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相孔子与齐相晏子,道不同不相为谋,春秋博弈,谁败下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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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孔子与晏子,一个是圣人,一个是贤相,一个是大思想家,一个是大政治家,两者的思想有许多投合之处,从大的方面说,孔子主张礼治仁政,向往小康社会和大同社会,而晏子排斥繁复的礼制,但也同样希望人格完善,政治清明,国泰民安,社会和谐。两者思想的相同之处主要体现在:

  

  其一,施行德政。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群书治要》注:“德者,无为,犹如北辰之不移,而众星共之。”晏子认为,古之盛君,薄于身而厚于民,约于身而广于世,百姓内安其政,外归其义。其基本思想都是崇尚德政。

  其二,爱护民众。孔子说:“政之急者,莫大乎使民富且寿也。”并进一步解释说,省力役,薄赋敛,则民富矣;敦礼教,远罪疾,则民寿矣。晏子的民本思想更为彻底,他说:“意莫高于爱民,行莫厚于乐民。”思想最高尚的是爱护老百姓,行为最淳厚的是使百姓安居乐业。

  其三,任人唯贤。孔子认为,智者莫大于知贤,政者莫大于官能,选贤任能,尊贤而贱不肖,则政治矣。他说:“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主张顺应民意,举正直之人用之,废置邪枉之人。孔子为政在于得人的思想,与晏子是一致的。晏子说:“提拔贤人治理国家,任用能人治理百姓,是治国之道。”他指出圣明之君任用人才的原则是,谄媚阿谀之人不能近他的左右,结党营私之人不能在他的朝廷任职;任人之长,不强其短,任人之工,不强其拙。他希望君上所用之人,能表里如一,进不失廉,退不失行。

  其四,修身正己。孔子说:“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又云“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他强调:“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他还有千古之忧,“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也,不善不能改也,是吾忧者”。晏子同样重视修身正己,不仅经常劝谏君上修己安人,自己也恪守古义,清廉俭约,清心寡欲,注重人品官德,为人之型范。

  

  晏子与孔子的分歧主要在于,孔子的治国理政思想过于高远,脱离现实,属于“开天窗”,而晏子的治国理政思想,紧贴实际,接地气。

  从《晏子春秋》中的晏子遗书,就能看出两者的不同之处。

  晏子病,将死,凿楹纳书焉,谓其妻曰:“楹语也,子壮而示之。”及壮,发书,书之言曰:“布帛不可穷,穷不可饰;牛马不可穷,穷不可服;士不可穷,穷不可任;国不可穷,穷不可窃也。”

  晏子病重无法治愈,临终时命人凿开厅堂的柱子放进准备好的遗书,对他的妻子说:“我放在厅堂柱子里的遗言,等儿子长大了再给他看。”

  等到儿子长大了,拿出遗书,遗书上面写着:“布帛不可以缺少,缺少了就没什么可遮身蔽体的了;牛马不可以缺少,缺少了就没什么可以役使的了;士人不可以困窘,困窘了就难当大任,没人可以为自己效力了;国家不可以困窘,困窘了就连窃国大盗都不想要了。”

  晏子教子要守住生存的底线,然后才能有所作为,士人如此,国家亦然。而孔子教育儿子孔鲤,要学好《礼记》《诗经》,切记骄傲自满。两者教子之言,无所谓对错,反映的是两者思维方式、思想和立意支点的不同。

  

  晏子认为孔子不及帝舜,孔子只能做到一部分的美,身处常人之中,他的过人之处就能被看到,何况处在君子之中呢?而舜身处常人之中,就与普通人一样;身处君子之中,就与君子一样;往上同圣人站在一起,本来救列于圣人群中。这就是孔子不及舜的原因。

  晏子承认孔子学问渊博,但他不喜欢孔子,反对儒家学说过于重视形式和儒家繁复的礼数。孔子到齐国去,见到了齐景公。景公对他很赏识,打算把尔稽封给他,于是就把这个想法告诉了晏子。晏子回答说:“千万不能这么做。此人倨傲自大任性,不能教导下面的人;爱好音乐放纵百姓,不能让他亲自管理百姓;安于天命倦怠人事,不能让他出任职务;主张厚葬浪费民财让国家贫穷,主张长期守丧而让人哀伤不止旷日费时,不能让他为民父母;实行道义难在人的内心,而儒家只注重外在之美,因此改变衣服样式,尽力修饰仪容,不能引导民众教导百姓。自从圣贤出世,周王室就衰微了,威严的礼仪日趋烦琐,而百姓的品行却越发轻薄了;声歌音乐繁多普及了,而社会道德却越发衰败了。如今孔丘鼓吹音乐使世风奢侈,修整管弦歌舞以聚集门徒,使上下、尊卑、进退的礼仪越发烦琐以显示威仪,致力于行走的步伐节奏来向众人示范;孔丘虽学问渊博但不可以做世人的楷模,劳心费神却无异于百姓;即使人们把寿命延长一倍也不能把他的学说全部学会,即使到了壮年也不能完全理解他们的礼数,即使聚集了很多钱财也供不起他那些音乐;他只会繁缛地粉饰歪门邪道来迷惑当代国君,大肆制乐作歌来浸淫蛊惑百姓。他的主张,不可以向世人显示;他的学说,不可以引导百姓。如今君上想封给他土地,用他的那一套道义来改变齐国的风俗,这不是用来引导众人保护百姓的做法。”

  景公说:“您说得对啊!”于是对孔子以厚礼相待,并没有赏给他封地,恭敬地接见但并没有向他询问治国之道,孔子于是离开了齐国。

  晏子反对儒家繁复的礼数,不等于他反对礼的实质。晏子曾说:“礼可以治理国家已经很久了,它与天地并立。国君品德美好而不邪恶,臣子忠诚而不怀二心,父亲慈祥而善于教导,儿子孝敬而敢于劝告,兄长友善仁爱,弟弟恭敬而顺从,丈夫和气而仁义,妻子温柔而贞洁,婆婆仁慈而随和,媳妇顺从而温婉,这是礼的实质了。”

  

  晏子不待见孔子,孔子有机会也常表示对晏子的不满。晏子到鲁国出使,拜谒鲁君后,孔子批评晏子不懂礼数:上台阶越级,在堂上小步快走,跪着接玉……晏子辩解说:“我听说在厅堂上,国君和臣子各有自己的位置,国君走一步,臣子要走两步。鲁君来的时候走得快,所以我上台阶跨越而行,在堂上小步快走,以便于达到我的位置。鲁君授玉时身子低伏,所以我跪下以便降低位置。况且我听说,大者不逾闲,小者出入可也。”孔子只得待之以宾客之礼。

  有一次,孔子来到齐国,拜见齐景公。景公说:“先生怎么不去见一下寡人的相国呢?”孔子说:“我听说晏子侍奉三位国君而都很顺服他们,这说明他有三个心,所以我不想见他。”

  孔子出去后,景公将他的话告诉了晏子,晏子说:“不然,不是我有三个心,而是三位国君同为一心的缘故。三位国君都希望国家安定,所以我都能顺服。我听说,正确而被说成错误,错误而被说成正确,都是错误的。这二者孔子必居其一。”

  

  晏子在齐国为相的一段时间,孔子也曾在鲁国为相,两相相争“必有一伤”。孔子为鲁相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么迂腐,纯任礼乐治国,而是颇显法家威势,政声远播。比如声言对“析言破律、乱名改作,执左道以乱政者,杀;作淫声、造夷服,设奇伎奇器,以荡上心者,杀;行伪而坚,言伪而辨,学非而博,顺非而泽,以惑众者,杀;假于鬼神时日,卜筮以疑民者,杀。此四诛者,不待时,不以听。”史记,孔子为鲁司寇,摄行相事,朝政七日而诛乱政大夫少正卯,戮之于两观之下,尸于朝三日。孔子为削弱三桓而“堕三都”,虽不彻底,但一改其柔弱的儒家形象。夹谷会盟,孔子有勇有谋,迫使齐景公在修好盟书上签字,并归还了过去侵占的鲁国的郓地、汶阳和龟阴土田。

  孔子为鲁相,齐景公为此担忧,对晏子说:“邻国有圣人,这是敌对国家的忧虑。如今孔子为鲁相,怎么办?”晏子回答说:“君上不必忧虑。那鲁国国君,是个昏庸软弱之君;孔子是圣明的相国,很强势。君上不如私下里表示对孔子恶尊崇,暗自许诺他作齐国的相国,孔子强行劝谏而鲁君不听从,一定会瞧不起鲁君而心向齐国,而君上不要接纳他。自绝于鲁国,又不被齐国任用,孔子就陷入困境了。”

  过了一年,孔子离开鲁国来到齐国,景公不接纳,所以孔子困厄在陈国、蔡国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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