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古星宿与地域对应之科学性考释——兼论天岳为上古天象观测中心

摘 要：远古二十八宿与地域的对应同时符合如下两条规则：一、纬度对应规则，即古中国靠南的地域对应靠南的星宿，靠北的地域对应靠北的星宿；二、经度对应规则，即每月观察对应星宿从东方地平线上升起，不受冬夏昼夜长短变化的影响，皆可在古代“中央时间”的上卯时（5:30左右）观测，只是应按经度位置变更12个观测地域，这不同的地域即对应不同的星宿。今传之十二分野当源于商末周初，其划分原理是科学的。寿星之次为天之中宫，亦即十二次的起点，其对应地所属的天岳幕阜山处东西之中，既便于观测北斗，又便于观测28宿，当为上古天文观测中心。伏羲、祝融、虞舜等古帝以天岳幕阜山（古南岳）为活动中心。

关键词：二十八宿；十二分野；天岳幕阜山

二十八宿、十二次与地域对应，是我国古代史书中的一大传统。较早记载分野的是《国语·周语下》，云：“昔武王伐殷，岁在鹑火……岁之所在，则我有周之分野也”，直到清代编地方志，各地还有入某某宿多少度的说法。可见，分野是中国古代的一种非常重要的理论。古人没有测绘地图的精密仪器，最简单而有效的办法是通过天文来表达地理，因而将星宿与地域一一对应。弄清这个原理，对于我们研究上古史极为重要，因为，地名常变动乃至消失，而用星宿来考察上古地望就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方法。尤其是研究传说史中的地名，如：黄帝所生之“寿丘”，虞舜避丹朱于“南河之南”，这类地名已很难从古地理书中找到答案，而用古天地对应的理论就能很好地解决。而且上古的“东南西北”最先是表达时间“春夏秋冬”的，后来才用来表达地理方位，而古代春夏秋冬与建子、建丑、建寅这三正有关，这又影响到地理的“方位”，如上古的“东夷”有时并不指正东，而应指东南；上古的齐国，本来在正东，可《山海经》里称之为“北齐”。总之，研究这个课题的意义重大。

那么，古人为什么建立这种对应？按什么原则建立这种对应？它是否科学？历代学者多有怀疑：“乃若天以阳动，地以阴凝，变主于上，祥应于下，北方之宿，返主吴越，火午之辰，更在周邦；且天度均列，而分野殊形，一次所主，或绵亘万里，跨涉数州，或止在阛内，不布一郡，而灵感遥通，有若影响，故非未学，未能详之”。

而笔者查《国语·晋语四》：“吾闻晋之始封也，岁在大火……”此中认为晋分封之时岁在大火，按上述理论则宜对应“大火”之次，可是，众所周知，晋对应的是实沈之次。而且国名变化，其国土所对应的星宿不变。如：与参宿相对应的国土，先是大夏，后是唐人，后是晋人，《左传·昭公元年》：“迁实沈于大夏，主参，唐人是因，……及成王灭唐而封大叔焉，故参为晋星。”又如：《汉书·地理志》云：“宋地，房、心之分野也。……宋虽灭，本大国，故自为分野。”又如陈为楚所灭，属楚国，按上述理论应与楚同对应轸翼二宿，可是按星野说，陈与郑、韩对应同一星宿。故班固说：“自胡公后二十三世为楚所灭。陈虽属楚，于天文自若其故。”可见天上的星宿与地面上的某一区域建立了牢固的对应关系。陈久金教授作《华夏族群的图腾崇拜与四象概念的形成》则认为四象及恒星分野源于图腾崇拜，但并没有论证十二分野的科学性。本文拟就有关天地对应的科学性问题试作如下论证，请学者专家指正。

一、分野对应原则试探

要弄清星宿与地域的对应，必先探索其对应的原则。为了弄清其对应原则，不妨先考以古书记载：

《淮南子·天文》：“何谓九野？中央曰钧天，其星角、亢、氐，东方曰苍天，其星房、心，尾，东北曰变天，其星箕、斗、牵牛，北方曰玄天，其星须女、虚、危、营室，西北方曰幽天，其星东壁、奎、娄，西方曰颢天，其星胃、昴、毕，西南方曰朱天，其星觜訾、参、东井，南方曰炎天，其星舆鬼、柳、七星，东南方曰阳天，其星张、翼、轸”。其《地形》又曰：“何谓九州？东南神州曰农土，正南次州曰沃土，西南戎州曰滔土，正西弇州曰并土，正中冀州曰中土，西北台州曰肥土，正北泲州曰成土，东北薄州曰隐土，正东阳州曰申土。”可见，九方天对应九方土。于此可知古星野对应的基本法则是按方位对应的（按：天之东南西北即指天时之春夏秋冬四季）。即东方天（春天）对应东方土，余类推。

那么，十二次与十二州（国）的对应是否是方位对应？按天之九野与地面对应的原则，十二次与地面的对应，亦当如此。只不过随时代之变迁，人口之迁徙，至春秋战国时，有些州国之对应好像不与十二次为方位对应罢了。

所谓“十二州（国）”是指当时天子所辖国土的十二块土地之名，这十二块地与春秋时十二“国”国名相同，但并不囿于那个“国界”，春秋时的十二国是因为立在这古老的十二块地上才以这个地名为国名的。正如王充所云：“唐虞夏殷周者，土地之名，尧以唐侯嗣位，舜从虞地得达……皆本所兴昌之地，重本不忘始，故以为号……犹秦之为秦，汉之为汉，秦起于秦，汉兴于汉中，故曰秦汉；犹王莽从新都侯起，故曰亡新。”例如秦是周之附庸，至襄公始封为诸侯，但在秦成为诸侯之前就有“秦”这个地名。可见是先有与鹑首之次相对应的秦地，再有建立在秦地之上的秦国。疑古派认为十二次对应了春秋时的十二国名，因而星野理论是春秋以后的事。这无疑是没有根据的。其实这十二个地名早就有，春秋时只沿用而已。再说春秋又何止十二国？

二十八宿、十二次与“天下”之对应，可从《史记·天官书》中找到其原形：“角、亢、氐，兖州。房、心，豫州。尾、箕，幽州。斗，江、湖。牵牛、婺女，杨州。虚、危，青州。营室至东壁，并州。奎、娄、胃，徐州。昴、毕，冀州。嘴訾、参，益州。东井、舆鬼，雍州。柳、七星、张，三河。翼、轸，荆州。”此中若将斗、牛、女合对吴越，便是十二次之对应。《汉书·地理志》引刘向云：“秦地，于天官东井、舆鬼之分野也……；韩地，角、亢、氐之分野也……；赵地，昴、毕之分野……；燕地，尾、箕分野之地……；齐地，虚、危之分野……；鲁地，奎、娄之分野……；宋地，房、心之分野……；卫地，营室、东壁之分野……；楚地，翼、轸之分野也……；吴地，斗分野也……；粤地，牵牛、婺女之分野也。”

自危十七度至奎四度，曰豕韦之次，一名觜訾，于辰在亥，谓之大渊献，于律为太簇，斗建在寅，今卫分野。

自奎五度至胃六度，曰降娄之次，于辰在戌，谓之阉茂，于律为夹钟，斗建在卯，今鲁分野。

自胃七度至毕十一度，曰大粱之次，于辰在酉，谓之作噩，于律为姑洗，斗建在辰，今赵分野。

自毕十二度至东井十五度，曰实沈之次，于辰在申，谓之涒滩，于律为中吕，斗建在已，今晋、魏分野。

自井十六度至柳八度，曰鹑首之次，于辰在未，谓之叶洽，于律为蕤宾，斗建在午，今秦分野。

自柳九度至张十七度，曰鹑火之次，于辰在午，谓之敦牂，一名大律，于律为林钟，斗建在未。今周分野。

上古星宿与地域对应示意图

为弄清星野对应规则，我们不妨将二十八宿、十二次形成的一个大圆覆盖在“春秋形势图”上，得出如“图一”之对应。我们会发现，除燕国、鲁国有些特别外，其他各国与对应的宿、次排列是很有规律的。那么为何燕国、鲁国有些特别呢？其实，燕本在今山东西南及安徽一带，《史记·燕召公世家》：“周武王灭纣，封召公于北燕”（实际是在成王以后封召公之子，详下），说明还有南燕。燕即偃（奄），如：北京房山县琉璃河有北燕国古城址和古墓葬，并出土不少有“匽侯”铭文的青铜器，证明燕字与“匽”字相通。今山东曲阜至安徽一带，居住着皋陶后裔，偃姓。如《世本校辑》云：“皋陶出于少昊，其后为六，偃姓”，又如《帝王世纪》云：“皋陶生于曲阜，曲阜，偃地，故帝因之，而以赐姓曰偃。” [6]可见十二次分野中的古燕宜在曲阜至安徽一带地。而鲁则宜在今北京附近，即后世所谓的燕（北燕）。据史载，在夏代就有古鲁地之名，这与尧后裔刘累有关。刘累是帝尧陶唐氏的后裔，生于夏朝后期。《左传·昭公二十九年》：“刘累学扰（驯养）龙于豢龙氏，以事孔甲，能饮食之。夏后嘉之，赐曰御龙氏，以更豕韦之后，龙一雌死，潜酱以食夏后，夏后食之，既而使求之，惧而迁于鲁县，范氏其后也”。《史记·夏本纪》也有同样记载。《水经注》云：“尧之末孙刘累，以龙食帝孔甲，孔甲又求之不得，累惧而迁于鲁县立尧祠于西山，谓之尧山”。而后刘累后裔又被周成王封于北京附近，将鲁地名带到新地。

三民书局《大辞典》第400页对“刘”的解释：“刘，地名”，帝尧陶唐氏后裔的封地，在今河北唐县。宋代郑樵的《通志·氏族略·以邑为姓》刘条也说：“帝尧陶唐之后，受封于刘。其地在今定州唐县也。裔孙刘氏以能扰龙，事夏为御龙氏，亦为杜伯。宣王时国灭，在商为豕韦氏，在周为唐杜氏。……”。这个唐也或称为蓟。《史记·周本纪》载，“周武王追思先圣王，乃褒封神农之后于焦，黄帝之后于祝，帝尧之后于蓟，帝舜之后于陈，大禹之后于杞。”

星宿与商末周初地域对应示意图

二、分野对应之科学解释

天地对应其实并非封建迷信，它可以得到科学解释。它主要体现在纬度、经度位置有序对应上。

汉代二十八宿图

（一）纬度位置对应

这首先可从二十八宿及十二地所处的纬度位置得到反应。如“图三”（汉代二十八宿图——薄树人先生据东汉天文家蔡邕《月令章句》描绘），其与楚对应的翼轸，与吴越对应的斗、牛，与宋对应的房、心、氐，与郑（韩）对应的角、亢、氐均在黄道或赤道之南，而与齐、卫、鲁、赵、秦等北部地区对应的星宿则在赤道或黄道之北。其所以要如此对应，完全是为了观察星宿的方便。于是我们大体可以知道古帝王分封诸侯的时候还要分个星宿的原因，即古天子谨授民时，告示各诸侯国应以其最方便观察的星宿来确定农时。《左传·襄公九年》记载：“陶唐氏之火正阏伯居商丘，祀大火，而火纪时焉。相土因之，故商主大火。”《左传·昭公元年》又载：“昔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阏伯，季曰实沈，居于旷林，不相能也。日寻干戈，以相征讨。后帝不臧，迁阏伯于商丘，主辰。商人是因，故辰为商星。迁实沈于大夏，主参。唐人是因，以服事夏商。”可见宋地人（商人）世世代代以大火星定农时季节，唐人则以参宿。因此各地域之所以要对应一定星宿，完全是定农时观天象的需要，以便于观察为原则。于是我们也可以从科学意义上说明召公之北燕不能对应箕尾二宿的理由。北燕所居地的纬度在北纬40至45度，而尾宿在南纬43度左右，北燕之地看到的尾宿基本在地平线上，很难看清，怎么观察？

这种对应可从《淮南子·天文》找到依据：“太阴在寅，岁名曰摄提格，其雄为岁星，舍斗、牵牛，以十一月与之晨出东方，东井、舆鬼为对。太阴在卯，……岁星舍须女、虚、危，以十二月与之晨出东方，柳、七星、张为对。太阴在辰，……岁星舍营室、东壁，以正月与之晨出东方，翼、轸为对。太阴在巳，……岁星舍奎、娄，以二月与之晨出东方，角、亢为对。太阴在午，……岁星舍胃、昴、毕，以三月与之晨出东方，氐、房、心为对。太阴在未，……岁星舍觜訾、参，以四月与之晨出东方，尾、箕为对。太阴在申，……岁星舍东井、舆鬼，以五月与之晨出东方，斗、牵牛为对。太阴在酉，……岁星舍柳、七星、张，以六月与之晨出东方，须女、虚、危为对。太阴在戌，……岁星舍翼、轸，以七月与之晨出东方，营室、东壁为对。太阴在亥，……岁星舍角、亢，以八月与之晨出东方，奎、娄为对。太阴在子，……岁星舍氐、房、心，以九月与之晨出东方，胃、昴、毕为对。太阴在丑，……岁星舍尾、箕，以十月与之晨出东方，觜訾、参为对。”

从以上记载可以看出，各月所对应的星宿，均在当月早晨从东方升起。而且“岁星”与之“晨出东方”。这大概就是古人所说的“岁星所在之辰”。

但这个“早晨”的时间不是固定的，夏天在4-5点，冬天在6-7点。《吕氏春秋》、《月令》记载：孟春之月（正月），“日在营室，昏参中，旦尾中”；仲春之月（二月），“日在奎，昏弧中，旦建星中”；季春之月（三月），“日在胃，昏七星中，旦牵牛中”；孟夏之月（四月），“日在毕，昏翼中，旦婺女中”；仲夏之月（五月），“日在东井，昏亢中，旦危中”；季夏之月（六月），“日在柳，昏火中，旦奎中”；孟秋之月（七月），“日在翼，昏斗中，旦毕中”；仲秋之月（八月），“日在角，昏牵牛中，旦嘴觿中”；季秋之月（九月），“日在房，昏虚中，旦柳中”；孟冬之月（十月），“日在尾，昏危中，旦七星中”；仲冬之月（十一月），“日在斗，昏东壁中，旦轸中”；季冬之月（十二月），“日在婺女，昏娄中，旦氐中”。由此可知，从晚至晨星宿每夜“移动”的度数在每个月是不相同的。

从上表还可知，上卯时（5:30左右）是适中的观星时间。赵、宋、卫、偃交界处的“商都”是中央观星地，因为此四地观星时间接近5:30。于是我们可以断定，十二分野是以商都附近为观测点的。也可知此分野源于商代。

我们试以仲夏、仲冬二月为例来说明之。以早晨5:30作为观星时间，以中央地商都为观测地。

在仲冬之月（此月冬至，为夏历11月）15日早晨5:30时，与此月对应的南斗、牵牛二宿尚未从东方升起（以二宿的中心位置为准，下同），如上表，要等到6点16以后，才升于东方，而此时在吴地（其经度偏商都之东约10度）的观测者，则正好看到斗牛二宿东升，因此，古天文家认为斗、牛二宿宜对应吴。

三、分野理论溯源与天岳幕阜山为上古天文观测中心考

《尚书·尧典》有尧派四人至四方观天象的记载，夏历成于帝尧之时，并指出一年366天，证明其时已经有了正式的历法。制定历法的首要前题是测天象，而观测天象的前题是确立天体坐标，28宿就是这样的坐标，没有这样的坐标就无法描绘其它星宿的位置，因此自从正式观天象之时开始，就应有28宿的坐标系。

同理，上古中国的州域、分星从哪里起算？也当有个文化根基的问题。从上引《淮南子·天文》《史记·天官书》等所有天文古籍记载可知，皆从角宿起算，或曰皆从寿星之次起算。而且，这个角宿、氐宿所在的宫位称为“中宫”，即中央之宫，其他25宿则分别为东南西北四宫，可见“中宫”的地位。

再说娄宿偏于赤道以北较远，星宿构图也不便观测。而秋分点是寿星及寿星之次的角、亢、氐三宿(参见图三、图四)，角宿的亮星正处于与赤道垂直的上空 (如图四)。王希明的《丹元子步天歌》中介绍角宿一段：“南北两星正直悬”，也好观察。因此，上古之人观测天象当然首先要选择在28宿及十二次的起始之次——寿星之次所对应的郑、韩、及古长沙国。寿星之次自轸十二度至氐四度，就是说，轸17度中有5度跨进了寿星之次，而这5度所对应的地域正好就包括湘东地区。从图四可知，各地皆便于观测其南面比自身纬度位置低35度的星宿。即郑、韩只适于便利地观察角、亢等赤道附近的星宿，而不便观测更南的翼、箕、尾等位于南方的星宿。北斗也接近郑、韩之天顶，需全仰头，不便观测并辨别斗柄的方向，而湘鄂贛的天岳幕阜山地区是江汉平原与洞庭湖平原及鄱阳湖平原的中心，其纬度28度左右，既能很好地观测北斗，又能很好地观测28宿，其又居东西之中。因此，湘东地区的天岳幕阜山便成为古代观天象的首选之地。

至颛顼后裔，舜之先祖——虞幕时代。其家族世代为天文官，如虞幕、穷禅、祝融、瞽瞍等等

罗泌在《路史·余论》中叙《吕梁碑》云：

吕梁碑，刘耽作，字盖为小篆，钩画讹泐间可认者仅六十言，耽于传无闻矣，据碑之言，皇帝登封之岁，则盖秦汉间人也，碑中叙纪虞帝之世云：舜祖幕，幕生穷蝉，穷蝉生敬康，敬康生乔牛，乔牛生瞽瞍，瞽瞍产舜。

自幕至舜的世系更明确。

《国语·郑语》云：

夫成天地之大功者，其子孙未尝不章，虞、夏、商、周是也。虞幕能听协风，以成乐物者也。夏禹能单平水土，以品处庶类者也。商契能和合五教，以保于百姓者也。周弃能播制百谷疏，以衣食民人者也，其后皆为王公侯伯。祝融亦能昭显天地之光明，以生柔嘉材者也，其后八姓于周未有侯伯……

四、虞舜在湘鄂赣天岳幕阜山周围成为“诸侯”

《帝王世纪》言舜都“浦坂”（阪），“阪”者言山之反面，如炎帝与黄帝战于“阪泉”，山东银雀山汉墓出土的《孙子兵法佚文·黄帝伐赤帝》作“反山之原”，《说文解字》：“阪，坡者曰阪，一曰泽障，一曰山协也。”那么“蒲阪”即言“浦泽”的反面（隔天岳幕阜山），今其地有浦圻市（在湖北），“圻”通“畿”。《集韵·微韵》：“畿，《说文》：‘天子千里地。以远近言之，则言畿也。’或作圻。”杜佑注《左传·昭公二十三年》“方千里为圻”，可知圻者近也。蒲圻者，当属于舜之王畿。因此，所谓蒲坂（阪），即在蒲泽附近，与浦泽仅一山之隔。《路史·国名记》云：“长沙：今岳之沂江，潭之益阳，梁之重华县有重华城，一号虞帝城，记为帝都。非。”罗泌未讲任何理由即说“非”，不可从。这里说明，旧史确曾记载舜都两湖地区，即加入了尧部族地区。

何介钧先生介绍说：江西地处长江中、下游交界处，新石器时代晚期后段或称龙山时期的遗址发现了一批，但面貌较清楚的仅限于赣西北、赣中和鄱阳湖西岸和南岸。从樊城堆文化的内涵分析，它明显接受了包括薛家岗和早期良渚文化的影响，也就是同时期东方文化的影响。何介钧先生的介绍很有价值，为舜的西进提供了先前两地文化交流的基础。

良渚文化在大约距今4200年的时候消失，而湘鄂赣边、天岳幕阜山附近的尧家林、舵上坪、岱子坪新石器遗址始兴，使得石家河文化在湘东至湖北长江边一块狭长地带出现一个新的地方类型。这与舜的时间正合。这应当是舜时遗址，舜上台后，将尧时因反对舜上台的苗民驱至“南海”。从此，湘东一带变成了舜的势力范围，因而就形成了尧家林~舵上坪~岱子坪类型的石家河文化带。他死后葬湘南之九嶷山，绝非偶然。

两湖地区可以明显地看到良渚文化因素，湖南湘乡岱子坪遗址中，属于一期的M62出土的两件贯耳罐（M62:8、M62:1）和一件高柄豆，同属于良渚文化，时间应为良渚文化晚期。湖北黄梅陆墩新石器时代墓葬遗址出土的贯耳壶（M8:1、M16:1）也明显具有良渚文化风格。岱子坪第二期的前期墓葬中发现的细长颈鬶，与太湖地区吴兴钱山漾良渚文化遗址中发现的细长颈、管状流、下部残缺的泥质红陶残鬶，南京太岗寺和北阴阳营等遗址中细长颈的残鬶，安徽肥西县古埂、江西修水跑马岭和湖北松滋桂花树等遗址相类似的鬶一样，吴汝祚先生认为“长江下游地区的细长颈鬶是受大汶口文化颈部较细高的羊乳式袋足鬶的影响下产生的，然后溯江而上，一直分布到长江中游等地区，推断这是长江中下游史前文化相互交流影响的一条路线。”

尧家林遗址所在的鄂东南，邻近赣西北，受其同时期原始文化影响较为明显。因此，虽然整体属于石家河文化，但具有较强的地区特点。石器中长方穿孔石刀、马鞍形和梳形穿孔石刀、有段石锛、弓背形石锛，是具有地区特色的生产工具。陶系以夹砂红陶、夹砂灰褐陶为大宗，晚期粗糙厚重。纹饰变化的阶段性特别鲜明:早期多篮纹，其后以方格纹为主，而到晚期，多绳纹。器形中鼎和鬶特别发达。鼎有罐形、釜形和折腹釜形(或盆形)，侧装扁三角形足常见。高领罐和折沿罐常附矮圈足，是这一类型特殊的器形。器座发达。这里的筒形澄滤器，有流，而器内无刻槽。晚期特多厚胎、平沿、折壁、平底、直圈足、容积极小的盂。因此，我认为将其单列为石家河文化的一个地域类型即尧家林类型是有充足理由的。与其邻近的湖南平江舵上坪遗址1975年曾发掘200平方米，出土物的器形，风格，纹饰与质地都接近于尧家林，并且可以为尧家林类型补充众多的内容，可惜至今材料未整理公布，因此只能在此附书一笔。

笔者以为，湘东至鄂东南地区首先是尧族历史主体早年活动过的地方，有一定的独立性，待尧统一洞庭湖地区并“受命”为天子后，这里又由舜族经营，故能形成自己的地方特色。但外族人从来不可能改变该地人们的生活习惯。两湖地区与良渚相距遥远，能从普通人使用的陶器、石器中体现出良渚文化的风格就足够可以说明部分良渚人即舜族人已经迁入该地。

后石家河文化时期时间在距今4300~4000年，这与尧、舜时期正好相合。其玉器大多出于瓮棺葬墓，而且现已发掘的成人墓葬也皆为瓮棺葬，这与舜的葬俗同。《帝王世纪》：“有苗氏叛，虞舜南征，崩于鸣条，殡用瓦棺。”良渚文化在距今4300~4200年消失，而后，后石家河文化开始出现大量良渚式玉器，这就表明良渚贵族确实来到了荆楚地区。

总之，远古二十八宿与地域的对应同时符合如下两条规则：一、纬度对应规则，即古中国靠南的地域对应靠南的星宿，靠北的地域对应靠北的星宿；二、经度对应规则，即每月观察对应星宿从东方地平线上升起，不受冬夏昼夜长短变化的影响，皆可在古代“中央时间”的上卯时（5:30左右）观测，只是应按经度位置变更12个观测地域，这不同的地域即对应不同的星宿。今传之十二分野当源于商末周初，其划分原理是科学的。寿星之次为天之中宫，亦即十二次的起点，其对应地所属的天岳幕阜山处东西之中，既便于观测北斗，又便于观测28宿，当为上古天文观测中心。伏羲、虞舜等古帝以天岳幕阜山为活动中心。( 注：本文前面主体部分原载《农业考古》2008年第1期，经修改扩充，刊《文明与国家》第一辑，科学出版社，正在出版。)

来源：《lAHLS通讯》第27期、lAHLS通讯头条号，作者：刘俊男，湖南攸县人，重庆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学院教授，博士,历史系主任，研究生导师，重庆师范大学中国古代文明与国家起源研究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