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桩诡异的盗窃案，一段偏离轨迹三十年的人生

律师一般都不太愿意碰再审的案件，我也一样，直到A先生给我发来一份落款在1990年的刑事判决书。

时间回到30年前，1989年的A先生，大学刚毕业，分配到某小学任教，因表现优异，很快被学校重用。然而，一桩离奇的盗窃案，不可逆转地改变了A先生此后30年的人生轨迹。

1990年某日晚18时许，与A先生同宿舍的学校出纳，办公桌抽屉被撬，丢失现金五千余元。同宿舍的A先生成为怀疑对象，未经世事的A先生很快在逼供、诱供、指供三板斧下，“配合”侦查机关完成了一系列证据链，并被判处五年零六个月刑罚。

当我见到从福建远道而来的A先生时，仍然惊讶于他的精神状态，思维敏捷、表达清晰，甚至对于30年前的侦查、庭审情况，仍能事无巨细回忆起来。

时间能放大极多东西，努力、懒惰，热爱、憎恨，价值、虚无，所有眼前的卑微，在三十年这个尺度上，都会得到无与伦比的放大。

我不知道是什么让A先生在经过三十年的时光后，仍然清晰地记起所有这些细节，但在那一刻，我选择相信他的无辜。

经当事人同意，将咨询情况整理成稿并发布如下：

A先生：

结合刑事判决书及当面沟通情况，形成申诉工作指引如下，该申诉指引仅基于目前所掌握情况，供参考。

一、在案证据体系内在逻辑

刑事案件定案要求证据间形成闭合锁链，达到确实、充分的地步，足以排除合理怀疑，得出唯一结论。对于本案，在案卷宗中至少有以下证据：

一是申诉人的有罪供述，系直接证据，至少直接证明了包括案发时间、行为经过、赃款处置等情况；

二是物证，即作案工具螺丝刀及相关赃款，系间接证据，证明作案行为确实存在；

三是证人Ｂ、C等人证言，系直接证据，证明收到寄存、外借赃款的情况；

四是现场勘验笔录、物证提取笔录等，系间接证据，证明案发现场情况；

五是其他低关联性证人证言，如同校老师等，证明作案动机、作案前后异常举动等，为补强性证据。

二、在案证据内部所存在矛盾

一是申诉人供述系违心供述，该供述是诱供、逼供 、指供共同作用的结果。从时间上，对申诉人的供述从前一日下午一直持续至次日凌晨；从手段上，采取了逼申诉人跪着供述，并进行了暴力殴打；从方式上，诱骗申诉人进行有罪供述并退赃就没事了；

二是物证螺丝刀等来源不明，提取手段不合法，且未对其上指纹进行提取，与本案关联性无法得到确认。该物证是典型的“先供后证”，且该螺丝刀系遭受刑讯逼供后申诉人编造出来的“物证”。申诉人最开始供述该螺丝刀于作案后藏匿于申诉人床下，侦查机关搜查未获取后，再次进行讯问，申诉人不得已供述将螺丝刀抛到大海中。但即便是这样，侦查机关仍然不知道从什么地方获取了一个所谓作案工具的“螺丝刀”，并在未对螺丝刀上指纹进行提取的情况下作为定案依据；

三是关键证人存在虚假证述，本案中所起获的赃款根本不存在。申诉人与二证人间本就存在经济往来，证人C曾向申诉人借款，证人Ｂ与申诉人在外合伙经营有生意。申诉人违心供述将赃款寄存、借予该二人，是考虑到该二人有还款能力及还款意愿，但这完全不是客观事实，申诉人也从未将所谓赃款寄存、借予该二人；

对勘验笔录、物证提取笔录、其他低关联性证人证言，因未见到卷宗，暂不发表意见。

三、申请再审的主要突破口

尽管有这样那样的瑕疵及背后深层次原因，但该案证据体系确已基本建立，尤其在现阶段难以阅取卷宗的情况下，难以针对在案证据本身开展申诉工作。

新证据永远是启动再审程序最有力的武器，对于本案而言，证人Ｂ、C所出具的证言均系虚假证述，与客观情况不符。该二人虽然在案发时或出于好意为申诉人退还钱款，但另一方面，却也直接坐实了申诉人有罪。

尤其是证人Ｂ，其在案发前即与申诉人合伙做生意，这方面情况多人均能够出面作证，其于案发后至申诉人被采取强制措施之间，有无从申诉人处收取现金，是影响本案定性，对本案证据体系能够形成根本性冲击的关键点。

如果证人Ｂ在该时间段内根本未从申诉人处收取现金，则无论其出于何种目的为申诉人退还所谓“赃款”，其所退还钱款也根本不可能被认定为本案“赃款”。

证人C亦同理。

如果该二证人愿意出面对当时情况进行澄清，客观还原真相，则本案的所谓“赃款”就根本不存在，本案的证据体系就会遭受根本性的冲击，生效判决所认定的事实也存在根本性错误。

因此，建议申诉人尝试与该二证人取得联系，争取该二证人配合，澄清事实，还原真相。

四、提取证据的注意事项

一是要避免取证风险。在与该二证人接洽过程中，特别注意不要干扰其回忆过程，要让其自主回忆、自主书写、自愿作证；

二是要注意取证策略。由于时间过于久远，该二证人可能存在“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想法。在取证策略上，可以先要求对方出具直接澄清材料，如对方顾虑较多，可以采取发起民事诉讼，以达到固定基本事实的目的；

三是要注意以情服人。申诉人在毕业不久即遭受不白之冤，并因此而导致后续29年内的人生轨迹发生根本改变。该二证人均系申诉人校友、同事，要注重解开与其间的心理芥蒂，争取其主动配合；

四是要树立恒心信心。申诉人遭受不白之冤，并导致整个人生轨迹发生根本性改变，令人唏嘘。但也需要看到，90年代初期的司法环境与今日不可同日而语，当日当时的证据要求、取证手段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是一种时代性的局限。近30年时间跨度下，相关证人也可能会存在记忆模糊等问题。本案在推进过程中，必定还会遇到各种各样不可预知的苦难和阻力，对此，申诉人要树立恒心信心，坚持以法律和证据为出发点，合法推进申诉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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