瓜子出击反腐：“大数据+”反腐防黑已成“互联网+”创业新常态

腐败是所有组织成长过程中的周期律，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公司亦然，互联网公司亦然。

文/侯继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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腐败是必然，无论传统企业还是互联网企业。区别是互联网企业依靠新技术可以事前预警，可称为“互联网+”反腐防黑，损失尚未形成；传统企业只能事后惩恶，但损失已经形成。

制度反腐+大数据反腐，已是互联网公司反腐新常态。

2019年5月13日，瓜子二手车宣布推动大安全计划，将反腐提升至战略级，成立大安全部，向CEO杨浩涌直接汇报；同时，协同各个部门全力推动大安全计划深入到全业务环节中，成为公司必要的能力建设，系统化地降低危害公司、产生不良社会影响问题的发生，并以从业者的身份推动行业升级。

作为一家平台驱动的公司，瓜子特别强调了通过技术手段反腐：技术、法务、财务等部门配合支持公司大安全战略的实施，除了完善公司制度建设，同时通过AI、大数据、云计算等先进技术手段进行反腐。

腐败是所有组织成长过程中的周期律，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公司亦然。反腐也有成了任何公司发展到一定阶段必然发生的问题，公司在创造巨大经济价值的时候，也会随之产生这些经济价值带来的高风险。

在反腐方面，阿里巴巴堪称互联网公司中的标杆。2012年，随着阿里巴巴的发展，淘宝小二腐败猖獗。当时在杭州流传着这样的传说：杭州最好的夜场都被淘宝小二包了。这些小二中的很多只有高中，大专学学历，因为掌握了淘宝流量资源，很多人年纪轻轻就已是巨富。因为钱来得太容易，他们夜夜笙歌，纸醉金迷。

当时的另外一个传说是：淘宝卖家到杭州，请淘宝小二吃饭排成队，面子不足，钱不够，小二是不会来的；小二不缺钱，太忙。

马云的应对措施就是重拳出击反腐，数量众多的一线小二入狱，连聚华算CEO阎利珉（花名慧空）也不能幸免。这次反腐影响有多大？据说导致当时杭州顶级夜场生意冷清不少，甚至有夜场因此难以继续经营因而关门倒闭。

瓜子二手车严选直卖店（来源：网络）

重拳出击直接抓人反腐惩恶是非常规操作，常规操作还得回到制度层面：阿里巴巴成立了集团风险委员会，阿里巴巴元老、曾经担任杭州市公安局刑事侦察支队一大队大队长的邵晓峰（花名郭靖）担任首席风险官，邵晓峰直接向马云汇报。

阿里巴巴制度反腐有效果，但效果不理想。除了制度建设外，阿里巴巴更重要的经验是技术反腐：通过大数据、云计算匹配资源。这完成了一次权力的转移，掌握流量资源的权力由小二、由人转向机器，转向数据。这是互联网时代的一次巨大的创新：维系阿里巴巴主业电商业务的健康运营，截止今日已经接近十年。

对于阿里巴巴来说，更重要的不止是这套数据系统维系了阿里巴巴主业电商业务的健康运营，更重要的是数据匹配资源为阿里巴巴云计算业务提供了最佳实践的场景，因为对阿里巴巴来说，电商是今天，云计算是明天。

历史上，互联网大公司都曾经有过重拳反腐的经历，包括腾讯、百度、京东等公司。2018年12月，美团上市后不久，即展开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反腐行动。同样是在2018年，阿里巴巴在主营业务电商部门反腐之后，先后在阿里影业、优酷等生态链公司内部进行了反腐，阿里大文娱负责人杨伟东因此入狱。

互联网的发展史，也是一部分反腐的历史，跨越腐败，才能迈进更高阶段。

无论互联网企业，还是传统企业，腐败是公司面临的必然问题。在传统时代，这是一个无解的难题，只能遏制，不能根治。传统时代，只能依赖制度，制度的根本逻辑是事后惩恶，往往损失已然形成，只能遏制常规的恶，遏制不了人性的贪婪。互联网时代，情况有很大的改观，依托云计算、大数据技术，可以改事后惩恶为事前预防，往往损失还没有形成，防患于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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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下半场，或者说产业+互联网时代，互联网创业公司与传统行业深度啮合，除了反腐外，防黑将成为新常态。

王兴在2016年提出了互联网下半场的概念，同年马云提出了五新理念，更早的时候马化腾提出了“互联网+”的概念，随后有专家更正，认为应该是“+互联网”更准确。“互联网+”强调互联网赋能传统行业，“+互联网”强调传统行业的主导作用。谁对谁错并不重要，更重要的事情是，互联网创业这件事情发生了变化。

变化哪儿呢？在互联网产业发展的早期，或者是互联网上半场，互联网进入的行业主要是文创、资讯、游戏等等，是完全的虚拟与数字，虚实分家，虚拟的与实体的，数字的与物理的独立发展，象两条不相交的平行线，互不干扰。

在互联网发展的当下，或者说互联网下半场，互联网进入的行业是金融、汽车、房地产、招聘、餐饮等实体行业，虚拟与实体、数字与物理融合发展，虚拟再造实体，物理重构数字，在这一趋势向线上线下好的方面会结合，坏的也会结合，带来机遇的同时也会产生了风险，发展中产生了新问题，而且是大问题。

互联网进入下半场，技术驱动变革进入深水区，泥沙俱下，鱼龙混杂。

最惨痛的教训来自滴滴。程维此前接受采访时曾解释：在滴滴公司，决定做一件事情，或是不做一件事情，有三个标准，一是用户价值，即公司提供的产品与服务是不是会给用户提供价值；二是商业价值，即公司的产品与服务能不能给公司赚到钱；三是组织与架构，公司能不能匹配资源实现产品研发、运营等。

滴滴的问题不是出在上面三个方面，程维提到的三个维，滴滴都没有问题。滴滴的问题出在第四个维度，社会价值，特别是社会中潜藏的恶与黑。杀人的顺风车司机是社会上的恶以互联网产品、服务实现，最后成了互联网企业必须背的锅。后果有多严重？滴滴赚钱的顺风车业务停了，十部委成立检查入驻滴滴办公。

瓜子二手车所在的产业更是一个深度垂直的产业，行业特点符合互联网下半场的所有特征，特别是线下线上深度啮合这一点。据瓜子二手车的通告，平台上个别车商通过腐化、串通瓜子员工，违规获取车源、违法交易等。数月前，瓜子深圳员工因私自收取车商车款，已被深圳警方以诈骗罪立案，涉案人员已被警方拘留。

车商传统赚的就是信息不对称的钱，坑完卖家坑买家，价格差最大，赚一单吃半年。瓜子二手车平台上发生的上述问题，是传统商业生态中的恶借助互联网平台的变种、再现，老问题有了新特点。老问题新特点不仅在汽车新零售行业，在互联网金融、互联网出行、互联网零售等行业亦有表现，互联网金融行业表现最集中，最突出，裸贷、网贷等社会问题层出不穷，全国更是发生多起恶性事件。

“互联网+”创业时代，或者说在互联网下半场，一家互联网创业公司的发展需要经历两个阶段，一是净化外部赛道的阶段，战胜所有竞争对手，这是一个公司发展过程中的“万里长征”；二是净化内部环境，反腐打黑，清理队伍，这是“延安整风”。经历了这两个阶段，才能突出重围，完成一个行业的新旧革命。

与之对应的是，创业者面临的挑战也会更大，互联网上半场，创业者研究好产品，做好服务，管理好团队就行了；互联网下半场，创业者还要研究人，防黑防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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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行业新的技术被颠覆、革命时，旧势力一定会反扑。反扑的方法之一，就是把传统商业环境中形成的黑、恶带到新生命中来，腐蚀新生命。

据据瓜子二手车的公告：近日有个别车商向瓜子反映，北京销售人员高某某私自收取并挪用购车款项，金额巨大，已无法与该销售人员取得联系。车商表示，未与瓜子签订购车合同，仅有微信聊天及转账记录，车商认为高某某存在诈骗行为。

因为没有合同，没有通过瓜子账户交易，车商与瓜子之间没有产生任何交易，从法律上来说瓜子没有作何责任。瓜子从道义的角度出发积极寻找高某某，同时协助涉事车商向公安机关报案，但车商以担心款项无法追回为由不予配合，要求公司予以赔偿。在此情况下，瓜子单独向北京市朝阳区公安机关以诈骗罪报案。

车商不协助报案，却聚在瓜子闹事，这使公司很难受，一是影响员工正常上班，二是时有合作伙伴到公司参观，对公司形像有影响。车商的目的很明显，就是让公司难受，利用威胁、寻衅滋事等黑恶手段，逼瓜子替诈骗者埋单。

按照公司的制度，高某的做法是违规的，首先公司规定在平台上购车，必须与公司签购买合同，将钱汇到公司账户上；其次公司规定只能将车销售给个人，而不能买给车商。也就是说，车商既不能在瓜子上购车，也不能直接把钱打给销售。

5月13日瓜子二手车在公告中再次强调公司的相关规定：切勿通过无合同，以及私下与销售交易等方式进行二手车交易，这些交易均不受法律保护。瓜子承诺：对于协助瓜子，配合警方铲除腐败违法行为的个体，瓜子将依法给予高额的补偿。

遭遇黑恶势力围堵在互联网发展过程中这不是第一次，最典型的还是阿里巴巴，2011年“淘宝十月围城”：淘宝因调整招商政策、普涨年费和保证金，遭到一些淘宝卖家，特别是那些一些交易量很少的小卖家反对。在他们看来，这是淘宝对大卖家的倾斜。结果也是这样，那些服务好、有品牌、有品质的卖家成为这一政策调整的受益者。一些三天打渔、两天晒网，被称为“蹲点”型的卖家则很难继续。

有迹象显示，淘宝严厉打击的“刷钻”和“恶意差评”机构在其中也有参与。

“淘宝十月围城”（来源：网络）

这些势力做生意不努力，但闹事很在行。他们通过QQ群、YY群串联组织，因为YY群人数不限，某些商家群达数万人。笔者当时因为采访报道的原因，潜水至某一群，该群人数最高超过五万人。群内有主持，轮流发言，号称要坐火车到杭州“走路”。这事当年闹得很大，据传杭州调动周边警力，布防火车站、汽车站等交通要点，预备劝返闹事小商家，以防事态升级。

上述内容详见笔者2011年报道《网络“围城”：淘宝网与五万商户的拉锯战》。

阿里巴巴当时压力很大，马云当时面临“一个艰难的决定”：是屈服还是奋起抗争。马云的选择是后者，马云当时说了一句很硬的话：面对黑恶势力，坚决做斗争。

马云在2011年的选择很重要：没有这个选择，电商永远就是小卖家、假货、冒牌的集散地，经历淘宝十月围城，有品牌、有质量的商家大规模触网，网络零售被主流消费者接受，最终颠覆传统，新零售才成为大势所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