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交大教授钟明善谈于右任晚年书法风格

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间，于右任先生老年变法，他的草书作品在形体方面仍然恪守标准，但是在结字、用笔、章法上却不断追求着形势之美的再创造，使它更抒情、更完美、更个性化。

一、“雄浑”、“冲淡”见性情。

一九五二年八月于先生在《标准草书》自序修改稿中说：“国人对于草书之观点：赞之者，或许其通神，或赞其入道，或形容其风雨驰骤之状，或咨嗟其喜怒情性之寄，而于字理之组织，则多忽略。”由这段话看，于先生似乎不经意于草书的“神”、“情性之寄”。然而“字为心书”，右任先生的草书毫不例外的也是寄情之作。孙过庭《书谱》有云：“情动形言，取会风骚之意；阳舒阴惨，本乎天地之心。”一个成熟书家的作品，其点线波变、间架结构、章法布局无不参透着书家情感的因素。

二、中锋入纸亦“峥嵘”。

于先生八十岁寿辰时，他的老友徐世英先生祝寿诗有“白发长髯望若仙”、“惊人翰墨龙蛇走”之句，称赞先生之美意与书法。我们观赏于先生的草书总感到精神贯注，流畅自然，劲健豪放，沉着痛快，有力度、有节奏、有韵律，有点线运动的旋律美。仔细分析，其原因在于他以“中锋入纸”、“万毫齐力”中又能着意于点线波变。

书圣王羲之《丧乱帖》、孙过庭《书谱》等都不乏侧锋取险之例。而于先生草书却少见侧锋。中锋用笔，要变现出用笔的节奏感、韵律感，于先生采用了轻重不同的提、按、导。送，产生了笔画的强弱粗细变化；用三折笔法、收笔蓄势表现笔势的跌宕、疾涩、力感、动感。于先生早年主张“作草书首贵流畅”，而晚年草书却能于流畅中求波磔变化，在中锋用笔上走出自己独特的路子，有理得法，有法悟理，实在难能可贵。应该留意的是，于先生的草书始终敢于“字理之组织”。如果不明此理，在行笔时死守“折乃圆”、“圆乃劲”的理法，转笔时也无节制地“折”——转换笔锋行进角度——像画多角的几何形体一样，就会失却“沉着痛快”的大理，破坏字理之组织，坠入魔道。

《诗品》云：“积健为雄”，“返虚为浑”。《诗品臆说》云：“冲，和也。淡，淡宕也”。于先生草书正是“雄浑具全体，冲淡有余情”的佳作。于先生是胸襟博大、激情奔放的诗人，博雅通识、学贯中西的学者，他的精神、气度、修养、情操无不寓于书法之中，溢于书法之外。他的书法奔放、劲健、清奇、旷达、既有生犷质直的美，又有蕴藉潇洒的美。他的经历、学识、修养、怀抱、气质都化作了书法的神韵。

三、结法变化得佳趣

标准草书，以单字论，要选用历代草书中笔道最简的字，“易识”、“易写”，并能表达可追溯本源的“准确”之意，已属不易；再求“美丽”就更难了。于先生在草书结体美化上的煞费苦心的。

章草、今草，一字万同。标准草书以今草为主，兼采章草、狂草，更是一字万同。他要在“字理”范围之内追求结体美，避免“布棋”、“布算子”之病，的确是十分不易的。近世海内外有以纯粹的点线波变为所谓“书法”者，其作品有的不写汉字，有的把汉字写的大失“字理”，无从辨认。对此，我们可以统称之为“寄情之点线”，或“律动之点线”，像纯音乐一样，但不能与中国汉字书法视为一科。如果认为用纯净的线，纯粹的色彩（黑、白）去表达某种意识就是华夏文化乃至东方文化的特征，并由此推出中国汉字书法也可以不受汉字形体组织之约束，那就大错特错了。于先生正是在“字理”不失的原则下去追求草书结体美的途径与规律的。

他大量采取笔断意连的方法使每一个笔画简易而能首尾相应，浑然一体，血脉流于点画之间，神气凝乎中宫之内；或外满，或拱心，毫无支离分散之态。

为了草书结体美，他总结前代草书，找出了不美的原因，提出了美的法则，要求“忌交”、“忌触”、“忌眼多”、“忌平行”。“四忌”体现了于先生在结法上追求“简净”、“险奇”的审美意识。相交太多，笔画触犯，圈眼太多，会使一个字的主笔线湮没在一堆废线之中。草书以凝炼的点线组成抽象符号表达字意。它的欣赏功能始终与使用功能（表意功能）相互依存。因之，书法美不能离开汉字形、意的基础。倘不见主线，无从辨认，没有了实用功能，也就不成其为中国汉字书法，更不是美的草书。“线的平行”、“部的平行”，均衡对称，固然能产生庄严肃穆之感，但刻板呆滞也能引起人们视觉上的疲劳而令人生厌。所以，孙过庭《书谱》提出了“至如初学分布，但求平正；既知平正，勿追险绝；既能险绝，复归平正。”的至理名言。书家们追求“欹斜反正”、“不稳”、“险”、“奇”就是为了打破机械的对称。“四忌”是于先生对草书美的规律的科学总结，也是对传统书法美学理论的继承与发展。

于先生的草书作品体现了他的美学理想。特别突出的就是体势多变。一字重出时，他能写的各具特色，绝不雷同；如果一字中实在需要二至三个圈眼，在于先生笔下，有的呈三角形，有的呈正方形，有的呈圆形，有的呈不规则形，有斜、有正、有大、有小、有缺、有整，有的留白，有的填实，各不相同，各有面目。书史上人们盛赞王羲之《兰亭序》中二十个“之”字、七个“不”字写法有变化美。王羲之主要是在体势的变化上做出了创造性的突破。于先生不但能在一字重出时在体势上求变化；而且能有意识的在一字之内笔画、部件的处理上求异样，使“一字万同”的标准草书更具有艺术的魅力。

四、“霞舒云卷”费经营。

中国汉字书法起于点画，系于结字，成于章法。无论供实用、供欣赏，最终总是以完整的章法呈现在读者眼前的。古人于此，无不着意。隋僧智果有“统视连行，妙在相承起复”之要言，褚遂良书法得“字里金生，行间玉润”之赞誉。于先生于此更大十分留心。一幅之中，字的大小配合，笔道粗细变化，以至落款位置之选择，都与整幅字的气韵表现有密切联系。于先生书法作品的章法也是有特色的。他的草书保持了章草、今草字字独立不相连属的表面特征，但却努力追求其美的旋律。几乎有这样一个规律，他的草书作品首行首字多写的笔道粗重、字形较大，就好像音乐中的强音主调一样，然后由此衍出一幅字的点线轻重及结体大小变化，在渐变中形成跌宕起伏的节奏与韵律，形成了雄浑、豪壮、冲淡、潇洒的意象，给人以美的享受、美的联想。欣赏他的书法，就像吟诵文天祥的《正气歌》、岳飞的《满江红》、苏东坡的《赤壁怀古》，也像听《十面埋伏》，自有一种豪气。

我国草书，源远流长。列朝历代，精研草书者甚众，其著述亦称浩繁。自于右任先生立《标准草书》，为“过去草书作一总结账”，使千古无定之草书成型，使后世能于平易中得草书妙理，为“一字万同”之“标准草书”创立一套美的法则，并以自己书作树立其草书美的典范，使“标准草书”亦能“达其性情，形其哀乐”，“取会风骚之意”，“本乎天地之心”进入写意、抒情的高度艺术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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