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领滥杀无辜数万百姓丧命，如此大罪为何明宪宗不闻不问？

明宪宗成化二年（1466年）十一月，总兵官赵辅由于在平灭广西大藤峡瑶民起义中立下大功，宪宗封他为武靖伯，子孙世袭。这位立功封伯爵的赵辅，庆贺的喜酒还没有喝完，广西浔州府的六百里加急战报就飞送到了兵部：广西苗族起义，攻打了四个州县，官军节节败退。在朝的言官，纷纷上书，弹劾新晋升为伯爵的赵辅。

广西的巡按御史端弘也上书皇帝，说：“广西贼人的流毒正盛之时，赵辅就退兵了。而且他还向朝廷谎报军情，说贼人已经消灭光了，以此来假冒战功，请功受封。如果不治赵辅之罪，就无法做到以儆效尤了。”

言官的弹劾是有真凭实据的，武靖伯得知此事后，吓得面无人色。他连夜写了奏疏，向宪宗详细地陈诉战斗的经过，将一切罪责全推给了守将欧信。宪宗看完赵辅的奏疏后，既没有降罪于他，也没有治欧信的罪，只是下了一道圣旨，让留驻广西的韩雍出兵诛剿。

到了成化四年春，赵辅晋升为侯爵，真是怪了，有罪不罚，反而升官，这让文武大臣们议论纷纷。成化六年十月，荆襄的李胡子又起义了，他率义军攻打南阳、荆州、襄阳等州县，节节胜利，兵力迅速扩大，震惊了朝野。当年十一月，宪宗命都御史项忠总督河南、湖广、荆襄军务，讨伐李胡子。一年后，项忠平定义军，将李胡子一百二十九人押送北京，斩首示众。

成化七年十二月，宪宗封项忠为右都御史，留在原地，治理荆襄九郡。可项忠的屁股还没坐热，成化八年四月，就有一个名叫梁璟的给事中上书皇帝，弹劾项忠。内容是，都御史项忠，偏听偏信部下检讨官张宽、御史刘诘、湖广总兵李霞的话，纵容士兵滥杀无辜百姓，邀功请赏，请宪宗给予治罪。

宪宗皇帝看完梁璟的奏折，不以为然，批示说：荆州、襄阳地区的流民久为国家祸患，现在好不容易扫荡干净了，就在这时妄加评议，这不是鼓励天下人立功杀敌的办法。

几天后，看不出眉眼高低的兵部尚书白圭，又上书宪宗，说：“项忠报给皇上的文册中，报告荆襄战斗中立功人员的情况，与湖广总兵李霞前后两次上报的军情不相符合。请皇帝重新核对一下。”宪宗看完白圭的奏折，心中十分不快，将他的奏折压下，留中不发。白圭弄得灰头土脸，自讨没趣。

宪宗这种不顾事实，大力支持赵辅、项忠等人，其原因究竟是什么呢？原来，项忠在平定荆襄李胡子义军之初，他的二十五万大军只杀了五千义军，而且还将流民一万多人发配湖广、贵州戍边。这一万多人，十之八九死在路上、船上，尸体在江边上到处可见。

项忠把战报送到北京，宪宗看完后，觉得杀得太少，流放边卫的也太少了。于是，他下了一道圣旨，写道：“纵兵诛剿，示不臣之炯鉴，明天威之莫犯也。”圣旨下达后，作为前线的总指挥项忠，下令二十五万大军兵分八路，进山全力“诛剿”。于是，杀光、抢光、烧光就开始了。

二十五万大军，杀死了流民数万人，也杀死了几万非流民。这些非流民从朱元璋建立明朝开始，就世世代代定居这里。他们有户口，有土地，有房屋。他们没有参加义军，也没有反抗朝廷，但却遭到了屠杀。

项忠平定荆襄义军后，立下一块功碑，刻上官兵平定义军的经过，留作后世纪念。当时，人们都叫这块记功碑为“落泪碑”，看到这块碑的人，无不落下伤心的泪。所以人们以“落泪碑”三个字，讽刺项忠，讽刺明王朝，讽刺明宪宗朱见深的残暴。

所以，宪宗根本不理睬那些弹劾项忠的奏疏，原因很简单，因为这是宪宗让项忠杀的，他们又如何能告到项忠呢？他们越告，项忠的官升得越快，这其中的奥秘，只有宪宗最清楚了。

其实，前面提到的广西巡按御史端弘弹劾总兵官赵辅等滥杀百姓，冒功受封也是真有其事。但道理是一样的，因为赵辅、韩雍都是奉了圣旨，他们才敢命令十六万大军杀人、放火、抢劫。因此，宪宗不仅不治他们的罪，反而升他们的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