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政治经济学经典重新经受历史与现实严格检验：有关个体”、“阶级”、“国家”和“制度”的四个视角

仇哲君 徐秀军

如何处理“经典”与“现实”的关系，是政治经济学研究者的日常困惑。这个问题的一个面相是，如何在现实的语境下理解经典？完全回到成书的时代背景按照当时的概念解释经典是不可能的，然而按照当下的概念来重构经典又难免会造成对原有理论的误解。经济思想史学家马克·布劳格（Martin Blaug）也曾为此大费周章。此外，还需解决的是，如何把“经典”应用于“现实”？如果一味崇尚经典，则不免会陷入教条；而只关注当下丰富的成就，又不免被蒙蔽，陷入“辉格史”的困境。面对上述问题，上海交通大学黄琪轩博士所撰写《政治经济学通识：历史·经典·现实》（东方出版社2018年版，以下简称《通识》）提供了一个解答：“回归经典”，也要“走出经典”。

联系“经典”与“现实”的使命

“回归经典”不是对经典内容的简单重构，而是从多个视角出发探寻政治经济学发展中“最根本、持久的问题”。经典也许不能提供最可靠的答案，但是它们带来了经济学研究中一些持久的观念结构，只有阅读它们才能发现既往研究者那些持久的争论，进而为当代研究带来新的灵感。基于丰厚的学识以及多年的教学经验，琪轩博士归纳出了政治经济学思想史中的“个体”、“阶级”、“国家”和“制度”四个视角。

“走出经典”也不是简单地抛弃经典理论，而是“让经典重新经受历史的检验”，对于上述的四个视角，不止要关注它们的理论创建，也要放入理论提出的历史情境与当代的现实问题下进行严格的检验。这也促成了《政治经济学通识》一书独到的趣味性：在每个视角下的附属标题中，你均看不到特定的人物与理论，经典的内容不是原封不动地被概述出来，而是通过诸多现实的政治经济学问题，巧妙地被引入，又被深刻地加以讨论。

政治经济学的四个视角

要从四个视角构建经典与现实间的桥梁，首要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对于“政治经济学”的界定。一个好的界定能够为这些经典提供一个共时对话的平台，将诞生于不同时期，旨在应对不同历史背景的困境的诸多理论纳入当下的语境。《通识》给予的理解是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是“政治与经济的互动”。无论是古典自由主义对管理国家资源与创造财富的关注，还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重视生产资料的所有权问题，以及当下政治经济学的诸多中层理论，都避不开包含两种不同的资源分配方式间的互动：第一种是横向的，依赖于市场与交易来进行；第二种是纵向的，依赖于政府的强制力来分配。对于“政治与经济互动”的研究也即是对于这两种分配方式间关系的探讨。

在界定了研究的内容与范围后，《通识》进一步阐明了将要检验的四个视角，也即是关于政治经济学的四种本体论。它们核心的分歧在于政治经济学中发挥作用的本体是什么：对于亚当·斯密、哈耶克等自由主义经济学家而言，“个体”毋庸置疑是政治与经济互动中的基本单元。而“阶级”对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首要的分析单位。对于李嘉图而言这一主体则是“国家”；而凡勃仑等人则关注“制度”在其中所起的作用。

相较于其他经济史家或是单纯遵循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视角，或是仅梳理亚当·斯密到边际革命再到凯恩斯主义的主流经济学脉络，同时包容四个视角是《通识》追求价值客观性上的创建，这也无疑需要作者对四种视角间联系的细致探讨。通识在篇幅上尤其侧重“个体视角”与“阶级视角”，这体现了琪轩博士对于“自由主义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历史上的持续争论的重视。由于两种理论在范式上诸多的不相容，多年来各自的研究者很难进行有意义的沟通，中国在近年的政治经济学教学上更是面临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主流西方经济理论的割裂。能够在一本政治经济学思想史中对此二者进行对比，并展现这种不同范式应对相似问题的各自解答，也是这本书独到的贡献。

经典与当今时代的问题

除了回归经典，《通识》也要在历史与现实中检验经典。这一检验围绕着政治经济学中一些持久的、关键的问题。有一些问题涉及国内与国际层次的互动，譬如政府应当支持自由贸易还是保护主义，也有关注政府在国内贸易环境中的角色、贸易中的获益人等问题。我们能够看到的是，有一些问题是专属于某些视角的，譬如理性选择理论中探讨的“选民投票率为何持续降低”，就是一个只能在“个体”视角中才会关注的问题。也有一些问题涉及多个视角的争论，譬如对于自由贸易还是保护主义的问题，“个体”视角关注的是国际分工带给国民生活水平的福利；“国家”视角则注重“贸易保护”来扶植国内的幼稚产业和民族产业；而“阶级”视角则批判“贸易保护”为国家垄断资本提供垄断利润，《通识》以这些问题为平台，展现了诸多视角在当代语境下为捍卫自身价值而展开的争论，从而为政治经济学入门者提供了极佳的理解方式。

伴随着诸多问题的是丰富的案例，案例不仅能使我们看到不同视角针对具体问题提供的答案，也能对这一答案进行检验。这一问题导向与案例检验相结合的写法最大的好处是提供了阅读的生动性与概念的清晰性，譬如在谈论“劳工异化”的章节，作者将原著中涉及复杂德国理性哲学思想的“劳动异化”概念通过“日本人幸福感下降”这一经验性的事件巧妙地表述出来。诸多经典由于成书的年代性及其自身的哲学内涵而显得晦涩与费解，更与关注经验验证与“科学化”的当代政治经济学研究相脱节，《通识》中的这种“问题导向”的转写无疑是可贵的，也更体现了作者扎实的理论功底与写作功力。

“问题导向”提供的清晰与生动也为我们进一步把握经典自身的系统性与准确性打开了空间。《通识》专注于诸多视角对特定问题的解答，从而在每个问题下我们都能找到丰富的答案。然而仅仅关注所提的问题本身还是不够的，读者要带着这些问题与答案回到经典中，借助经典自身严密的理论建构，发现特定视角关注特定问题的原因，从而真正理解经典带来的观念结构与提出问题的方式——是在何种历史语境下，基于何种价值关怀，在何种现实问题的促进下，与哪些流派间的争论中，通过何种系统化理论建构而提出的。读者也可以关注那些视角间的争论，将文本中给予的不同解答进行对比，从而找到争论中涉及的关键，真正把握住问题的重要性。

未尽的研究议程

然而伴随着《通识》带来的创见，我们也能发现一些梳理政治经济学发展脉络时的新问题。相较于其他思想史研究与教材的单一视角，《通识》中对个体、阶级、国家与制度四个视角的选取不仅体现了价值上的客观性，也为这四个视角提供了一个相互争论与辩解的舞台。同时将“个体”视角的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与“阶级”视角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并置，也弥补了中国当下政治经济学教学中两种理论体系的割裂。可以思考的是，这四个视角是否不意味政治经济学领域的全部？在《通识》所关注的经典中未收纳经济学发展中有重要地位的边际革命、凯恩斯经济学乃至一系列国际政治经济学专著。对于这些专著，应当采取何种理解的视角，是值得深思的。

《通识》的另一个特点便是其成书按照问题为导向，运用丰富的经验案例来检验视角下的解答。这增加了行文的趣味性，也使得原著中晦涩的概念更加清晰。然而仅仅关注问题而忽视了不同视角的理论建构，这又会牺牲观点自身的准确性。虽然在“回归经典”并“走出经典”上做了诸多努力，《通识》依然无法避免布劳格所说的“理性重建”的局限性。

尽管如此，《通识》作为教课书而言其所述内容的客观性，引入经典的趣味性乃至“问题导向”的案例检验都能有效将初学者带入到政治经济学经典的学习中。对于关注中层理论而忽视了经典中的价值关怀与研究信念的当下，《通识》在构建政治经济学古今对话桥梁上进行了一次有趣的尝试。《通识》为我们梳理了该学科领域中主要的流派与研究问题，从而更有助于我们真正阅读经典，又走出经典。（作者仇哲君为清华大学国际关系系学者、徐秀军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室主任）

责任编辑：秦岭 主编：商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