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格斯智库:保障性住房有利于低收入者家庭儿童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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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金融界网站

  栏目介绍:“有趣的经济学”是《蒙格斯报告》公众号推出的国际前沿经济学论文评论类推文。论文一般来自《美国经济评论》(AER)、《计量经济学杂志》(ECA)、《政治经济学杂志》(JPE)、《经济学季刊》(QJE)等国际顶尖学术刊物,我们希望用通俗易懂的介绍和评论使高大上的经济学有趣起来。

  导言

  近年来,我国房价居高不下,越来越多刚需人群望房兴叹。为了“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我国以经济适用住房制度及廉租住房制度为主的保障性住房制度也在日益完善。

  在全世界范围内,保障性住房制度使低收入者 “住者有其屋”的作用显而易见,但作为一种非市场化的住房调控手段,是否还有其他长远的优势或是弊端呢?2016年10月发布在国家经济研究局(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NBER)的论文对儿时曾有居住在保障房经历的样本进行了研究,探讨了该经历对于被观测者成年后的收入和犯罪率的影响,是对保障性住房长远效应的有益探索。该研究的作者包括来自NBER的六名学者——Fredrik Andersson, John C. Haltiwanger, Mark J. Kutzbach, GiordanoE. Palloni, Henry O. Pollakowski和Daniel H. Weinberg。论文题目是《儿时的住房条件如何影响成年后的收入》(Childhood Housing and Adult Earnings:A Between-SiblingsAnalysis of Housing Vouchers and Public Housing)。

  本研究表明,在几乎所有组别中,儿童时期参与保障性住房项目的经历与成年后的收入均呈现正相关关系,同时,这一经历也对降低成年后的犯罪率有着正向的影响,这说明保障性住房“功”不仅在当代,还至少有利于下一代人的成长。其中,这种影响对于非西班牙裔黑人家庭的孩子有着尤其显著的影响。换句话说,即便是样本集中在低收入者,能申请到保障性住房项目(也即更好的环境)对于孩子的成长有着极为正面的影响。

  背景介绍

  联邦公共住房项目(PublicHousing)始于1937年开始的美国新政时期(New Deal Era),主要采取对建房进行补贴的形式,并在其后衍生出其他类型的补贴和最高租赁价格等操作形式。到1970年,全国大约有100万个家庭受益于公共住房项目,并且这一数字在1994年达到巅峰的140万个家庭。1994年后,参与公共住房项目的家庭数量逐渐下降,到2013年,这些家庭的数量为约110万个。

  除联邦公共住房项目外,1974年启动的住房选择租赁券项目(Housing Choice Voucher, HCV)项目也为低收入家庭提供可供使用的房屋租赁凭证(Housing Voucher)以保证其可以租到住房。凭借使用政府给予的租赁凭证,低收入家庭可以在房东处租到廉价的住房,同时,房东则能够凭借该证明,通过公平市场租金项目(Fair Rent Market, FRM)获得全额的租金收入。1990年,参与HCV项目的家庭数量达到了110万;而到2013年,这一数字更是上升到了240万。

  表1 2000年两大项目特征统计

  

  两个不同的项目可能有不同的影响。事实上,公共住房项目的潜在负面影响可能是促成HCV项目的一个重要因素。因为选择房东的社会和地理范围通常比自建住宅要更大,所以HCV项目事实上提供了一个更广的邻里环境选择范围。因此,公共住房项目潜在的负面影响(例如负面的同伴效应)很可能并不存在于HCV项目中。但是,公共住房项目也并非只有缺点。总体而言,公共住房项目相比HCV项目提供了更加稳定的居住环境,而更加稳定的居住环境意味着低廉的房屋搜寻成本,这无疑为家庭节约了时间和经济资源。

  但是不可否认的是,这两个项目对于申请家庭的境况来说,均是具有正面影响。事实上,在考虑公共住房项目的负面影响(例如负面的同伴效应)时,要考虑到在申请到该项目之前这些家庭的处境,这些负面影响同样也存在。但其正面影响则只能是由这两个项目所带来的。

  研究方法

  文章使用来自美国人口统计局(Census Bureau)的一份微观数据和其他公共数据进行了研究。

  过去采用不甚精确数据和模型的研究结果表明,儿时参与保障性住房计划与成年后的一系列社会经济后果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但是这种结果可能是由于保障性住房项目本身对于家庭的筛选作用引起的。为了避免这种偏差,除基准回归使用了线性最小二乘模型(Ordinary Least Square, OLS)外,研究还采用了仅使用家庭内部变量的家庭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因果识别。

  数据选择

  研究者根据2000年的十年一度人口普查结果,挑选出了约180万年龄在13-18岁的青少年及其家庭。在此对数据的要求是,所挑选出来的孩子需要和父母住在一块,单亲家庭的孩子也同样在这个挑选的范围。因此年龄上限至18岁是因为年龄更大些的孩子可能已经不和父母住在一起了,不符合研究需求。另外,为了使得所有数据符合联邦公共住房项目和住房选择租赁券项目的要求,所选择的孩子均来自平均年收入低于所在地区收入中位数的50%的家庭。

  而对于收入的观测,则集中在年龄为26岁的人群,此时他们年龄已足够大而不太可能在接受全日制高等教育。

  描述性统计数据如下图:

  表2 所选数据2000年统计结果

  

  

  第一次数据处理

  对所选择的数据做基准回归,使用的是线性最小二乘模型(Ordinary Least Square, OLS)。此外,采用了仅使用家庭内部变量的家庭固定效应模型(household fixed effects,HFE)进行因果识别。

  表3 所选数据做OLS及HFE分析结果

  

  

  结果表明:OLS回归的结果表明,儿时参与保障性住房项目对成年后的收入有负向影响。但是当考虑家庭固定效应后,这种影响变为正向的。这说明仅仅使用简单线性回归模型所进行的测度是不准确的。

  进一步观察

  为了进一步研究上述结果,研究者决定对青少年所属家庭的种族进行分析。他们分别对非西班牙裔白人家庭、非西班牙裔黑人家庭以及西班牙裔家庭做了上述分析。

  表4 对不同种族、性别及补贴与否做HFE分析结果

  

  

  接下来,研究又考察了儿时参与保障性住房项目对成年后犯罪行为的影响。

  表5 对不同种族成年后犯罪行为分析结果

  

  结果表明:在考虑了一系列的控制变量和家庭固定效应后,结果显示,儿时参与过保障性住房项目的个体在成年后被收监的可能性更小。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影响在非西班牙裔黑人家庭的儿童中最为显著。

  研究结论

  住房选择租赁券项目与公共住房项目是美国的两个重要的保障性住房政策项目,它们不仅影响着家庭成员在当下的生活水平,也影响着家庭内部儿童未来的发展。研究表明,在几乎所有组别中,儿童时期参与保障性住房项目的经历与成年后的收入均呈现正相关关系,同时,这一经历也对降低成年后的犯罪率有着正向的影响。其中,这种影响对于非西班牙裔黑人家庭的孩子有着尤其显著的影响。换句话说,即便是样本集中在低收入者,能申请到保障性住房项目(也即更好的环境)对于孩子的成长有着极为正面的影响。

  对于如今在一线打拼的各位,设若有想法让下一代继续留在这座城市而又囊中羞涩,保障性住房将是个极好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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