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鸿鹄回到重庆。上游新闻记者 张锦旗 摄
此时，距离这个娇小的巴南女子从重庆出发，前往尼泊尔攀登珠峰已经过去了45天。“掉了起码10斤肉”，对上游新闻·重庆晨报记者说起登顶，何鸿鹄并没有太多兴奋，更多的时候都是一边咳嗽一边在回忆下撤时的惊险，“那是我人生中第一次体验到了真正的恐惧”。
对于大部分登山者来说，乔治·马洛里那句“山在那里”固然豪迈，但“活着”和“回家”，反而是他们登顶之后说得最多的词——2013年重庆民间首位登顶珠峰的张翔海说：“活着从珠峰顶上下撤，才是最终目的。”2017年登顶的谭波涛说：“没有最高峰，回家才是攀登高峰的目标。”
2019年5月11日凌晨，在出发登顶前何鸿鹄在给女儿的信里写到：“我想好了，登顶排第二，安全回家陪你，排第一。”
到大本营的第一天就感受到可怕
何鸿鹄登顶。受访者供图
尼泊尔当地时间5月15日上午8点30分，何鸿鹄从珠峰南坡成功登顶“世界之巅”珠穆朗玛峰，成为首位登上珠峰的重庆女性。
回到重庆后，何鸿鹄也向记者确认，自己幸运地成为了今年首位登上珠峰的女性。
而从2007年国庆节第一次登山，到今年成功登顶珠峰，何鸿鹄用了整整12年的时间，“去年9月我登顶了尼泊尔的世界第八高峰、海拔8163米的玛纳斯鲁峰，当时感觉还比较轻松，今年到了珠峰，才真正感受到了8000米以上山峰的可怕。”
何鸿鹄是4月7日从重庆出发，经成都飞往尼泊尔的，在加德满都办理珠峰攀登许可后，4月10日，她转乘直升机抵达海拔2840米的卢卡拉，为了让身体逐步适应高海拔，开始徒步进入珠峰地区，并于4月16日抵达了海拔5364米的珠峰大本营。
第一天，珠峰就给了何鸿鹄一行人一个下马威，“因为大本营就是建在一个移动的冰川上的，每天睡觉都能听到轰隆隆的声音，感觉地面随时都会裂开，一个队友甚至在睡觉时都抱着随身的背包，以便随时都能跑掉，后来才渐渐习惯。”
到达了珠峰大本营，并不是马上就能冲击顶峰，受印度季风影响，只有在每年5月中旬的一段时间里，珠峰才能达到短暂的气旋平衡，这也成为登山者所说的，最适合冲顶的“窗口期”。
在经历近一个月的各种适应性训练和漫长等待，直到5月12日凌晨，何鸿鹄才跟随所在的川藏队出发，开始冲击顶峰，他们也是今年第一支出发的民间登山队。
“当时出发也是一次赌博，赌的是天气不会变化，赌夏尔巴修路队在15日以前把路修到顶峰，赌我们的夏尔巴协作在运送物资的时候，没有受伤和疲劳”。
登顶后担心能否安全下撤
冲顶线路两边都是悬崖峭壁。受访者供图
当地时间5月14日晚，何鸿鹄抵达了冲顶线路上的最后一个营地、海拔7950米的C4营地，在得到夏尔巴修路队已经把路绳铺到顶峰的消息后，仅仅休息了两个小时，全队就开始了冲顶，“我算是感受到了，攀登珠峰，就是得快，在山上待得越久，危险越多。”
“看到冲顶的路，我都要晕过去了，那就是在狭窄的山脊上行走，因为我们是第一支登顶的队，前面几乎没有路，都是厚厚的积雪，有些地方你都不知道踩下去是冰还是石头，还是空的。”
“脚下往外一点就是万丈深渊，山脊另外一边的悬崖就是中国”，何鸿鹄回忆，“（15日）凌晨4点半的时候，忽然感觉太阳要升起来了，以为很快就要登顶，结果发现还差得远，连希拉里台阶都没有到，而且前面又是一个又一个的山尖，真是感觉要绝望了”。
15日上午8点30分，经历了11个多小时的攀登，何鸿鹄终于站在了海拔8848米的珠峰封顶。
“只在顶峰停留了10分钟，当时想的不是开心，而是担心自己还有没有足够的体力和氧气，”何鸿鹄说，“因为下山比上山更加危险”。
何鸿鹄之前看过2015年底在国内上映的好莱坞电影《绝命海拔》，这部影片是根据1996年的珠峰山难改编，当时有6人在登顶后的下撤途中遇难，而更多的观众第一次认识到了：“8000米以上无救援”这一残酷现实。
高海拔山峰尤其是8000米以上山峰，险恶的环境和瞬息万变的天气，人稍一懈怠便可能危及生命，这些不仅需要登山者有过硬的身体素质和攀登技术，更重要的是要有足够的心理承受能力、坚定的意志和一点点运气。
途中差点被一口痰卡死
何鸿鹄第一次感到真正的恐惧。受访者供图
在下撤之前，何鸿鹄就亲眼看到一个19岁的夏尔巴高山协作，仅仅摘下了氧气面罩几分钟，之后走路就开始东倒西歪，甚至无法扣上自己的安全绳，“我们的队长赶紧告诉自己的夏尔巴，先不要管自己，去把那个小伙子架起来走。”
“我在下撤途中，也遇到了氧气不足，当时太可怕了，当你脑部缺氧的事实，真的能感觉到自己的生命在渐渐流失，”何鸿鹄回忆。
“本来每个人都配有五瓶氧气，但夏尔巴并不是全部带着，而是放在沿路的几个点，如果下撤时没有及时找到，就非常危险，后来我们还发现，有其他队伍的人拿走了我们的一瓶氧气”，何鸿鹄也很无奈，“有什么办法呢，在那个高度，每个人都只想活下去。”
在《绝命海拔》的原著《进入空气稀薄地带》中，作者更是直言：“在海拔8000米以上，人们无法苛求道德的尺码。”
“比起氧气，更可怕的是我已经没有一点力气了，即便是下山，每走几步都要喘息很久，”在横切一段冰壁的时候，何鸿鹄就摔倒差点发生了滑坠，幸运的只是头撞到了冰壁上，而眉骨上至今还有留一条伤痕。
“你相信吗，我差点因为一口痰挂掉了。”何鸿鹄告诉记者，当时自己跪在地上，咳了将近10分钟才吐出来，“当时觉得能够顺利地吐出一口痰，就已经是最大的享受”。
而更让何鸿鹄担心的是，自己的夏尔巴因为太累，竟然一边走一边打瞌睡，“那可是保护我的人，连他的生命都有危险，我怎么办？那时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感到了真正的恐惧”。
最危险的时候想起了重庆火锅
攀登之路就是跨越人类禁区。受访者供图
在8000米以上的人类禁区，人除了在逃避着死亡，也会遇见死亡，而何鸿鹄没想到的是，这次遇见是如此的戏剧性。
“那是我在珠峰上见到的第一具尸体，也是一个女人，”何鸿鹄说，在雪中，她单膝跪地，眺望着远方，“我甚至可以想象，她是在自己生命的最后时刻，用最后一点力气，摆出了一个好看的姿势，望向一个方向，那里可能是自己的故乡，也可能是有自己牵挂的人。”
身体疲惫到了极点，为了集中注意力，何鸿鹄边走边回忆重庆的火锅，“毛肚、鸭肠，真的好香啊”，时间一长，何鸿鹄又强迫自己念起了佛经。
在艰难下撤到海拔6400米的2号营地的途中，何鸿鹄的情绪终于崩溃了，她坐在地上大哭起来，再也不愿多走一步，“这时候路过的两个夏尔巴见到了，给我倒了一杯喝的，我才慢慢平复过来”。
在2号营地休息时，何鸿鹄得知自己的两名女队友，在下撤途中因为身体反应太大已经极度危险，不得不被直升机送走。
“我躺在帐篷里，听到直升机降落的声音，真的好羡慕，”这个坚韧的重庆女人说，“但我回过头一想，不行，这是我的攀登，我的攀登最后绝不能是被救援下去的。”
在休息的时候，何鸿鹄就往拼命地往嘴里塞各种吃的，甚至在2号营地还指挥夏尔巴厨师给自己做了一碗鸡蛋面，“但没有一点用，不管吃再多东西，第二天起来还是一点力气都没有”。
17日下午，当最终穿过危险的昆布冰川时，回到珠峰大本营时，何鸿鹄仍然不敢放下心来，因为此时的身体还是处于极度虚弱的状态，“晚上睡觉都不敢睡得太深，就怕一觉就醒不过来了，真不是玩笑，之前认识的一个印度人，在登顶之后，就在C4营地没有醒来”。
59年前的中国登山者更不容易
何鸿鹄在土豆地里。受访者供图
18日一早，在高原的阳光照耀下，恢复了一点体力的何鸿鹄，第一个登上了直升机，下撤到了海拔2800多米的卢卡拉。
“直升机直接降落在了一块当地的土豆地，”为了等待换乘另一架直升机，何鸿鹄和队友们三三两两地躺在了土豆地里，等了很久都没有一个人抱怨。
“一个多月了，这是第一次坐在有泥土的地方，”何鸿鹄感叹，“掏出手机，居然有3G信号，感觉终于回到了人间”。
22日，在采访结束后，记者和何鸿鹄也聊起了中国在1960年和1975年的两次攀登珠峰的往事。
1960年中国登山队成员云阳人屈银华和王富洲、贡布（藏族）三人完成中国人首次登顶珠峰的壮举。
1975年中国第二次攀登珠峰时，登山测量队员首次精确测得了珠穆朗玛峰的海拔高程为8848.13米，也是在这次登山中，去年终于登顶珠峰的重庆籍无腿登山家夏伯渝失去了双腿。
直到2005年，登山测量队员又再度测得珠穆朗玛峰峰顶的岩石面海拔高程为8844.43米，这也是中国至今沿用的数字。
《攀登者》剧照。
“你知道今年有一部登山的电影《攀登者》吗？国庆节就要上了。”上游新闻记者问。
“就是吴京那部电影吧，当然知道，有个在尼泊尔开登山公司的中国人都参加了拍摄。”何鸿鹄说，“今年是中国登顶珠峰59周年了，想想当时的人登珠峰不晓得要比我们困难多少倍。”
“那你以后还会登山吗？”
“现在我真的再也不想谈登山了，只想吃好睡好，赶快恢复过来，然后上班。”
上游新闻·重庆晨报记者 汤皓 摄影 张锦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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