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遗忘的鹤岗们:资源型城市,何去何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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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鹤岗人做梦都没想到,在2019年的某一天,这个曾经因为“煤城”而声名显赫的边境小城,会因为每平米300元的低到尘埃里的房价,而再次闻名全国。

  部分老旧小区房子只要300元每平方,而在网络热帖里流传的鹤岗九州松鹤小区、兴建小区、平安小区等地方,两三万元一套的房子比比皆是,尽管这只是鹤岗的极端案例,但房价跌成白菜价,确实是不争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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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时间回到1918年,鹤岗人一定恍惚如梦。

  那时候,人口仍在大量增长的鹤岗开始了第一口煤矿的开采,1918年成立的鹤岗煤炭矿业有限公司,是民国时期工业化的商业化经典案例,但100年过去后,繁华恍如人间一梦。

  再回到60多年前,那时候,尽管经历了抗战破坏、苏联人的劫掠和解放战争,但历经民国时期张作霖、张学良父子两代以及日本人的伪满时期建设,即使到了建国初期,鹤岗所在的东北地区,仍然是新中国的工业心脏。

  1950年,主政东北的高岗曾经说了一组数据:

  “根据一些还不算完全精确但大致近似的数字,以1943年为例:东北煤的生产占全国的49%,生铁占全国78%左右,钢材占全国93%,电力占全国78%,铁路占全国42%。重工业的若干部门,东北方面的数字,完全是压倒性的。不但工业,即在工业中有的部门,例如东北的大豆,是在全世界闻名的,根据1938年的数字,他的生产占全国的51%。”

  而1950年再往前推5年,1945年抗战刚刚胜利时,那时中国85%的经济总量集中在东北,10%在台湾。

  张作霖父子的苦心经营和日本人的殖民统治,为东北的崛起奠定了基础,但也注定了东北此后畸形的产业结构:这就是重工业独大、轻工业遭到抛弃的产业政策,在日后,这种计划经济的产物,也将注定鹤岗乃至东北辉煌和衰落的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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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在鹤岗开采第一口煤矿后21年,1939年,中国第一口油井也在甘肃玉门诞生了。

  作为古代玉门关的所在地,这座千年历史的丝路古城从来没有想到,在2000多年后,它会因为能源需求而在中国再次崛起。

  作为日后在东北闻名全国的“铁人”,王进喜的故乡就在甘肃玉门,从小就在玉门的油井打工的王进喜,先后见证了甘肃玉门、新疆克拉玛依、和黑龙江大庆作为石油城市的崛起。

  1960年,东北松辽石油大会战打响,作为“玉门闯将”的王进喜带着一支钻井队赶赴黑龙江大庆,下了火车后,“他一不问吃、二不问住,先问钻机到了没有、井位在哪里、这里的钻井纪录是多少,恨不得一拳头砸出一口油井来,把‘贫油落后’的帽子甩到太平洋里去。”

  怀着对建设新中国的热忱,无数的中华儿女奔赴甘肃玉门、黑龙江鹤岗、大庆等资源城市,到了1970年,由于过度劳累和胃癌,年仅47岁的王进喜不幸去世。

  

  铁人王进喜

  王进喜去世的1970年,他的故乡甘肃玉门也逐渐步入了鼎盛时期。

  1955年,鉴于玉门对当时中国石油产业的重要性,国务院正式批准成立了玉门市,到了1980年代的石油产业鼎盛时期,玉门这座典型的石油资源城市的总面积扩张到1.35万平方公里,人口一度达13万人,这是石油城玉门市的巅峰鼎盛时期。

  然而,经过多年开采,玉门的石油产量却逐年下滑,从1959年最高峰时期的140.62万吨降至1998年的38万吨,作为中国最早开发的油田,石油资源日渐枯竭的玉门市内,聚集的不再是繁华的人群,而是一个个日渐萧条的小规模及发展困难的石油企业。

  石油资源日渐衰竭,油尽人迁,到了2003年,玉门市委、市政府在产业衰落的大潮中,无奈放弃了玉门老市区,改而迁址玉门镇,到了2009年,玉门市被国务院确定为全国第二批资源枯竭转型城市。

  

  没落的玉门老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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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源城市,曾经是1949年后新中国的骄傲和明珠。

  随着1949年的江山鼎革,意识形态革新的新中国,在毛.泽.东的带领下,决定战天斗地,“将带有严重剥削性的消费型城市,改造为生产型城市;城市应该成为工业中心,或以基本经济活动为主要功能”。

  考虑到以往的工业过分集中在沿海的京津唐和长三角地区,新中国建立后,出于国防和优化产业分布等策略,开始在邻近原料产地的内陆省份建设一批批工业城市,在此情况下,1949年建国初期只有136个城市的中国,到了1957年,全国城市数量增加到了179个,这其中有71个城市是通过裁撤扩并成立的。

  这些新成立的城市,大多是依赖本地资源、并以新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中新建设的工矿企业作为依托,例如新疆克拉玛依、甘肃白银等煤炭、金属、石油城市在此时期纷纷成立;与内陆城市的繁华兴盛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此时期中国沿海地区共有23个原城市被取消了城市地位。

  

  1949年后中国许多城市因资源而兴

  在新中国由沿海转入内地的新工业化政策主导下,一批批如甘肃玉门、内蒙古包头等新型工业城市拔地而起,与今天沿海地区繁盛、内陆地区没落的景况相比,那时候,甘肃玉门、新疆克拉玛依、内蒙古包头、黑龙江大庆等新型城市,才是那个时代瞩目的焦点和人们向往的繁华之地。

  在毛.泽.东看来,以往的城市是属于“消费型”的,所以新中国的目标是要将这些城市改造成为社会主义的“生产型”城市,而在实行自给自足的发展策略下,能源和原材料工业也成为了1949年至1978年时期中国城市化和工业化的主导方向。

  而在离甘肃不远的甘肃白银,日后这座城市将因为变态连环杀人案而声名暴起,然而,白银的前身,是一座资源城市。

  五十多年前的西北戈壁滩上,由于发现巨型铜矿,新中国在今天的甘肃白银地区先是成立了大型铜硫联合企业白银公司,到如今,白银当地人还流传着一句话说:

  先有白银公司,后有白银市。

  与1949年后无数因为金属、煤矿、石油等资源能源发现而开始建市的新城市一样,白银市也在甘肃广袤的戈壁滩上拔地而起,曾经有连续18年时间,甘肃白银的铜矿产业纳税规模都是排名全国第一。

  1966年,邓.小.平来到白银视察时说:“你们这里是艰苦奋斗,艰苦奋斗就成为了一种白银精神。”

  白银开始被称为“铜城”。人们说,解放军每打3发子弹,就有一发是白银公司贡献的。

  由于白银公司的福利待遇在那个年代实在太好,因此白银公司职工的归属感都特别强烈,这些从五湖四海汇聚到白银的人,通行方言是杂烩而成的普通话,在他们眼里,省城兰州那时候都不是个事,无论说什么,职工们最喜欢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我们白银公司的”,对应的,则是“他们白银市上的”。

  那时候,“白银公司的”人看不起“白银市上的”,他们甚至看不起省城兰州,“气质上就看得出来,(白银)跟其他甘肃地县市区都不一样。”

  那时候,早在1980年代末,白银公司的职工学校里就开始用上了苹果电脑,厂里甚至有自己的电视台,到了1989年,白银市已成为仅次于兰州的甘肃省第二大工业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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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黄金时代即将过去,到了1980年代末期,变态杀人狂高承勇的出现,开始揭示出一个资源时代衰落的风声。

  由于快速的人为造城,以及提倡“先生产,后生活”,这就使得甘肃白银、甘肃玉门、新疆克拉玛依、黑龙江大庆等资源型城市存在一个很明显的人口结构缺陷,即:男多女少。

  由于早期政策不允许携带家属,这就使得这些资源型城市的老年人、儿童和女性的比例都很低,人口男女比例一般为6:4,甚至达到了7:3,例如从1958年开始建设的石油城市广东茂名,就存在严重的男多女少问题;而在重工业城市四川渡口(攀枝花),女工比例甚至只有12.2%;而在新中国扶持成立的纺织工业城市湖北嘉鱼,却是一个典型的“女人城”。

  为了平衡男女比例,甘肃白银在1960年代开始逐步引入轻工业和女性职工。1965年,上海远东钢丝针布厂、青岛纺织机械厂、郑州纺织机械厂内迁部分设备和职工,建立了甘肃白银纺织机械针布厂。

  但女职工的到来,并不能弥补这座城市在改革开放以后,即将面对的市场大潮冲击。

  从1980年代末开始,由于铜矿资源大幅减少,白银的企业效益日益下滑。从1990年代开始,白银公司的职工下岗开始不断出现,而整个白银市的社会失业率也不断上升,正如1990年代失落的东北一样,随着铜矿等资源的日渐衰竭,白银整座城市,都陷入到了一座深深的失落之中。

  此前,白银公司的人看不起“白银市上的”,甚至看不起省城兰州,但是到了1990年代,随着白银市里各个单位的工资逐渐超越了白银公司,很多白银公司的职工开始纷纷吵闹着要从白银公司分出去,并要求划归到白银市里管辖。

  白银整座城市日益涌动着骚动和不安的情绪,作为老国企人的幸福感和价值观不再稳定,有的人开始主动跳槽,有的人回到了原籍,有的人则去了外地,小城里到处弥漫着焦虑的气息。

  与大人们的焦虑对应,白银的少年们开始在学校后面的小山包上打起了“拳王争霸赛”,周末打群架是常有的事,在白银俗称“破头巷”的酒吧一条街里,经常有人打得头破血流。

  也就是在这种日益弥漫的焦虑氛围中,1988年,变态杀人狂高承勇开始了他的第一起杀人案,此后从1988年到2002年的14年间,高承勇先后在甘肃白银和内蒙古包头等地强奸、杀害了11名女性。

  就在白银经济和东北地区一样陷入最低潮时期的1990年代末,1998年,高承勇仅仅这一年就在白银制造了四起命案,据高承勇事后回忆,1998年有一次杀完人他没什么别的感觉,只是觉得“渴得厉害”,自己还在死者家里喝了一杯水,还加了点死者家里的茶叶。

  没有人研究过高承勇杀人的时代背景,但高承勇杀人的1988至2002年,确实是白银作为一座资源城市,从高峰逐渐走向衰落的时期。

  到了2008年,白银市被列入全国首批资源枯竭城市。在一份官方发布的《甘肃省白银市资源枯竭城市转型规划》中这样写道:“在国家首批资源枯竭城市中,白银市属于历史欠账最多、财力状况最差、生态环境最恶劣、面临困难最多的城市。”

  面对那个动荡的时期,灰暗,是中国许多资源型城市的共同关键词。

  

  2016年,连环杀人犯高承勇在甘肃白银被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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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鹤岗、玉门、白银的衰落并非孤例,而在国内,更多的资源型城市也在逐步步入衰落。

  在千年铜都湖北大冶,由于铜矿资源地日益枯竭,这座城市开始日渐没落;而云南的铜都东川市,早在1998年,就因资源枯竭、财政入不敷出而不复存在,成为昆明市下辖的5个区之一。

  作为新中国最早建立的能源基地之一,辽宁阜新随着煤炭资源的日益枯竭和开采成本上升,也陷入了“矿竭城衰”之境。到了2008年,辽宁阜新被正式认定为中国第一个资源枯竭型城市。

  而如同人会经历生老病死等生命周期一样,中国262座资源型城市中,许多城市也开始逐步进入资源衰竭时期,此后从2008年起,国家共分三批界定了全国69个资源枯竭城市。

  但疯狂仍在持续。

  尽管许多资源城市日益走向衰竭,但煤炭的崛起,却在2000年代谱写了“煤老板”的疯狂。

  2002年,随着国家取消电煤指导价,煤炭价格市场化,煤炭价格在之后几年里一飞冲天,从2000年的129元每吨,涨到了2007年的330元每吨。借助于煤炭价格的高企,山西大同等煤炭城市一度如日中天,并由此孕育出了“煤老板”这一个专有名词,而在煤矿资源丰富的山西、陕西、内蒙古等地区,煤老板几乎成了高高在上的神一般的存在。

  借助于煤矿产业,山西人也开始扬眉吐气。

  即使在煤炭产业衰落之后,据《2017胡润财富报告》显示,截止到2017年,山西省拥有600万元资产的家庭数量共有49000户,拥有600万元可投资资产的家庭数量为17200户,拥有千万资产的高净值的家庭数量为16300户;拥有亿万资产超高净值的家庭数量为1460户。

  

  悍马满地跑,一度是山西特色

  而在号称煤城的内蒙古鄂尔多斯,这一座在2001年以前还称为伊克昭盟的内蒙古小城,依靠着“羊煤土气”(羊毛、煤炭、稀土、天然气)四种资源开始日益崛起,到了2006年,由于沿海地区接连出现“电荒”,煤炭价格持续上涨,丰富的煤炭资源给鄂尔多斯当地政府带来了巨额的财政收入,因此政府给出的征地补偿价格高达2万元/亩。

  对于人均动辄拥有几百亩,甚至上千亩荒漠土地的当地农牧民来说,转瞬间,他们就因为征地拆迁变成了千万富翁,而借助“羊煤土气”的资源开发,当地人甚至判断鄂尔多斯亿万富翁至少有七八千人,资产上千万的不下十万人,百万资产只能算是“穷人”。

  从2001年正式改名后,此后,鄂尔多斯倚赖着“羊煤土气”,GDP以每年近30%的速度疯狂飙涨,到了2010年,鄂尔多斯人均GDP已超过了香港。

  在巨大能源财富的加持下,鄂尔多斯人开始疯狂投资房地产,而坐拥天量财富却不知如何投资的鄂尔多斯人,同时也将大量金钱送进入了非法集资人的手中,以坐享年利率30%的“分红”,而此时期颇具代表性的表现,就是鄂尔多斯人拥有的豪车路虎近5000辆,而全市的出租车只有2000辆,到了2010年,中国大陆地区90%的路虎都被鄂尔多斯人买走了。

  在疯狂的财富加持下,在鄂尔多斯老城区30多公里外,一座占地32平方公里的崭新城市也开始拔地而起,大量的鄂尔多斯人开始疯狂投资新城的房地产,这,就是日后被美国《时代》周刊称为“鬼城”的康巴什新区。

  到了2011年,随着全球金融风暴的持续发酵和全国性楼市调控的拉开序幕,鄂尔多斯的民间借贷也走到了击鼓传花的最后一棒,随着非法集资人资金链的断裂,加上金融风暴后煤炭价格的崩塌,煤炭崩盘、债务崩盘、房价崩盘的三座大山相继向鄂尔多斯暴袭而来。

  当初依靠煤炭资源构建的神话,开始逐步崩塌,在最悲惨的时期,鄂尔多斯康巴什新城区部分楼盘从2万元每平米暴跌至3000元,仍然无人问津。

  

  鄂尔多斯空荡荡的新城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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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2008年金融风暴的爆发,与鄂尔多斯一样,山西的煤炭产业也跌入了最低谷。

  也就是在2008年这一年,耿彦波开始出任号称“煤都”的山西大同市长,面对煤炭产业衰落后亟需转型的大同,耿彦波开始在大同大力推广文化旅游产业,并力推投资数百亿元修复大同古城。

  从煤炭大同到文化大同,耿彦波的雷厉风行,是中国资源型城市转型下的一个特例,而曾经荣获第52届台湾金马奖“最佳纪录片奖”的纪录片《大同》,就是以耿彦波作为主角进行拍摄,纪录片《大同》还有另外一个名字,叫做《中国市长》。

  

  为了促进大同的城市转型,纪录片《大同》还呈现了不少颇具特色的画面,其中有一次耿彦波在考察大同古城修复过程时,发现有一处工地涉嫌弄虚造假,耿彦波当场火冒三丈说:

  “一看这家伙……表面看上去还挺老实的,一肚子鬼水这小子,你把我们政府给你的钱拿回来,这个工程不让你干了。”

  

  而就在国家颁布的《全国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规划(2013-2020年)》中,国家将全国262个资源型城市分成了:成长型、成熟型、衰退型和再生型四种类型,而在262个城市中,经国家确定为典型资源枯竭型城市(县、区)的已经达到了69个,其中:

  煤炭城市37座、有色金属城市14座、黑色冶金城市6座、石油城市3座、其他城市9座,涉及总人口1.54亿。

  因资源而兴,也因资源而衰,这些资源城市如人类一般,也难以逃脱“建设-发展-萎缩-衰败”的宿命。

  而就在2016年8月,连环杀人犯高承勇终于被捕,当警察赶到时,他正在自己经营的白银工业学校内的小卖部里做生意,对于这座早已没落多时的西北城市来说,它没有想到在全国范围的再次扬名,竟然是因为出了一个看似“老实”的变态连环杀人犯。

  城起城落有兴衰,就在纪录片《大同》中,原大同市长耿彦波有一次站在高地上,俯瞰着这座原来的煤都,这座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就已叱咤风云的城市,还有无数的同类型的资源城市,即将迎来崭新却又难以预测的未来。

  再见了,那些个曾经辉煌的能源城市,我们依然在远方为你祈祷和守候。

  

  参考文献:

  薛凤旋:《中国城市及其文明的演变》,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5年版

  傅崇兰等:《中国城市发展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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