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季度离职潮涌 年内41家公募发生76起高管变更

今年以来，公募基金依旧在上演着高管变更潮。数据显示，截至4月15日，年内共有41家基金公司发生76起高管变更。其中，有33位高管离任，38位高管履新（代任除外）。

虽然市场行情在逐步回暖，但业内人士向《国际金融报》记者表示，由于年终奖发放、公司董事会和股东会的召开通常集中在一季度，高管人员密集变更属于正常现象。

近80起高管变更

4月12日，民生加银基金迎来新总经理李操纲上任，这也给公募今年的高管变更潮又添了一把火。资料显示，李操纲于3月25日离任鹏扬基金副总经理，历任华夏证券东四营业部副总经理、华夏基金副总经理等职位。

据《国际金融报》记者不完全统计，公募基金今年以来共发生76起高管变更，涉及41家基金公司。具体来看，共有33位高管离任，分别是10位董事长、9位总经理、12位副总经理和2位督察长；共有38位高管履新，分别是10位董事长、11位总经理、14位副总经理和3位督察长；还有一部分高管变更属于公司其他高管临时代任和新基金公司成立的委任。

作为基金投资管理的重要负责人，公募高管的从业水平也成为投资者选择基金公司产品的重要参数之一。但近几年来，伴随着公募高管和基金经理的频繁流动，每位基金管理人投资策略以及风险偏好的迥异，也有可能影响到公司整体投资策略和产品研发，进而影响到投资者的收益。

拉长时间轴来看，公募高管发生频繁变动是从2008年之后，呈现逐步上升的趋势。其中，2015年共发生319人次高管变更，创下公募基金史最高记录，变更最为频繁的职位便是副总经理一职。而与其他年份不同的是，该年的高管变更主要以履新为主，共有195位高管履新，138位高管离任。

事实上，自从2008年以来，市场连续经历牛熊市之后，对公募基金业也带来了较为深刻的调整。由于部分基金公司旗下产品规模和业绩出现连续下滑，导致内部总经理到基金经理等职位不断出现变动，有些大股东背景雄厚或底蕴深厚的公司或借此机会一路高歌冲至行业前列，有些公司业务发展则深陷困境。

多因个人或公司原因

高管频繁变更正成为基金业的家常便饭。相比于高管履新，业界似乎更关注前任高管离任情况。从离任原因来看，上述总经理或副总经理主要因个人或公司决定等原因，但并未有过多详细解释和离任去向说明，不过其背后与董事长之间的关系却耐人寻味。

比如，于4月12日任职民生加银基金总经理的李操纲，其离任鹏扬基金后，不到一个月便火速加入民生加银基金引人遐思。资料显示，鹏扬基金是一家成立于2016年7月的新公募，李操纲在鹏扬基金成立不久后便入职担任副总经理。2018年6月，鹏扬基金发布董事长变更公告，曾经创办华夏基金的公募大佬范勇宏接过董事长一职。

数据显示，鹏扬基金主要以固收类业务为主，2018年二季度末公募总规模为124.62亿元，环比上涨53.53％。2019年一季度公募总规模为289.82亿元，环比上涨3.75％，目前是规模最大的个人系公募。整体来看，公司规模呈现稳定上涨趋势。

从个人履历来看，李操纲此前曾担任过华夏基金副总经理，与范勇宏有过共事经历，此番因个人原因离任颇受业内关注。

铁打的董事长，流水的总经理。记者注意到，近三年来不少基金公司总经理或副总经理频频离任，但董事长职位未发生变动。比如，拥有公募基金管理资格的华融证券曾有6位总经理或副总经理先后离任，嘉合基金曾有4位副总经理先后离任，中融基金曾有4位总经理或副总经理先后离任。

一季度离职潮属正常

通常，公募总经理或副总经理年薪高达上百万，为何会出现高管频频离任的现象？

业内人士认为，主要有以下几点原因：一是经理人员由于自身职业发展规划所导致的离任，譬如想计划从事其他行业，或是像陈光明等大佬自行创立新基金公司；二是高管人员与股东和董事之间在一些方面无法达成共识，如公司发展战略、内部管理问题等，属于公司治理结构问题；三是基金公司高管的激励问题，包括股权激励等在内的现有激励方式无法满足其需求。

据了解，外资基金公司等金融机构比较重视股权激励政策，相对更关注管理人长期业绩，而这项激励政策近几年才开始慢慢在国内公募基金业流行，比如去年扎堆成立的个人系公募。

恒丰泰石董事总经理韩玮在接受《国际金融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今年公募基金行业高管离任数量还算正常。通常一季度基金公司会完成对去年的绩效考核，有些公司还会兑现去年的奖金，另有不少基金公司的董事会、股东会时间安排在一季度，因此这期间会出现一些高管离任现象并不奇怪。公募基金高管在离任后，有些人去了其他基金公司或资产管理机构任职，也有的回到原来委派自己任职的股东单位，还有一部分转去私募基金。

本文源自国际金融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