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勇在故宫博物院上班。身为故宫博物院影视研究所所长的他，办公具体地点在紫禁城西北角楼的下面，一个四合院。
每天穿越闹市，进到故宫大门里，他顿时就能感到，“气息跟外面不一样。心非常静。有人说，故宫有自己的时间。”祝勇深有感受。院子里有很多树。时令的变化在院子里面的体现很丰富，什么季节什么花开，花一轮一轮地开。如果上班到得早，他还能看到有猫在树的下面吃草。
对于一个创作人来说，汲取外界信息和营养，是非常重要的。让祝勇高兴的是，故宫是个大学校，哪方面的专家都有，可以随时请教，“故宫是一辈子都很难毕业的大学校。所以我真觉得自己特别地幸运。”
祝勇：我很幸运的是面对的是故宫。它是永远也挖掘不完的历史的秘密。虽然有一代一代的学者和作家对故宫包括清宫这样的题材的书写，但我觉得还是有很多的细节和历史的真相，有待探寻和发现。因为故宫的文化太复杂，太庞大，不可能有人用全知的视角来讲述。每个人都从自己的视角。”祝勇说，他会照着目前的节奏一步步写下去，“我希望在不远的将来，人民文学出版社为我出版的关于故宫的书，能形成一个比较庞大的系统，献给读者，献给故宫六百周年。”
祝勇:我希望在纪录片中注入文学性。这不仅因为我多年从事写作所形成的对文学的偏好，更是出于纪录片自身的需要。文学是其他很多艺术的母体。许多艺术门类，都需要站在文学的肩膀上，比如戏剧、电影、音乐，甚至美术，才能飞高飞远。中国最早的绘画，就是叙事性长卷，像东晋顾恺之的《女史箴图》《洛神赋图》，而且，直接改编自文学名作，即西汉张华的《女史箴》、汉魏曹植的《洛神赋》。
祝勇：我很享受在这两种艺术形式之间转换，并不会感到混乱，相反，他感觉到新鲜感，更有创作的激情。写作更有开放性。我曾经问过作家刘恒。（刘恒拍过邓超主演的《少年天子》）：“你是怎么既写小说又当好导演的？”刘恒说，其实当导演跟写作，本质上是一样的。比如都要注意细节。后来我自己拍完片子，深深体会到他在说什么。一个做川菜的师傅做得很好，你让他去做法式大餐，他往往也能做得很好。一个差的川菜师傅做法式大餐也不行。表面上看不是一回事，但实际上是一样的。
封面新闻：现在人们对影像视频这个信息载体非常依赖，对文字的阅读耐心不够。您怎么看？
祝勇：文字与影像，传播方式与功能不一样，各有价值、魅力，可以互相补充，却不能彼此取代。影像的呈现方式更加直观，但影像很难直接表达思想，只能把思想放在形象的背后，曲折地表达，文字则可以大段大段地铺展，所以思想深刻的文字，尤其是哲学性、思辩性文字，影像很难取代。
“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你说怎么拍！影像比较直观，生动。这既是它的长处。但也有它的短板。与文字能引发不同人有不同的想象力不同，影像化过于直白，诠释角度倾向于单一。前几天我把《芳华》小说看了。三个小时，刚好坐飞机能看完，结论是小说比电影好看。一个小说一旦电影化就会损失很多东西。而且，读文字可以在一个地方停留。但看画面表达，很难长时间停留在一个地方，细细琢磨。
当代书评 | 祝勇：站在故宫，写作整个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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