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政府大市场，让资源穷省蝶变成经济强省，人均收入全国第一

一

中国大陆31个省份，以“江”为名的有两个：一个浙江（钱塘江旧称浙江），面积10.55万平方公里；一个黑龙江，面积47.3万平方公里。

改革开放初期，浙江的GDP为123.72亿元，常住人口3751万；黑龙江的GDP为174.81亿元，常住人口3130万。

而2018年末，浙江的GDP为5.62万亿，常住人口5737万；黑龙江的GDP为1.64万亿，常住人口3773万。

从上图可以看出，改革开放40年时间，黑龙江的GDP从比浙江高出41.29%到逐渐被反超，而且落后的比例越拉越大，直到2018年，黑龙江的GDP已经只有浙江的29.18%。

黑龙江从“人少钱多”变成了相比之下的“人少钱少”，而浙江从落后于人50亿GDP变成了反超4万亿，并且人口大幅增加了2000万，实现了“人财两旺”的局面。“两江”的发展变化可谓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我们不禁要问何以至此？

求释君之前写过《南北经济的天平何以大幅失衡：产业结构还是人文环境？》，文章里提到了南北经济分化的部分原因是产业结构不同，北方是能源、重化工业为主，南方是新经济为主。

但产业结构的不同只是经济分化的浅层次原因，深层次原因在于南北地区的资源禀赋不同。因为资源禀赋不同，所以南北选择了不同的产业结构，从而走上了不一样的发展之路。浙江和黑龙江刚好是南北地区在资源禀赋方面存在巨大差异的典型代表。

二

资源丰富、地大物博一直以来都是黑龙江引以为傲的资本。

黑龙江土地条件居全国之首，是世界著名的三大黑土带之一，总耕地面积和可开发的土地后备资源均占全国十分之一以上，人均耕地是全国平均水平的3倍左右。

黑龙江石油、石墨等10种矿产的储量居全国之首，原油产量占全国20%，大庆油田是我国最大的油田，煤炭储量居东北三省第一位。

全省林业经营总面积3126万公顷，占全省土地面积的68.9%，森林面积、森林总蓄积和木材产量均居全国首位，是国家最重要的国有林区和最大的木材生产基地。

在黑龙江13个地级市中，有7座属于资源型城市：“油城”大庆，“林城”大小兴安岭即大兴安岭和伊春市，“煤城”鸡西、鹤岗、双鸭山市、七台河。

而浙江呢？面积仅有黑龙江的五分之一，狭小暂且不说，竟还有着“七山一水二分田”的先天不足。

1978年初，浙江人均耕地0.68亩，不足全国平均水平的50%，耕地的产出仅够果腹；由于山高水深，交通极为不便，人称“浙江到，汽车跳”。从省会杭州驱车前往距离不过400多公里的边远山区县市，竟然需颠簸劳顿近20个小时。

再看各类矿产资源，几乎没有，名声最响的浙江北部国营长广煤矿已于2007年因矿藏枯竭彻底关闭。以全国平均指数为100计，浙江自然资源人均拥有量综合指数仅为11.5，即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11.5%，仅略高于上海及天津，居倒数第三。

三

然而，改革开放40年后，资源丰富、地大物博的黑龙江的经济却陷入了困境，GDP从改革开放初期的全国第8名变成了今天的22名，从人口流入地变成了人口流出地，成为全国首个养老金结余被花光的省份；而浙江经济却一路过关斩将，GDP从第12名到稳居第4名，2018年浙江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55574元，是全国平均水平（39251元）的1.41倍，自2001年起连续18年排名全国各省（区）第一名，要知道，在改革开放初期的1978年，浙江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仅为332元，是全国城镇平均水平的96.8%，居全国各省区第11位。从不及格到班里的第一名，浙江实现了完美的逆袭。

如上图所示，自1992年到1999年，浙江GDP年均增长14.6%，推动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实现年均实际增长6.7%。2000年到2017年，浙江GDP年均增长10.6%，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年均实际增长8.6%，收入实际增速较1978-1991年和1992-1999年分别提高1.4个和1.9个百分点，基本实现了与GDP同步增长。伴随着收入分配体制的不断完善，城镇居民实实在在的获得感不断提高。

人均收入最高，消费支出也是全国第一。2018年浙江居民人均消费支出29471元，比全国平均水平（19853元）高9618元，居全国省（区）第一位，刨除了直辖市。

浙江40年改革开放的过程就是浙江“民富”的过程。

目前浙江共有72位亿万级别的富豪，排在全球第二位，仅次于拥有硅谷和好莱坞的美国加州。

一方面富豪很多，另一方面，浙江省内经济发展也很均衡，不存在“一面欧洲，一面非洲”这种的经济水平迥异的局面。北部的杭州、嘉兴，东部的宁波、台州，南部的温州，中部的金华，各有亮点各有特色。不存在一个市、两个市经济独大的局面，而是四处开花，四面飘香。经济发展成果由全省各地人民共享。经济发展了，杭州人民富裕，温州也富裕，金华也富裕。

为什么资源如此贫瘠的浙江，人均收入却这么高？富豪却那么多？

而资源丰富的黑龙江经济却日渐没落，鹤岗的房价不是跌落到一套才几万元嘛。

资源不是好东西吗？

好像还真不是。

四

经济学上有个术语叫“资源诅咒”，也称“荷兰病”，是指自然资源的丰富反而拖累经济发展的一种经济现象。

荷兰上世纪50年代因发现海岸线盛藏巨量天然气，而迅速成为以出口天然气为主的国家，其他工业逐步萎缩。资源带来的财富使荷兰国内创新的动力萎缩，国内其他部门失去国际竞争力。至上世纪80年代初期，荷兰经历了一场前所未有的经济危机。

放眼全球，日韩两国资源十分贫瘠，地理位置可以说也非常差，却是世界一流的工业强国，俄罗斯地大物博、资源丰富，靠卖石油和天然气过日子，可日子却越过越落魄。

资源到底是如何诅咒了一个地区的发展呢？

根本原因在于下面这四个字—路径依赖。

资源不等于价值，资源流动才能创造价值。从资源到价值，还有非常复杂的流动路径。

很多资源型城市不会在资源丰富、经济兴旺的时候进行长远规划，不会或很少考虑资源消耗光该怎么办，即使考虑了也难以真正改变。

因为在它资源丰富的时候，最有效的价值实现路径是直接卖。

其他路径比如深加工，一方面需要投入，另一方面别的地方已经有了，因此其他路径不高效，也就不会形成。黑龙江原油产量占全国20%，但加工量却只占全国3.6%。

而随着卖资源，该地越来越兴旺，形成了一系列配套体系，这条路径越来越稳定，其他路径形成的可能性也越来越小，直到资源消耗光。等到衰败时，才发现自己的产业太单一，其他的产业太弱小，根本撑不起来一个地区的经济。

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因为自然资源是靠不住的，是会枯竭的。

而没有自然资源的浙江却成功的实现了“无中生有”的经济奇迹。

浙江500多个傲视全国的区域特色产业集群中，至少80%完全没有当地资源的依托，属于彻头彻尾的无中生有。

苍南县与人参鹿茸毫不搭界，其县城灵溪镇竟一度成为中国南方最负盛名的参茸集散中心，满大街用麻袋堆放的高中低档人参足以让所有到访者目瞪口呆；

海宁市本地不出产一张毛皮，却崛起了全国最大的皮革市场，年产皮衣上千万件；

嘉善县没有森林也不产木材，平地而起的数百家胶合板企业的年产量占全国市场三分之一，一个只有30多万本地人口的小县城的生产能力，超过了世界胶合板传统强国马来西亚整个国家；

新昌是浙东典型的山区县，“八山半水分半田”，只有38万常住人口，可就是这样一个资源贫瘠的小县，每年生产摩轮1000万套，约占全球摩轮产量的四分之一；

桐庐县是位于浙江西北的一个小县城，是全国闻名的“中国民营快递之乡”。1993年，桐庐县钟山乡夏塘村的聂腾飞、聂腾飞兄弟离开家乡到杭州打工，替人出差跑腿送件，一单可以赚70元，一年后兄弟俩赚到了“第一桶金”2万元，自此成立申通。中通、圆通、韵达都是在申通之后，甚至可以说如果当年没有申通也就不会有后来的中通、圆通、韵达。

五

“资源诅咒”我们理解了，但资源好歹可以助推前期经济发展啊，没资源咋发展呢？

其实浙江并非真的“零资源”，所谓的零资源是传统意义上的。

什么是资源？资源有物理资源，也有非物理资源。以黑龙江为代表的资源大省所富有的是物理资源、自然资源；而浙江虽然缺乏物理资源，却拥有宝贵的非物理资源--人力资源、企业家资源和“四千精神”，这才是农业经济之后，新经济时代最为稀缺、难以复制的宝贵资源。

穷则思变，变则通，通则久。追根溯源，浙江人敢闯敢干的创业精神是被恶劣的自然资源逼出来的。改革开放后，浙江商人的“四千精神”为人称道，即“走遍千山万水，说尽千言万语，想尽千方百计，尝遍千辛万苦”。

“白天当老板晚上睡地板”的浙江人，拖着本地生产的袜子、领带、拉链、皮鞋……出现开往全国各地的绿皮火车上。是的，就是这些小商品，而且是原始的批发生意，但实实在在地帮助浙江老板们赚到了第一桶金，几乎浙江的第一代民营老板都有过类似的经历。

如今，浙江200万家民营企业茁壮成长、蓬勃发展，具有“6789”的特征，贡献了全省65%的GDP、74%的税收、87%的就业、91%的企业数量。

在2018中国民营企业500强榜单上，浙江共有93家企业入围，这是浙江连续20年上榜企业数位列全国各省市第一。而该榜单中，黑龙江只有1家民营企业位列其中。

六

但，无论是哪个时期，浙江人还是那群浙江人，为何过去贫穷而改革开放之后才富呢？为何过去叫人口负担，而现在叫人力资源呢？

正如前文所说的，资源不等于价值，资源流动才会创造价值。

正是因为浙江省各级政府构建了“小政府大市场”的模式，放手让民间去试去闯，让人才流动，让民企自由成长，让企业家精神遍地开花，才成就了今天民富的浙江。发展归根结底是为了人民，也必须依赖人民。

改革开放初期，浙江各级政府对民间敢闯敢试敢为天下先的举动给出的是默许和宽容。这一姿态的基本前提是，他们较早就清醒地意识到，浙江民众日子很苦，政府可资运作的资源有限，放手让民众为家庭和家园摆脱贫困“八仙过海、各显神通”。

“政府一毛不拔、事业兴旺发达”，看似批评政府，恰是表扬政府。

1984年，6300多户“有点钱”的乡下人集资2亿多元，中国第一座农民城龙港旁若无人地从昔日的滩涂上崛起；
1990年，很想“飞起来”的老板们掏出了占总投资额80%的9000万元真金白银，中国第一个以民间集资为主的温州机场建成首航；
2003年，浙江开建世界最长的杭州湾跨海大桥，17家民营企业组成的6家投资公司占股55%，启动了中国民间资本进入“国字号”大型基建项目的破冰之旅；
2005年，中国首条民资参股的干线铁路衢常铁路动工，浙江民营企业独家持股18.88%；
2017年，中国首条民营控股高铁项目杭绍台铁路开工兴建，由复星集团牵头的民营联合体占股51%。

即便是改革开放走过了40年，盲动的自发开始更多地让位于理性的自觉，社会经济的转型与提升需要政府更多的有效作为，但浙江主政者依然坚信放活民间才是最好的出路。从倡导“店小二”精神、推行“四张清单一张网”到承诺“最多跑一次”，作为构建小政府大市场最为成功的省份，让民众及其身后市场的力量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的理念，已经深深植根于这片大地。

改革开放40年，浙江和黑龙江的相向而行告诉我们：外部的自然资源越挖越少，坐吃山空，终究会陷入“资源诅咒”的陷阱里；而以人力资源、企业家资源、创新精神等为代表的内部资源却会越挖越多，生生不息，永不枯竭，当然，要挖掘这种内部资源，需要明确的市场规则，清晰的产权界定，完善的法律法规等。

希望陷入“资源诅咒”陷阱里的地区及时转变经济发展模式，大胆放手让民间去闯去试，要知道，人民群众就是一个地区最大的资源，最大的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