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首美国民歌,启发余华写出了《活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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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首美国民歌《老黑奴》,道尽了一位老黑奴经历的一生苦难:时代的动荡让黑奴受够了折磨,家人都先他而去,而他依然友好地对待这个世界,没有一句抱怨的话。读者看到这里,是不是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这正是《活着》的原型,一部高尚的文学作品竟起源于一首美国民歌,不禁启人深思。

  

  余华在《活着》一书的韩文版自序中说道:“‘活着’作为一个词语,是力量的代表,它的力量不是来自于喊叫,也不是来自于进攻,而是忍受,去忍受生命赋予我们的责任,去忍受现实给予我们的苦难和幸福、无聊和平庸。”生命不是一帆风顺的,碰着岛屿与暗礁才能翻腾起美丽的浪花。如书中主人公福贵一般,出生于地主家庭,家业却被自己一手败掉,正值壮年强征充丁,好不容易回家,但是没能见着母亲最后一眼,以为以后能和老婆孩子过上贫穷但快乐的生活,却不知道命运赠送的礼物,暗中都标着价格。

  

  《活着》是一部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品,“作者沉湎于想象之中,却又被现实紧紧控制”。作为一部作品,它引起了多国读者对于那段特殊时期中国国情的思考。曾经有一位意大利学生向余华提问,为什么《活着》在那样一种极端的环境中还要讲活着而不是幸存?生活和幸存之间轻微的分界在哪里?余华先生这样回答他:“在中国,对于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来说,生活与幸存就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它们之间轻微的分界在于方向的不同。对《活着》而言,生活是一个人对自己经历的感受,而幸存往往是旁观者对别人经历的看法。

  不得不佩服余华对于活着与幸存两个词理解的深刻,正如前不久发生的巴黎圣母院大火事件,很多人便将当年法国火烧圆明园与之联系起来。对中国人而言,圆明园仍然活着,活在国人心中,永志不忘,而巴黎圣母院却只是幸存于大火之下,一把火烧去了800年来积累的文化底蕴,纵使1:1重修,也修不回被火夺走的深厚底蕴。

  在旁人眼中,福贵的一生是苦熬的一生,可是对于福贵自己,他更多地感受到了生活的幸福。命运于他而言,不是敌人,而更像是一位老友,他们相互感激,同时也相互仇恨,谁也无法抛弃对方,谁也没有理由埋怨对方。这又何尝不是现实中,我们与命运的、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呢?

  老黑奴和福贵,生活在不同的国家,经历着不同的时代,属于不同的民族和不同的文化,但却有着一样的生活信条——人是为了活着本身而活着,而不是为了活着之外的任何事物而活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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