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统、景泰、天顺三朝(1436-1464)是明代陶瓷史上情况不明的时期。在发掘和传世的瓷器中,还没有发现一件可确认为这三朝的官窑器。但从文献记载看,正统三年(1438)曾禁止民窑烧造和官窑器式样相同的青花瓷器;正统六年(1441)命景德镇烧造金龙、金凤白瓷罐及九龙九凤青花缸;正统十二年(1447)又有不准民窑私造黄、紫、红、绿、青、蓝、白地青花等瓷器的禁令。景泰五年(1454)有减饶州岁造瓷器分之一的记载。
天顺元年(1457)曾派中官赴景德镇督烧瓷器;天顺三年(1459)又有原定烧造13.3万余件的准减8万的命令。从上述文献记载看,这段时期不论官、民窑器都曾有烧造,但却不见有三朝的官窑年号款器。过去曾有三朝是瓷器生产(特别是青花瓷)黑暗期的说法。近年来,学术界虽致力于三朝空白期的研究,但由于未能发现官窑年款的瓷器,问题很难解决。当时有可能在宣德朝末年有一大批未完成的瓷器,在三朝完工而仍书宣德款或不落款。
传世少数成化早期的官款器,其胎、釉制作和青花彩绘图案都和宣德官窑器并无区别。在宣德和成化之间的三朝年间的官窑产品,如无年号款,当然很容易被判断为宣德器了。再者这三朝:外患与内讧相继,政治上动荡不安,对瓷政也不如宣德年间之着力,废弛与懈怠也可想见。总之,不论从哪一方面进行分析,三朝的瓷器陷于衰退期则是不可否认的。
从1950年代以来,人们注意到明代纪年墓葬的资料,在三朝纪年墓中发现了一批瓷器,其中重要的有江苏省江宁县牛首山弘觉寺正统四年(1439)塔基出土的4件青花小罐;江西景德镇景泰四年(1453)严升墓出土的青花双耳瓶、炉、碗、碟等;以及景泰七年(1456)袁龙贞墓出土的青花卷云兰草纹碗、缠枝捧八宝纹碟、戟耳方瓶、带座方耳小炉等。
这是一批很重要的断代器。但应该说,这批青花瓷都是民窑器,其胎、釉制作显然都比较粗。排比宣德和成化典型器的造型和图案,人们可以推断正统、景泰、天顺三朝民窑青花瓷的某些特征:
①青料除极少数为浓艳的进口料外,大多用含铁量较低的国产料,但其中也有少数色泽偏于浓翠的。
②从造型上说,出现了戟耳和带座的器物,这是对元代造型的复古,但变化很大。
③由于全是民窑器,胎、釉制作都不太精细,削足亦不规正。瓶、罐底部无釉;碗、盘底足跳刀痕明显。从元代开始的酱色假芒口在三朝器中仍时有发现,部分琢器如瓶、罐之类的口沿多见剥釉现象。器物底足从总的倾向说有加大的趋势,足宽而深是这一时期民窑器的普遍特征。碗类的器足呈内敛者多见。器物内壁刷釉的制作方法在三朝仍流行。
④图案花纹以缠枝和折枝花草为多见,动物纹中屡见麒麟和犀牛。星象图使用普遍。三朝器中有一批以琴棋书画、楼台亭阁为主题图案的大罐,以及携琴访友等写意山水画的梅瓶。其画面的特征是楼台亭阁往往在云雾幻境之中,人物脸部鼻尖突出,柳条如断续的雨点。
⑤三朝青花器尚不见官窑款,民窑中有天顺年款的器物,书“大明天顺年制”或“大明天顺年造”两行六字款,但都属明代后期的仿品。山西省博物馆所藏“天顺七年大同马氏造”青花炉及香港《求知雅集插图》“天顺年”回纹炉应确属天顺所制,但款识都不规则。此外,尚有银锭款、“正”字款和“大明年造”方款。
正统、景泰、天顺朝青花瓷器就目前已发现的资料可以肯定,就民窑生产来说,它们和其他朝代一样,并未间断过,但就决定青花生产时代风貌特点的官窑来看,三朝则仍然是一个空白期。造成官窑青花生产衰退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战乱频繁,宫廷的争权和社会经济的衰败,巨固然是很重要的原因,但帝王的兴趣爱好的转移,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景泰年间特别风行铜胎珐琅器,所谓“景泰蓝”即是这一时期产生的专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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