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运河上的漕帮文化：“临时工”的狂欢与末路

晚清拾遗录（五十八）：强不执弱，众不劫寡，富不侮贫，贵不傲贱，诈不欺愚。

明清两朝，南粮北调，六百多年间的漕运，都是通过大运河直达皇城。按道理说这样一份差事，应该是端上了“铁饭碗”。其实不然，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因漕运聚集在一起的跺工、水手、纤夫，构成了在大运河上讨生活的一个特殊群体。时至康熙初年，“每船运军十名，至三十五年改定为一名，余九名选募水手充之，寻签本军子弟一人为副军。”也就是说，到了康熙年间，一只漕船上额定的十名水手中，除了一名负责人是真正编内“运军”外，剩下的九个都是招募来的“临时工”。每年漕运前后约八九个月，长途奔波，但工钱只有六两银子，不是全无出路的人，一般不会去做漕运船工。

所以，清廷雇佣的舵工、水手等，主要是山东、河南的流民。在靠天吃饭的漕运中，为了抱团谋生，各地夹杂着“临时工”的运军和漕船，按所属地区营卫划分为不同的“帮”，如德州帮、兴武三帮、凤中二帮、赣州帮等，数以百计，盘根错节，衍生出了大运河上特有的漕帮文化。每帮所拥有漕船数量不一，多的有七八十艘，少的不过二十多艘。这些水手、舵工联合在一起时，原本作为雇主的清廷一方，也成了“弱势”，江湖的末路与狂欢在大清年间上演。在道光年间的一次漕运途中，浙江“嘉白帮”和“杭三帮”声称船上代表清廷的兵丁，贪污了应发的饷银，公然向他们勒索银两。

还有的漕帮，敢于直接围困粮道官员，要求“涨薪”。漕帮的活动如果限于此，那真不失于是大清漕运业的“良心公会”。但是在这群江湖“老油条”看来，所谓漕运，就是驾着清朝官船，为朝廷押运粮食，不如索性就扯起虎皮，仗着这一重身份肆意敲诈。因此，他们会用漕船故意撞上运河中的过往船只，然后就说对方毁坏大清的官产，要求赔偿。还有的帮众设计把漕米放到商船上，回过头来诬陷人家偷盗漕米。最肆无忌惮的漕帮，敢于将漕船在大运河上“铁索连环”，拦住河道，公然讨要“买路钱”。漕帮违法乱纪，这群临时工的狂欢，甚至已经狂妄到在光天化日之下打劫行凶。

例如如道光年间，苏北运河上以丁朋铃为首的漕帮帮众，在沭阳等地为祸一方，直到因一次抢劫后分赃不均，几个漕帮“兄弟”打了起来，才东窗事发，以致引来清军围捕。漕帮这种“蓄有凶器，聚众行凶，一呼百应”的狂妄行径，自然引起清廷的不满与关注，在清廷的打击下，漕帮有所收敛，不过清廷也得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毕竟这种夜壶一时半会也没有马桶来代替。到了道光年间，清廷漕运开始逐步启用海路，大运河上的工作机会越来越少，这使漕帮各帮派之间矛盾激化，不同的行帮间，为了争夺有限的工作，少不了大打出手。

“老安”与“新安”间多次爆发大规模的械斗。不过江湖法也则不再有效，因为拳头再硬也没有生存空间，毕竟可供争夺的工作从少到无，漕运水手几乎都失业了，以前船上的“老管”到陆地上当“瓢把子”，漕帮就逐步变身为常说的“青帮”，至此，漕运帮派江湖末路，消于无形。当然，漕帮之消亡，除了自身“临时工”身份的局限，也有江湖帮派安身立命之根基 “义”之丧失，毕竟江湖精神之初心，是墨家“摩顶放踵以利天下”。

参考资料：《略论漕运与运河民间帮派文化》、《清代漕运水手行帮会社的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