域性城商行、农商行为主——因展业地域限制,吸储和贷款的对象都是有限的,长时间易积累流动性风险和较高的坏账率。而在内控层面,这些银行的背后又总与地方政府、当地知名企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朱海斌提醒,中小银行的风险在经济上行周期或许不明显,但当宏观经济下行,风险或将集中显现

  而纵观整个银行业,2018年可以说是在“平稳复苏”,但复苏之下也难掩行业发展滞缓、风险升高的窘境。银行财报季整体时间推后、多家银行财报“难产”或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这种情况

  另一方面,2018年各家银行财报的一大特点就是,金融科技(FinTech)成为绝对的热词,这背后的逻辑是银行想要借助科技融入新经济生态,实现敏捷转型。从这一角度看,银行的改革方向与我国当下“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内涵相符。朱海斌认为,金融供给侧改革的核心在于完善金融资源配置效率,而这对标的则是处置金融体系中的系统性风险,尤其是债务风险——银行系统中的主要风险。

  针对处置银行系统中的风险,朱海斌的思路大致可概括为:一是提高银行风控能力,把握银行贷款业务的增速和不良率;二是逆周期调节还要重点关注影子银行、多层次资本市场纪律的强化。不难看出,两条思路对应的是银行内部和外部,贷款业务直接关系银行资产质量,重要性不言而喻,那又该怎样理解对外部因素的监管呢?

  从原因角度看,当前银行贷款增速较为平稳,因此应重点关注波动性较大的领域。据朱海斌介绍,自2013年以后,我国银行贷款始终维持在13%-15%的区间,而在我国银行贷款又占社会融资的70%-80%,因此,银行贷款起到了“锚”的作用。同时,他也表示,银行贷款增速受监管指标约束,上升空间有限

  而影子银行在我国尚属“灰色地带”,一方面,商业银行可以借助“影子银行”规避部分表外业务的监管,而这恰恰极易引起系统性风险;另一方面,从人民银行的表态来看,又表示影子银行的合规经营是必要的补充。

  对于多层次的资本市场,朱海斌认为,我国企业融资主要是向银行贷款,是一种债权融资、一种间接融资,但投融资体系应该是多层次的,应当增加直接融资的比例,例如股权融资。这一点,人民银行副行长陈雨露也在论坛表示,要持续推进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着力改善社会融资结构。

  政策层面对社会融资的重视,宏观层面来自刺激经济发展的需要,微观层面则来自中小企业、民营企业贷款困境的压力。对此,朱海斌在演讲和采访中就这一困境涉及的三类主体进行分析:

  

1.国有企业银行要打破对国企的刚性兑付,这一点是其在演讲和采访中反复强调的。朱海斌表示,金融产品的价格要跟背后的风险相对应,主体承担的代价与所获收益要呈正相关,如果做不到这一点,那么金融市场越大,风险就越大。
2.银行。对于银行为什么不愿意给中小企业贷款,朱海斌认为,银行的贷款业务是一种债权持有属性,收益是固定的;在此情况下,或许中小企业经营效率更高,在经济向好的阶段能给予更高的回报,但风险太高,易波动,对银行来说,“高回报”的吸引力被大大削弱。对于当前推动普惠金融发展,朱海斌表示,既要“量”又要“价”其实是很高的要求,他更倾向于“量”比“价”优先;而“价”要放开,定价的基础一定是风险。但现实是,商业银行对中小企业的贷款利率定价是一种不正常的“风险溢价”,“市场竞争”这一要素并没有在其中发挥作用。由此来看,这也给当前利率“并轨”的发展提出要求。
3.中小企业。企业为什么有如此旺盛的融资需求,朱海斌给出了一个独特的分析角度——应收账款周期延长。他在演讲中指出,企业应收账款的周期在过去,尤其是2015年以后有明显的推长,超长期逾期的金额在年营业额中占比超过10%的企业,这一比例在2018年超过了20%。他认为,应收帐期的拖长很大程度上导致了民营企业不必要的资金需求,及潜在流动性风险

  对于近来破局路径的探索,朱海斌在演讲中特别提到,过去几年一直强调通过鼓励社区银行或者小微银行的模式,但实际上这些银行在解决信用评估、风险评估的模式方面是否真正有突破,目前有待观察;尤其是大数据在风控领域的应用效果目前仍有很大的疑问

  亿欧金融就此特别向其提问,对于金融科技赋能银行业务流程再造,过程中会有哪些潜在风险,朱海斌从两方面回答了这一问题

  一方面,朱海斌指出,此前我们或许有一种错误认识,即“金融创新都是好的”,但其实任何创新都需要一个磨合的过程,如果在开始时只注重新技术带来的便利性,就容易忽视风险。对于银行业务来讲,业务流程能借助科技实现降成本、提效率,这些是正面的影响;但同时应注意金融科技衍生的新业务模式的风险,现实来看,我国P2P模式和现金贷的问题都印证了对新业务预先评估风险的不足。

  另一方面,我国监管体系中仍有根本性问题需要厘清。朱海斌提到,2003年以后,我国金融业开启“分业监管”的模式;2017年是改革之年,金融稳定委员会成立、“一行三会”结构变为“一行两会”。这与我国银行业经营结构的改变深刻相关,银行由“分业经营”演变为“混业经营”,此时,新的监管模式被称为“功能监管”。但朱海斌表示,无论监管模式的名称是什么,“分业”和“混业”的根本问题还没有完全厘清,而这就会监管空白和监管套利,进而可能引发风险

  回看当前的很多问题,或许就如朱海斌所说:“很多时候,监管架构只是基于现实的选择,但其实更需要系统、深刻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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