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晓求：改革开放40余年，金融发挥了何种作用？

吴晓求：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万里智库学术指导

实际上，在中国40年的经济发展中，中国创造并维持了实体经济与金融之间非常巧妙的杠杆关系，央行非常好地运用了金融杠杆、集中了金融资源来推动中国经济的增长。从这个角度上说，中国经济金融关系有独特的中国经验。过去40年，在没有发生恶性通胀以及未出现严重金融危机的情况下，中国经济和金融总体上看是健康的，中国经济的竞争力得到了全面提升，中国金融的竞争力和健康程度大大超过过去任何时期，且不说与1978年、1980年比，即便与以往任何时期比，都处在不断提升竞争力的状态。中国的央行是优秀的央行，我始终对人民银行给予高度评价。它非常了解中国经济的实体状况，非常好地利用了金融杠杆推动着中国经济的增长。经济处在不同周期阶段，需要运用逆周期原则来调节中国经济所遇到的问题。人民银行很好地进行了一系列金融创新，没有恪守原来传统三大货币调节工具，在创新流动性工具的同时，灵活地调节市场流动性。中国经济发展模式、中国外汇结售汇模式、中国货币发行模式的特点，特别是它们之间的关系，这里面有大量的研究空间和内容，我们的学术研究需要深入，不能望文生义。

万喆：万里智库首席研究员

在全球共性化问题方面，主要有三个“难”：一是货币政策是涨还是缩之难，二是社会分化带来的财富创造和收入分配平衡之难，三是经济下行趋势与人口结构改变的并行压力之难。这三个难题，与十几年来全球金融化趋势和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货币政策等有关。由此带来的结果是调节经济的政策力度越来越大，但收效越来越小，而过多的“大水漫灌”式行政主导，使收入分化和阶层固化愈发严重，加上年轻人晚婚晚育、不婚不育趋势加重，老龄化压力对经济犹如雪上加霜，民众不满情绪不断累积，阶层、种族撕裂情态严重。因此，在美国、英国、法国等皆可见到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兴起，出现了人人呼唤改革，但任何改革的实际措施却都无法推行的矛盾景象。

周天勇：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国际战略研究院原副院长、万里智库高级研究员

目前，严峻的国际经济形势对中国国内经济也将造成一定的冲击，企业经营、就业、居民收入、国内消费需求、经济增长都存在着较大的不确定性。经济需要稳定、社会需要安宁、同舟需要共济、政民需要齐心、艰难需要共渡。

董希淼：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副院长、万里智库高级研究员

3月15日，财政部发布《关于开展通过商业银行柜台市场发行地方政府债券工作的通知》，明确提出通过商业银行柜台市场发行地方债的相关要求，促进地方债柜台业务落地。从实际情况看，此次柜台发行的地方债起售金额为100元，并以100元整数倍发售，相对普通银行理财产品、大额存单交易，可以说是没有门槛，可以一定程度满足普通市民和中小机构投资者的需求。对于投资者来说，地方政府债券是“银边债券”，有地方政府的信用担保，违约风险较小，并且地方政府债券的利息所得免征个人所得税，收益率相对不错，自然受到普通民众的认可。

黄剑辉：民生银行研究院院长、万里智库高级研究员

展望未来，从政策角度看，尽管我国在开放银行领域的顶层设计会加速出台，然而作为基础是数据信息保护目前依然问题严重，同时我国金融科技总体发展较快，部分领域甚至过快，这与许多推进开放银行的国家情况有较大差异；此外我国银行业在准入、利率定价等方面尚且未实现充分市场化，推进开放数据这种更高层次的市场化为时尚早。

董少鹏：《证券日报》副总编辑、万里智库高级研究员

增量改革方面，要推动科创板平稳起步，真正落实以信息披露为核心的证券发行注册制；统筹推进各上市板块的改革；新股发行“不唯所有制，不唯大小，不唯行业，只唯优劣，切实做到好中选优”。存量改革方面，要完善并购重组、破产重整等机制，支持优质资产注入上市公司；要探索创新退市方式，实现多种形式的退市渠道。在增量存量交织的部分，要完善基础制度，包括适度优化再融资、并购重组、减持、分拆上市等一系列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