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府只知掠夺不尽任何义务，皇权专制之下乡村何来“民主自治”？

19世纪以来，有些西方学者认为。中国的乡村是“小型共同体自治”，“乡村管理权掌握在村民自己手中”，还有学者认为中国乡村是一种“地方自治的民主”，因为教育、卫生、地方保护等有关地方利益的事务，均由村民自己做主，中国现代学者萧一山，也强调村民“自治”。但是，自秦代以来，中国的皇权专制正式确立，到明清两代为最高峰。统治者怎么能够允许乡村成为脱离其控制的法外之地呢？萧公权先生《中国乡村：18世纪的帝国控制》驳斥了这些观点。

首先，在交税和完成劳役之后，乡村事务由乡绅、族长和官方领导控制。个体的村民和家庭很难在这些事务中发挥积极作用。

康熙当政之时，农民依然很贫穷

其次，政治学家钱端升在《中国的政府与政治》中强调，1.积极参与地方事务的乡绅是由中央政府代理人认可（或许还是非正式）对地方事务负责，并未经过选举或正式指派；2.无论什么事情，乡绅都必须遵从在其之上的官吏意见，他们并没有自己的辖区，受到成文法或习惯法的保护。

钱端升已经指出了乡绅参与地方事务的实质：他们必须服从官吏而没有自主权；村庄并非乡绅的辖区，而乡绅的权力来源是经过地方官员的指派，更与选举无关。

在19世纪及以前，中国乡村有各种村庄领袖，有的经过正式程序，地方提名后由官府任命，有的没有。一些村庄领袖由由保甲、里甲或相约体系沿袭而来，其职责也大致类同。官方领袖虽为村庄活动主导者，但更重要的角色是县以下基层行政代理人，主要服务于官府。他们有金钱报酬，也可能被允许“压榨”村民，例如，平摊到村民个人身上的实际开支是10元，，但他们收取12元。若金额不大，村民也不会有异议。

另有一种非官方的村庄领袖，按照美国汉学家葛学溥的划分，在华南有三种类型：1.人数多，有经济实力宗族的老者；2.靠天生能力和后天成就而获得乡邻尊敬的人；3.依靠个人品德和聪明才智赢得个人地位的人。

正直的乡绅总是少数

显然，非官方领袖在其所在村子，对公共事务的影响比官方领袖要大。而多位学者的研究证实，乡村的官方领袖决非经过村民普选，而是经过了地方官员任命。从清廷的角度来说，只要控制了官方领袖和更重要的非官方领袖，那么它就能有力地控制乡村。因此，清廷控制乡村是否成功，实际取决于控制控制乡绅的能力。

在正常情况下，绅士可以发挥作用，稳定乡村秩序。但是，有些绅士因为只顾私利且目光短浅，危害相邻利益，同时也损害了统治者的利益。例如，绅士在那谁上享有特权，胆他们并不满足于此，而是仍然肯恩管理用自己IDE优势地位，将自己的负担转嫁给乡邻。在广东一些州县，一些大户定期派出携带武器的打手，武力收割村民在沙田种植的庄稼，名曰“占沙”。山西襄陵和临汾都靠萍水河灌溉，大户霸占水利，普通农民必须从他们那里购买“水券”才能灌溉，这种情况终于引起了反抗。江苏泰兴一名武举诬告一位村民贩卖私盐，抢走其所有财产，很久之后才受到惩处。江西一些州县的大户四字私自为乡镇制定禁约规条，为祸一方。

阿克顿说过，“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绝对导致腐败”。在中国古代社会，农村普遍贫困，农民普遍贫穷，正因于此，再微小的权力，在没有监督的情况下也可能为恶。更不必说，有些绅士为了保护既得利益而欺上压下。即便有些正直的绅士，确实起到了维护乡村秩序和一方安宁的作用，但以常识判断，这样的绅士不会太多。他们即便起到了一些正面作用，恐怕也被更多绅士的恶劣行为所抵消。因此，统治者利用绅士作为权力代理人以控制乡村，其实际作用很有限。一定程度上，此起彼伏的民变就是证明。

另外，统治者对乡村采取的是分而治之的态度，一个村庄尽量让其各姓杂居，以确保政权安全。正因于此，乡村难以成为一个坚固的共同体。所谓“民主自治”，在中国两千多年来的皇权专制之下，从来就没有存在。

从《中国乡村：18世纪的帝国控制》提供的史实可以看出，统治者从民众那里拿走了税收并且以徭役剥削农民的劳动力。其余的教育、卫生、地方保护等责任全部甩给了农民自己。所谓的村民“自治”，只是被统治者予取予夺之后，自己对自己的生老病死和教育及安全保护负责。国家拿走了巨额的税收之后，推卸了所有的责任——这就是中国古代乡村“自治”的真相。

萧公权《中国乡村》（九州出版社）读书笔记之六所有内容均来自中国大陆公开出版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