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惕“模糊认罪”影响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实施

笔者在办案过程中发现，随着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全面推开，实践中出现犯罪嫌疑人“模糊认罪”的问题，即犯罪嫌疑人理解的、所说的“认罪”，与法律意义上的“认罪”内涵不一致。如果简单地以犯罪嫌疑人的表态来确定是否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可能会影响制度实施的效果。

比如，犯罪嫌疑人A隐瞒已将房屋出售的事实，以作废的购房合同为抵押，向他人借款。现有证据中，收条和被害人证言相互印证，借现金10万元。A到案后表示认罪，承认诈骗行为，也承认欠了对方10万元。但辩称借的是高利贷，用购房合同抵押时借的本金只有5万元，这10万元是案发时本金和利息的合计。又比如，犯罪嫌疑人B涉嫌故意伤害案，在案证据证明B因口角持刀冲进一KTV包房内扎伤一人后逃跑，在他人追赶过程中，又在马路上扎伤两人。接受讯问时，B承认伤人，而且反复表示认罪，愿意积极赔偿损失。但其辩称走到包房门口看对方人多就跑了，后来在马路上被几个人追上后围打，实在没办法才挥刀，事后才知道伤人。

这两起案件的犯罪嫌疑人认错态度都很好，对犯罪的“结果”都承认，但对作案的过程等都作出了辩解。这些辩解是否影响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适用？

修改后刑事诉讼法第15条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愿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承认指控的犯罪事实，愿意接受处罚的，可以依法从宽处理”。按照这一规定，所谓“认罪”，是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愿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承认指控的犯罪事实”。这是该制度适用的逻辑起点。

什么是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规定，是指犯罪嫌疑人如实交代自己的主要犯罪事实。“主要犯罪事实”，指的是决定行为人构成罪与非罪、重罪与轻罪、影响其量刑档次的事实。如果只交代部分犯罪事实，或者避重就轻、推脱责任，就不能认定为“认罪”。当然，承认指控的主要犯罪事实，仅对个别细节提出异议的，或者对犯罪事实没有异议，仅对行为性质提出辩解的，不影响“认罪”的认定。

笔者认为，在上述案件中，犯罪嫌疑人接受讯问时所说的“认罪”是模糊意义上的，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的“认罪”内涵不完全相同。A辩称用购房合同抵押时借到的现金只有五六万，诈骗金额可能会影响量刑；B否认冲进包房刺伤他人的犯罪事实，对在马路上伤人解释为被殴打后还手，与在案证据能证明的事实完全相反。实际上，两名犯罪嫌疑人的辩解均否认了主要犯罪事实。此时犯罪嫌疑人所理解的“认罪”，就是一个姿态，不排除为了争取从宽处理而随意表态或草率认罪。

虽然法律对何为“认罪”规定得很明确，但司法实践中确实存在犯罪嫌疑人认错不认罪、避重就轻、部分认罪、表面上认罪而实际上不认罪等多种情况。如何理解“认罪”的内涵和外延，如何让犯罪嫌疑人理解到“认罪”不仅仅是一个姿态，防止出现模糊认罪，成为全面落实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一个重要现实问题。尤其司法机关在办案中不能简单讯问“你是否认罪认罚”，同时也不能简单以犯罪嫌疑人说是否“认罪”来判断认罪态度。

如何解决模糊认罪的问题，需要回归制度本来的价值。无论司法机关还是犯罪嫌疑人，都必须首先明确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前提是“认罪”，而衡量是否“认罪”的依据就是是否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这里的“认罪”不是宽泛表态，而是必须具有法律意义上犯罪构成要件的客观基础，需要犯罪嫌疑人基于客观事实作出真实供述，对自己所为之事既要有清晰的事实层面的认识，也要有法律层面的认识，认同检察机关的法律评价，对“指控”没有异议。

其次，要对什么是主要犯罪事实进行释法说理。也就是说，要让犯罪嫌疑人准确理解法律意义上的认罪具有怎样的内涵。在签署具结书之前，还应告知犯罪嫌疑人检察机关指控的犯罪事实。对于犯罪嫌疑人的各种辩解，承办人需要向其说明，如果只交代部分犯罪事实，避重就轻、推脱责任，就不符合“认罪”的基本要求。这一过程既充分保障犯罪嫌疑人的知情权，解答当事人的疑惑，也有助于把事情讲透、去除认罪的模糊性问题。

再次，认罪认罚从宽是一个协调配合、有机统一的整体。司法办案中，不能单一看认罪，还要考虑认罚。通过认罪认罚实现从宽处理，这是当事人的核心诉求。实践中办案人员往往对“认罪”关注较多，对“认罚”关注相对较少。但“认罚”直接体现了悔罪态度和悔罪表现，是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关键条件。检察机关在阐明指控犯罪事实的基础上，还应主动向犯罪嫌疑人阐释提出量刑建议的法律和事实依据，让犯罪嫌疑人知悉签署具结书的法律后果，从程序上保证“认罪”更加稳定和规范。（检察日报 北京市海淀区检察院 马骐 庄晓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