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南的中南半岛天朝之梦:七百年南征路,领土扩大四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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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大清帝国在中法战争中的不败而败,名义上臣服中国近千年的东南藩属越南正式脱离了中国的宗藩体系,成为了法国的殖民地。然而在这段数十年的抗法岁月里,越南阮朝虽然苦苦支撑,但其实现代越南相较公元938年独立时,领土已经扩大了四倍。

  而这些疆域又从何而来?

  现代越南,领土大致可以分为三部分——既北面的龙兴之地安南地区、中部山地的占城旧土以及从高棉得来的湄公河三角洲一带,而之所以形成如今越南疆土的S形状,其实还是因为越南的地缘形势使然。

  在越南北面是雄踞万里的中原王朝,而哪怕中原时逢乱世,割据两广或者云南的军阀对于当时只据有红河三角洲一带的越南而言,仍然是不可轻试锋芒的庞然大物,在西面则是难以逾越的长山山脉。

  

  所以现代越南相对独立之初,其新增加的领土,便全然是因为七百年南拓之路,灭人之国,吞他国之土所得来。

  越南在历史上一度属于中国,从秦朝到五代既该国所谓的”北属时期“,然而由于在唐宋之前,中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都在北方,人口虽然经“永嘉南渡”和“安史之乱”两度大规模向南迁移,可一直到北宋时期,两广尚是贬谪之处,更何况处在北部湾中的安南之地?

  正是由于地僻荒远,再加上越南的独立时期,又恰好遇见了五代十国这样一个乱世,这才成功迈出了独立的第一步。

  而至赵宋开国,宋太祖赵匡胤虽然有“宋挥玉斧”放弃疆域的野史传闻,但事实上并非如此。

  

  宋朝开国之初,一直践行的是“先易后难”的国策。

  而安南、大理等处虽然国力孱弱,不比辽国强盛,从狭义上来看属于“先易”的范畴。然而公元十世纪时,这些地方汉民稀少,中原王朝在此的执政基础十分薄弱,导致地方离心力十分强大,又还远隔山海,讨伐远征的战争成本实在太过高昂。

  再加上北宋开国时,失却燕山屏障,宋朝也不敢悬师远征万里,否则一旦辽军南下亦或者藩镇叛乱,则远水难救近火。

  正是因为北宋地缘政治的险恶,再加上安南和大理自唐朝中后期便通过安宁城和安南都护府之间的“步头路”遥相呼应,使得越南没有成为宋太祖的优先打击目标。

  但对于越南而言,在度过了独立危机,政权成功稳定下来之后,自然不满足于固守在偏远荒僻的红河平原上,而由于过去近千年时光里跟中原王朝的交流,深受中原文化千年熏陶的越南社会也存在着“天子轮流做,明年到我家”的“逐鹿中原”思想。

  

  尤其是越南独立崛起于五代十国时期,中原王朝在这短短的数十年里因为造反与兵变,竟然更迭了五次皇权——帝国的虚弱,天子神性光环的丧失,不仅让中原诸侯试图染指帝位,就连契丹都试图窥觑神器。

  而自问比契丹人根正苗红的越南人有此想法也就不足为奇。

  及至于越南李朝年间,越南发动了历史上最为规模浩大的北征,其以越南大将李常杰为帅,兴兵攻入北宋广南西路,但以兵马二十万却围困当时只有四千余众守军的滬州城不下,这让越南李朝君臣意识到越南虽然脱胎于中国,但仍跟中原王朝有着巨大差距。

  待北宋为报邕州之仇,大张挞伐,李朝君臣在富良江一战之后,选择臣服,宋越两国这才重归宗藩之好。

  宋越之战虽然以平局结尾,但越南人深知如果不是以陕西人为主的宋军水土不服,死伤过半的话,恐怕越南李朝上下已经烟消云散。

  

  (滬州知州苏缄在该役中死守殉难后,南宁供奉其为守护城隍)

  不过越南对中国臣服,其实只是表面文章,其一面向中原王朝进贡,以换取更为丰厚的赏赐,同时又在国内南面称帝,意欲号令中南半岛上的四方蛮夷。

  但越南有此胸襟野望,自然离不开其被中国统治而蓄养千年的底气。

  越南受惠于中国统治,使得该国成为东南亚第一个水稻种植的国家,然而红河三角洲虽然肥沃,安南四方之地却多是险峻丘陵,再加上唐宋时江南的农耕技术在安史之乱前,相对中原都大为不如,何况更加偏远的安南?

  随着人口生息,农耕技术也相对落后,安南地狭人广的窘境便越发明显——这也是李朝发动北侵的内驱动力。

  

  事实上,早在越南李朝之前的前黎朝,为了解决人口日繁的困境,就已经开始了扩张之路,只是方向跟李朝前期北进的选择截然相反。

  抵御宋太宗讨伐成功而篡位的黎恒明显更清楚中原王朝的可怕,所以在981年退敌成功之后,遂在次年就亲率大军南下攻入占城境内,并占领其首都。同时为了更好的推进南下战略,黎恒又在992年修建了一条由北而南的道路。

  在试图北上失败之后,越南李朝便沿着黎恒修建的道路南下扩张,由此真正拉开了越南扩张的序幕。

  而事实也证明,不管是后来元朝征南之役,明朝吞并之战,亦或者清朝平安南之役,来自北方的强大军事力量就算没有办法长久占领,但也足够打的越南元气大伤。

  相对北面的庞大帝国,越南南面的占城、真腊等国的建立虽然较越南更为久远,但哪怕如占城这等昔日曾归于中原王朝的地区,在文明开化上相较于越南也大为不如。

  

  因此自十一世纪的越南南拓开始后便一直保持着强大的延续性,哪怕中间遭遇来自中原王朝的讨伐,亦或者遭到被征服者的强势反击,也没有使这一趋势中断。

  其中内因,便是因为越南自中原王朝之中,汲取了先进文明的养分,不仅有着成熟的农业耕种技术、贸易禁运意识、更为灵活的外交技巧还有着更有先进的社会组织能力。

  以越南后黎朝时郑阮对峙时期的郑主组织架构为例,其军制分为职业士兵的“优兵”,还有以乡社土著构成的“一兵”。

  所谓“优兵”其实就是郑主赖之以起家的“清化子弟”,其制度对标的是宋朝强干弱枝的军事思想——“汴梁精兵,大宋禁军”。

  但随着历史演变,优兵的实际地位更类似于满八旗。而“一兵”则是越南郑主吸取了中国古代的“寓兵于农”的制度,根据当地里户,或三户出一兵,或五户出一兵。

  在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上,越南也仿效中原王朝,除了在中枢设立官衙部院以外,同时也将境内分为路、州府、郡县和乡社四级,使越南中枢能够对地方如臂使指——在郑阮对峙时期,阮主还在顺化北面建立起了长墙,以便更好的抵御国力更强的郑主,而这也是中南半岛历史上规模最为浩大的军事工程之一,由此可见当时越南和其他中南半岛国家的巨大国力差距。

  

  而当时的如占城等国,虽然名义也是王权一统的国家,可实际上不过是松散的城邦联盟,不仅行政效率低下,而且军队的集结速度也相较缓慢——在越南跟占城的交锋之中,越南往往能够动员起超过十万人的武装力量,而占城倾国之力,也不过七八万左右,政体组织力上的差距,使得占城疆土日蹙,每况愈下,最终被越南吞并。

  虽然南拓之路顺风顺水,但越南历代王朝也意识到仅仅依靠自身国力,武力扩张已经“穷尽兵力”,想要加速扩张只能另取他法。

  一直奉行“中华拿来主义”的越南很快就将自己亲身践行的“宗藩体系”化为己用——越南一面朝贡中国,一面又在中南半岛上自居“南国天朝”,号称“南天中华”。

  但跟中原王朝不同的是,越南并未奉行“武力震慑,厚赐笼络”的一手大棒一手糖的策略,而是依靠着武力压迫,然后用联姻的方式,使目标国家以“国土”作为聘礼——在当时,越南将高棉称之为“高蛮”,称老挝为盆蛮,而在越南的宗藩体系语境下:以上国赐婚下嫁公主,蛮夷只须以荒山野岭作为交换,甚至只是安置难民之地,此非荣耀?

  

  当然,事实是不是真的荣耀,光从如今越南两大核心区之一的湄公河三角洲的来路就可稍窥其中奥妙一二——公元1623年柬埔寨国王迎娶了当时的越南公主,此后便将湄公河三角洲作为安置躲避阮郑相争的越南难民之地,但在百余年后,柬埔寨陷入内乱,而主体民族结构已经改变的湄公河三角洲便被越南趁机吞并。

  可以说越南为了追”大南天朝“之梦,亦或者说为了拓展民族生存空间,七百年的南拓之路,可谓无所不用,其领土最广阔之时,几乎吞并柬埔寨、老挝,跟暹罗隔河相望。事实上若非此后越南因为西山起义而陷入长久的内乱,最终越南阮氏为了复国,而让法国深度介入,引狼入室的话,越南的中南霸主南国天朝之梦,或许真有实现的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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